红颜2005

我们爱谁
我们恨谁
我们不曾爱过谁
我们也不曾恨过谁
爱与不爱
恨与被恨
我们在爱与恨之间陶醉
到最后我们才发现
爱情只不过一场过眼云烟
一场早已注定了结局的游戏
我爱你
似乎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谎言

李玉：女人的心能走多远

今年威尼斯电影节依旧是看上去一水的中国电影，除了李安的金狮，内地大腕们开首映式走红地毯的气势也丝毫不逊国外明星。折腾到最后，得奖的内地影片却是一部几乎没有引起关注的讲四川方言的《红颜》，同样意外的也包括该片年轻的女导演李玉。

“我是9月10号早上参加新闻发布会，被通知拿到了欧洲艺术奖，本来参加的‘地平线’单元是鼓励另类新鲜创作的，倒没拿到，我还挺盼那个的。”后来发行人员告诉李玉，这个欧洲艺术奖是欧洲艺术电影联盟评选出来的，意味着《红颜》的艺术片品味被欧洲认可，将在欧洲3000家艺术院线上映，“这个奖实在。”

因为太匆忙，10号下午颁奖礼上的李玉，依然身着灰色T恤,牛仔裤，“开幕走红地毯我穿了礼服的。”不过当时媒体的聚光灯还在《七剑》《长恨歌》这样浩浩荡荡的剧组上。李玉说，“我没想到得奖，毕竟这只是我的第二部电影，觉得去交流一下会有收获。当然，从功利的角度，得奖还是有帮助的。”尽管这么说，李玉的电影处女作，独立拍摄女同性恋故事的《今年夏天》在2001年就在威尼斯获得了“艾尔维拉。纳塔莉”奖，此前张艺谋的《大红灯笼》是唯一得过此奖的中国影片。

电影《红颜》讲述的是一个10岁小男孩和26岁女人的故事，他们彼此吸引、温暖，直到发现是母子关系，女人离开了。“我10岁那年很喜欢邻居一个叔叔。可能和我缺乏父爱有关系，整天围着他，觉得和他说话很好玩，他給我买了一个红书包。”李玉74年生，但看上去还要更小。她身姿轻盈，漂亮的很有味道，话多了就透出天真本性。当我谈起看过李玉的第一部纪录片《姐姐》的时候，她开心的撩了一下长发，很快进入了谈心的状态。

从早期的纪录短片《姐姐》《守望》，到现在的两部电影，都是以女性的精神困境作为主题，男性角色则面目模糊，不是早逝就是无爱。“从我记事，父亲常年出差，和母亲感情不好，可能他已经有了情人，男性这个概念我自己小时候就很模糊。所以《红颜》中所有的家庭父亲的角色都是缺失的。我也不大会拍幸福的家庭。”这样放弃对男性形象的阐释，和“影片中的主动生活的女性形象”为她带来了“新女性主义电影导演”的头衔，李玉强调“我不是女权主义者。我喜欢男人，享受两性关系。我从不提倡男女平等，这个提法本身就不平等，只觉得男女之间是永恒的自然矛盾，我的作品不想抗议，更不想改变。”李玉说更深层次的主义就留给影评人们去想吧，自己不是有意要拍女性题材，只是凭着本性做电影。“男导演拍女性总是被动受压迫，我却不费力气让女人主动表达，可能天性就擅长。”

将男性作为陪衬的同时，李玉作品中母亲与女儿的关系却异常残酷而鲜活，对于母女关系的表达让很多人“心里难受又说不出”，成为李玉女性电影的特点之一。在《今年夏天》中，母亲给女儿介绍了一个50多岁的男人，发现女儿不爱男人以后，自己嫁给了他；《红颜》里母亲发现女儿怀孕，只能用鸡毛掸狠狠抽打女儿，嘴里无力的重复“你不要脸”。回忆这个镜头，李玉说“我母亲就是那样打我的，只是事因不同。”谈及对自己母亲的情感，李玉总结“又爱又恨”。“母亲是一个失败者。她的父亲兄妹人人优秀，只有她自己爱打扮爱跳舞，没有事业，没有初恋，嫁给父亲又得不到爱情，所以性格忧郁，我出生后她把自己一生没有实现的东西，包括感情的失落，全都强加在了我身上。”在李玉眼中，以往中国文艺作品阐述母女的关系，总是以长辈与晚辈的角度去写，妈妈怎么慈爱奉献，女儿从叛逆到懂事，大团圆的泪水，滥俗的影视剧。“我觉得母亲和女儿，首先是两个女人。从人性的角度，你就理解她们也有互相嫉妒，引起我对母亲恨意的，就是人性那部分。女儿对母亲的逆反，其实是害怕成为母亲那样的人。这种本能的痛感，用在电影里，我觉得可以唤回人的淳朴。”敏感、早熟的女儿心底埋下了对于母女问题的最初思考，这种思考后来反复出现在李玉的各类创作中，成为她女性世界观的一个起点。

不是学院派出身，也没有学过任何拍摄基本理论，李玉拍片靠的是对于人和人之间关系非凡的洞察力。她说自己2岁摇摇晃晃就敢闯到院子里别人家去，就呆在那看。每天放学路过别人家都会有意听和看，“不仅仅是偷窥的快感，那种对一个人的发现太好玩了。我有个邻居平时是慈爱的解放军叔叔，但是回到家就说脏话，打老婆。小学时我开始想探询一个人和各种关系的可能性。”就像电影中偷窥的男孩一样，李玉也喜欢看自己的母亲，“人是在不察觉的情况下最自然的状态，会有不一样的面貌。儿时有一次无意看到妈妈在厨房擦身，背部曲线美极了，臀部鲜活让我惊叹，我在红颜里想重现这一幕，但是臀部的镜头还是被删掉了。”单凭这种观察的本能让进入纪录片行业的李玉如鱼得水。就像怀斯曼评价的，李玉的观察可以让摄影机（观众的眼睛）变成墙上的苍蝇。“什么都不拍的时候，我就会观察。”在央视《生活空间》担任编导的6年中，李玉拍出的片子得了不少奖，96年的处女作《姐姐》在“国际纪录片大会”让怀斯曼等大师惊叹“中国的纪录片已经拍的这么超前了！”到现在还是广院、北影等院校的教学片。“《姐姐》本来是公安部想拍一个优秀警察的家庭，我去他家呆了几天，一家四口，有一对6岁的双胞胎儿女，但妈妈无意中一句‘这个女孩子不讨人喜欢’，一下子就把我留下了，母女之间的敌对很有意思。一个6岁小姐姐被当成大人一样对待，而她觉得妈妈更喜欢弟弟。”在女子监狱发现根本没有改过的吸毒女，在心理医生家发现仇视母亲并且深深恋父的14岁女儿，李玉顺着蛛丝马迹将看似常态的生活的另一面反转过来，她迷恋这种观察、发现和拍摄的过程，“拍纪录片已经决定了我的电影的风格走向。那种积淀很有价值。现在我最怕演员作功课，混沌等于丰富，我的演员大都是蒙着的，那种力量感太棒了，职业演员里刘烨懂得这种方式，无招胜有招，你会觉得他很丰富。”

《红颜》的看片会，崔健、王朔、王斌、洪晃、徐静蕾众多好友都来捧她的场----其实没人看好这部电影，李玉说“四年没做东西，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漂亮女孩儿。”自己躲到场外抽了2小时烟，故作轻松回来，却遭到崔健熊抱和女友们含着眼泪赞许，总算扬眉吐气。李玉对美貌的态度颇为冷淡甚至嘲讽。她甚至没什么照片。“我希望自己老了以后不是美丽的老太太，而是可爱的老太太。女人的可爱更真实。”不看重美貌虚名，也不贪恋舒适物质。李玉的人生有两次中大的转折，一次是95年辞去济南电视台新闻主播的岗位，到央视新开办的《生活空间》当编导；另一次是01年跳转独立电影圈当导演。“我是我们台最邋遢的女主播，我就爱写小说，对化妆换衣服很苦闷。我妈选的路，16岁开始做少儿主持人，大学就一直做新闻主播，连卖烤地瓜的都认识我。房子都分了。我有时候做节目，台领导来看都说我好，我就觉得我的生活是看到头了。”都不知道《生活空间》要不要自己的李玉递交了辞职信，台长说“你明天在北京被车撞死都没人管你知不知道？”“我就是觉得他们连刷马桶都拍挺好玩的。”李玉的路说拐就拐，“5、6年做一件事够长了，那种凭着职业习惯轻松做事的感觉太无聊。反而是人家觉得没谱的，我特喜欢，我追求的是让心灵自由的生活方式。”后来做纪录片也是一样，“干活和创作不是一回事，我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我运气挺好的，每次跳下去都不是深渊。”第一部地下电影《今年夏天》，投资近50万，李玉卖了良乡的房子，又借了20万。“我拍完都不知道还有电影审查这一说，就自己闷头作。结果给禁了。”《今年夏天》只在北大同性恋电影节放过一次，不过海外的放映收回些成本。04年拍《红颜》有经验，剧本改了十几遍通过审查，片子拍完只剪了一些激情戏，公映到现在已经有了40多万的票房，尽管离800万的成本相差还远，客串钱老板的制片人方励迄今投资了四部独立电影，没把挣钱当目标，李玉的心态更放松，“紫蝴蝶不是才7万？”

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指向一个问题，女人面对各种关系交织下的精神困境的茫然不知所措。尽管红颜中小云最后出走了，但她究竟会走向何方还是未知。从小物质生活优越的李玉觉得，现在中国人主要的问题是面临精神困境。“物质发展太快，精神跟不上，你看越来越多物质生活无忧的人自杀或者抑郁，没有特别写实的作品反映。第六代导演反思80年代我不是不同意，只是怀旧完了也要关照一下当下啊。”她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把人带入内心困境的自问，而不是归咎于社会，“但是远远没有完，我就是为了不知道而拍，各种关系交织成的困境，一部片子找不到出路，只是给大家开扇门。我拍电影想知道的问题是，女人的心能走多远？”李玉觉得，有一些女人，不管方向对不对，会让你感觉她的脚步没停。“比如刘晓庆、莎朗斯通、那个80岁还穿粉红衣服的富婆‘小甜甜’。”李玉说自己拍电影也是要往前走的，“张艺谋那么理性是注定成功的人，我自己走的是极端非理性的路子，我的电影是凭本性拍出来的。”
 
人物志：各大电影节的奖项，“新女性主义导演”的名号，为人称道的年轻美貌，李玉已经走出很远了，然而这一切不过刚刚是个开头。当主持人、写小说、拍纪录片、做电影导演，“我只是想知道，女人的心能走多远。”使用全球通多年的李玉明白，不断勇敢地突破常规，探寻和扩张内心的世界，是自己力量的源泉。
 

文/故城

我不是女性/女权主义者，我也无意识于什么是女性主义，但也知道Rosemarie，有幸看到她的Feminine and Feminist Ethics和Feminism and Philosophy，后来看女性视角的电影时都能让我想起这个人和她的思想，如[钢琴课]、[Hilary and Jackie]、[时时刻刻]，还有[红颜]。


水，流逝的生命
一泓清泠泠的碧水，划过两旁的林木荫翳，从上游到下游，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那座小坝形同虚设，隔离了水中的生物却永远无法割断水的潺潺流动，那永不停息的水是时光、是岁月，流逝不返。女孩仰面向天，静静地躺下，涓涓河水从面庞划过，那是窒息的快感，与世隔绝的自在。我喜欢这般的流水和这般的轻描淡写，你和女孩在一起感受着生命的流逝，想想，一秒前的水现在漂向何方？

影片的这一幕出现在第一幕，它似乎在讲述一段经历，一段心路历程，在而后的电影叙事中，水的象征力量更将这种女性自我意识的成长娓娓道来。事实上，水的确在影片中多次出现，给人以强烈的视觉效果。影片的第一幕不仅仅是一个引子，它也有另外的涵义：女孩沉浸在水里，就像回归到母体乐园，给人一种胚胎在母腹中被水包围的感觉；一个新的生命即将在女孩这个母体中孕育。就像在[时时刻刻]的结尾，劳拉自杀时的画面也是卷着海藻类的流水瞬间从床底向两边漫出。流水在可以带走生命也可以孕育新的生命，影片落幕时永流不息的流水是女性自我认知路途的绵绵漫长，但充满着希望。这种对水的理解被翻版到一个巴蜀小镇，我们感受到一样的敏感和一样的情绪。

第二次感觉到的水是在十年后，她也从十年前的小云变为十年后的云姐。疾驶的卡车里，瓢泼的大雨中，云姐又一次感受到被水浸湿的味道，只不过这次换成了雨水。大抵，只有在人物陷入某种困境时才会去寻找雨水冲刷面庞的感觉，[双生花]中力在大雨中唱着天籁般的神曲，内心却被莫名的忧伤与悲痛袭扰。和河水的平缓相比，雨水的力度要强烈些，似乎在唤起女性内心世界的觉醒。但那都无济于事，因为女人的名字前被按上“破鞋”之类的前缀后生命都会归于沉沦，或者是堕落；只有在王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里，“破鞋”这个词才被略带调侃的说成是某种东西的见证——爱情与自由。因此，我们看到影片的水被导演一次次的渲染，力度也越来越强烈，从平和宁静到汹涌澎湃，预示着人物感情世界的变化。

但在结尾母子分离的那一幕，水似乎又回归了舒缓平静，我们看到河水汩汩流动，在动与静之中，小云慢慢找到心路的归途，她没有再去挣扎，也没有漠然接受现实，像开始一样，她开始去追寻流失的岁月和生命。

戏台，男性社会的束缚
小云居住的地方是80年代四川普通的小镇，和[青红]中人们拥有着上海梦不一样的是这个小镇相对比较闭塞，唯一听到的消息就是戏班子里谁谁在深圳如何如何，没人羡慕也太多人去尝试。他们彼此恪守某种规则，谁都不愿意去打破它，小云也不例外。如果不是小云身上的背负的“歧视”，或许结局会不一样。她背负的“歧视”是一个男人造成的，那个男人逃离了这个小镇，而小镇上的男人们却将歧视全部转嫁到她的身上。在同样的街坊与戏台上，女人总是扮演着一样的角色，却有着不一样的结局。

女人的电影中一定会存在某种符号，象征着外在的秩序，是权力压迫的场所，也是反叛的场所。就像小云所处的戏台，有着固有的格局，人们在其中也有着固有的轨迹。戏台在[红颜]中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人物活动的场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符号，这种符号传递着男性意识形态的讯息，它隐藏在这个小镇的社会结构中，并使小云依特定的方式存在——男性意识的被动承受者。

影片中有一幕是小云身着川戏戏服唱戏，台下乱糟糟的，男人们吆喝着换唱流行音乐；来不及脱掉戏服，随着伴奏带传出来的是小云无奈的歌声。虽然老歌[恰似你的温柔]将那个时代的声音传达给了观众，但充满嘲谑意味的是戏服与流行音乐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竟然存在于一个人身体上。那矛盾不仅仅留存于上面的形式，对于小云来说，她的矛盾的身份有着另一种诠释：一方面是她一个问题少女，16岁就未婚先孕产下一子，另一方面她渴望追求真爱，尽管对方是已婚之人，她仍甘愿忍受旁人的非议与戏剧团里的人偷情。如果深入探究这些矛盾的缘由，我们会发现夹杂在小云身上的所有矛盾，都是来源于男性社会束缚和女性自我意识挣扎。无论是戏剧戏台还是人生戏台中，小云都被暴露在众目睽睽下，男人们要求她贞节却又迷恋于女人的身体。这种荒谬的秩序下，女性不同程度的扮演失语者的身份，像[钢琴课]的艾达，也像[灵魂庄园]（The house of the spirits）的克拉拉。

其实，女性臣服于男人秩序或与之抗争都将面临自身意义破碎的危险，而前者的突出代表就是小云的情人的老婆。戏台上，小云被情人的老婆一家在用近似野蛮的方式侮辱，男人世界中迷失的女人歇斯底里的发泄对男性的不满，受害者却是另一个女人。

逃亡，女性抗争的方式
或许，小勇的出现为即将凋谢的小云开启了一道排遣困顿的门。她望着小勇偷来的两条鱼痴痴的笑了，笑得很灿烂也很无奈，因为一个10岁男孩用荒唐表达了这个世界对她的关怀。我不会再用恋母情结这样敏感的词汇去解释小勇的心理，因为那又会变成一种成人视野的儿童，难免会有些偏颇。我更希望那是一种未被融入男性世界的纯洁，就像云姐对小勇说的，“你长大后便不会这样喜欢我”，的确，小勇在用真挚的感情弥补云姐内心世界的缺失。

然而，当得知小勇就是自己十年前产下的婴儿时，她慌乱、她不知所措，这种震动是巨大的。她无法接受的是母亲长久以来的欺骗，是种屈从于社会道德规范的欺骗；为了不再损害女儿的名声，母亲撒下了一个弥天大谎，对于女儿小云，却种下了更为艰涩的苦果。小云不肯也不能与儿子相识，因为她不想让孩子有这样一个被小镇不能接纳的母亲，但她更不愿意看到逐渐长大的孩子被纳入男性世界后的情形，她更想将小勇的纯洁永远留存在心里。当小勇问她，“以后还会见你吗？”云姐用沉默回答了一切。

对于这部电影，我一直以为它是充满希望的。即使影片的结尾，小云选择了离开，逃离了这个是非之地。母亲贴在墙角，用撕心裂肺的哭泣所作的挽回最终只换来了一句，“妈妈，我走了”，但有多少人明白其中蕴含了多少勇气、多少执著。在[时时刻刻]中我明白了那句“To look life in the face，always to look life in the face”，死亡是弗吉尼亚抗争窒息生命的一种绝望的表达方式，就像《达洛维夫人》中所说的“必须有人死，其他人才能更珍惜生命的价值”，因此，我们看到弗吉尼亚最终迈上解救自身的步伐。而[红颜]中小云的逃亡则体现了女性自我觉醒的彻底，像当初王峰（小勇的爸爸）离她而去一样，她也能用同样的方式抗争社会给她带来的桎梏，一个被动的承受者开始以主动的态度面对生命，这可能就是那句“look life in the face”的意思吧。

05/10/31 2:57

红颜式薄命

                                         作者：马小灰

    



    《万物生长》热映，宣传随处可见。冯唐原著，范冰冰主演，这位叫李玉的女导演逐渐在电影圈风生水起。可进了电影院，总感觉被搬上银幕的冯唐的故事，抵不过他的那句“十里春风，不如你”，总感觉范冰冰作为一个与文艺片联姻的花瓶可也还是个花瓶。李玉也算才华横溢，在这个烂片横行的时代《万物生长》没让我们太失望这便是莫大的希望，但我总有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惋惜感。你或许也看过那个以范冰冰大尺度著称的禁片《苹果》，神神叨叨、欲盖弥彰的《观音山》，被大多数观众评论为“看不懂”的《二次曝光》。没错，如果说《万物生长》是还凑合，那这几部片子连凑合都难。而我说的“沧海”，是李玉2005年的早期作品——《红颜》。
当时我像大多数人一样还不知道李玉为何人，可能因为她的片子里还未是一成不变的范冰冰的脸。但初见《红颜》便惊艳，如果贾樟柯的作品可以作为中国第六代电影风格的代表，那这部通篇四川方言对白也没有什么大腕的影片一定是出自个“女贾樟柯”之手。男人镜头下的“红颜”无论是知己、祸水、还是让英雄冲冠一怒，都多数是一种符号式的存在。就像女性主义者普兰·德·拉巴尔说的：“但凡男人写女人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而她是李玉，一个女人在讲另外一个女人的故事，用那种女人特有的细腻而敏感的讲述方式，将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娓娓道来，那情绪的百转千回，作为女性观众看来，又是不一样的化学反应。

影片故事发生在80年代，一个普通的四川小县城。还在读初中的小云意外怀孕，和男友王峰同时被校方开除。不知道好男人能不能好的异曲同工，但渣男总是各有各的渣。王峰为逃避而远走他乡。在小云妈妈和男友姐姐的精心策划下，小云生下了孩子却被告知婴儿已死。十年后，小云已是县里戏剧团的当家花旦，并沦为一个已婚男人的情人。而十年中唯一不变的是小云的迷茫和周围人的歧视。有一天，小云偶遇了10岁的男孩小勇。就像《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的男孩一样，众人的辱骂与歧视在男孩的眼中反而成为保护身边这个美丽女人的理由。小云也在小勇的身上找到了久违的温暖与感动，他们两个成了朋友，小勇对小云甚至还一直有着一丝暧昧的情愫。但直到有一天，小云妈妈告诉她当年她生下的那个男孩，并没有死。小云陷入了是否要与小勇相认的挣扎……
无疑，李玉的这部作品这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里面充满着对女性和命运的思考，即对“红颜式薄命”的思考。如果要把这部影片的中心思想总结成一句话，那便是：如果说“混蛋”是男人这种物种的固有属性，那么多数时候，最懂女人和最不肯放过女人的，其实是女人。
小云妈妈，一个独身且观念陈旧的女教师。丈夫是墙上的一张遗照。本身就是一个悲剧的她以为女儿着想为名欺骗小云孩子的死讯，让小云在十年后坠入更深的打击。很多人就是这样，还没弄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社会道德规范，却先学会了屈从于所谓社会道德规范的谎言，看似善意，实则讽刺。
王峰姐姐，收养小勇是她和小云妈妈共同导演的一场戏，但她的“忍辱负重”也只不过换来了弟弟远方的死讯和丈夫的猜疑离去。这种“忍辱负重”也只不过是感动了自己，女人在“认真”表演，男人却集体缺席。
小云情人的妻子，带着家人对正在表演的小云进行殴打和侮辱。女人在男权世界中不自觉地迷失，当来自男人的背叛发生，她们歇斯底里地爆发着压抑与不满，方式却是施暴于另外一个女人。绝望的小云无力反抗只是呆呆地望着天空，仿佛在接受一场意料之中的宣判。可是谁会注意到，她也是受害者。
这些女人，都是男性意识的被动承受者，却又不自觉地将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施加给其他女人。当年的事情只不过是一棵小种子，却被其他女人和这个观念扭曲的社会以污水浇灌，最终结出一颗硕大无比的苦果。红颜不是祸水，这把红颜浇灌成一场悲剧的种种才是。而女人群体，也无意识地成为每场“红颜式薄命”最有伤害力的帮凶。
最终，小云没有跟小勇相认，男性社会的束缚和女性自我意识的挣扎让小云选择了离开。像《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末路狂花》中的塞尔玛和路易斯一样，“逃亡”仿佛成了她女权主义觉醒的一场仪式。越是无路可退，越是向往自由。当被动承受者以主动的态度去选择自我生命的时候，是挣脱自身桎梏和社会枷锁的第一步。
李玉作为一名女性导演，将其自身的女性意识潜藏于镜头与故事当中，完成自我意识的表达，这是女人的发声，是女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发声。这种视角跟男性导演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为男人潜意识中的强势地位让他们难以客观且没有此种必要性。但千万别以为扭曲化男权的受害者只会是女性。比如影片最后，小云义无反顾地踏上已经出发的火车，火车驶出，空荡荡地站台上只留下独自徘徊的小勇。畸形的男权社会意识，铸造了片中无数病态的女人人格。而这些病态人格，又会不停歇地作用在一个男孩的成长过程中。那么，这个影片中唯一还温暖、真情、不肮脏的男孩，又将会成长为一个怎样的男人呢？

你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名字
　　
　　参加今年第62届威尼斯电影节 “地平线”单元的华语电影《红颜》，讲述的是四川成都附近小镇上一个女孩子的故事：1983年，中学生小云怀孕了，和“肇事者”、同班同学王峰一起被学校开除，小云妈妈谎称孩子已死。十年之后，小云是小镇上川剧团的一名演员，不时到各地跑场，有一次回家在饭桌上遇到了其母的学生小勇，很快，这个10岁的小孩成了跟班儿，整天“云姐”、“云姐”跟着跑……
　　威尼斯电影节的“地平线”单元是为发掘前卫、新锐电影而设，但以《红颜》的实力该入围竞赛单元才是，《孔雀》能征戛纳，它一样可以角逐威尼斯。但《红颜》的名字太俗套太一般了，像一部三流电影，如果只看宣传介绍也很难吸引人，以“薄命、祸水、知己”等字眼来扯眼球，（中凯的碟面上打出了“中国版的《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但是却让《红颜》“参加”威尼斯竞赛单元了！）家庭悲剧的剧情又不免被人归到今年的怀旧电影（《孔雀》、《青红》）套路上去。即使是“一部四川方言讲述的电影”这一招牌也属兵行险着——凡是在成都生活有年，或者看过四川方言剧的观众言犹在耳（几年前网络流传的不要听用四川话说“我爱你”其实所言非虚）。方言，总是你的美酒我的毒药。
　　总之，结识《红颜》的一定是误打误撞居多。据报道说，广州首映是满座，但我9月1日晚上在电影院看《红颜》，上座率不足一成。以极其低极其低的期望坐在电影院里看完《红颜》，我却觉得那些空座位上也有人，并且整个电影院都在感动之中。这其中有乡愁作祟——我几乎第一次发现四川话、确切说是成都话的自然流畅，它的强大，它没有让电影有局促、格局卑小之感，反而饱满、天然、纯粹、静气。除了李劼人先生的小说，《红颜》是我看过的最好的以四川方言叙述的作品（当然这以个人的眼界为限，沙汀先生的短篇我也喜欢）——1930年代的李劼人先生对半个世纪前的成都府叙述世情，而现在导演李玉则叙述20多年前的成都小镇上被命运擦伤的故事，尤其是后者并非李劼人那样土生土长的成都人。李玉是山东人，《红颜》是以剧本《坝上街》获得2002年釜山电影节最佳原创剧本奖，然后才有投资、拍片，才有电影《红颜》。
　　川戏，草台班子，叉鱼，电鱼，剁海椒，厨房，喂自己的鸭子，有多少次我下意识地试图像看碟那样按后退键，让我看清楚小镇的场景——拍摄场地是在成都以南百里外的邛崃县夹观镇。
　　这一切并不全是乡愁作祟，我想细看的还有如下场景——
　　小云产下孩子后，母亲苏老师谎称小孩已死，母女俩站在河边，苏老师洗完拖把，兀自不管地往回走，半途又停了一下，然后又兀自不管地继续走；小勇因为恶作剧被苏老师打了手心，放学就在墙上写苏老师的怪话，写完之后，旋即用袖子擦去苏老师的名字；还有电影结尾处，小云告诉母亲要离开小镇，当她走出门，苏老师一敛之前的严肃和不在意，靠在墙上开始小声地哭起来——正在这时小云又折回来，苏老师又一敛哭态，但当小云再次出门去，我们看到的不再是苏老师而是小云的母亲，几个重复的动作更为有力地偿还了内心的痛苦，也许对于这位母亲来讲，这一刻跟十年前的某些时刻相遇了，而十年之中笼罩在母女之间的阴影同时也去除掉了——那种百感交集。
　　顾名思义地《红颜》是未婚妈妈小云故事，然而灵魂人物却该是那个十岁男孩小勇。小勇在受罚后写苏老师的怪话，但是马上又擦去；苏老师走访王峰的姐姐，发现小勇其实是自己女儿的孩子时，她下意识地把手伸向小勇，这个小男孩却立刻走开给苏老师倒开水——千真万确地，因为他，避开了滥情俗套的桥段，他更千真万确地让观众看到，这是一个内心爽朗果敢的男孩子，我们甚至可以预言他将是一个内心爽朗果敢的男人。正是有了他，《红颜》没有成为沉重的女性悲剧电影，尽管个人的悲剧在其中也不算轻松，即使这个跟班有偷窥、有朦胧的性意识，也没有让人有所谓“乱伦”之感。在小勇的身上并不背负沉重的命题，他一直生活得简单、健康、快活，母亲角色的小云，她的命运何其现实，她注定是一个小地方的人物，注定会被命运伤害（她周遭的人物亦是），十年之前，十年之中，十年之后，都是。惟一不同的，是被伤害过的生命并不困于内心的抱怨，十年之后小云一出场，对于生活她有自己的主张，比起中学生小云，她的世界开朗了，或者说，她已经有了自己的世界和神采，如果她还是那个所谓的“破鞋”，就不会有人注意她。
　　我相信，在苏老师把手伸向小勇时，一定有一个十岁的男孩子在痛哭。
　　我也相信，“……渐渐会有那遥远的一天，你生活到了能解答这些问题的境地。”小云是这样，王峰的姐姐是这样，小勇也会是这样。
　　我为之吸引，这股独特是《红颜》的，也是评价“《红颜》是很好的电影”的原因。即使在开场王峰姐姐打王峰、苏老师打小云两幕，也比《孔雀》、《青红》里“家长VS子女”的场面来得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非暗含重大隐喻。《红颜》合情合理，丝丝入扣，一切都是家常的熟练笔法，并未逃出你我的生活经验。尤其是：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而不是有意义的故事，你看不到所谓的对旧的时代的致敬（怀旧浪潮），当然也没有所谓的宏大叙事。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困境，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悲剧，不要再在个人的命运上过度诠释所谓宏大的时代感了，个人的遭遇永远比所谓的集体命运来得真实——而且多不胜数。
　　也有很多细小的地方不太熨帖。比如王峰家里的台式电风扇，1983年的电风扇应该是铁框的吧？再如小云和小勇电鱼，旁边有不少小孩子说怪话（我甚至听出了口音），其实有小云在，10岁左右的男孩子是不会说怪话的，电影里太刻意。学校开除小云和王峰，选在一个类似下课自由活动的时间，大概没有哪个中学遇上这种事情会如此简单了事。最后火车站一幕，小勇向镜头走来，却有路人闪避，不免有点纪实而非电影了。至于中途载鱼的三轮车翻车，我曾经见过先把车扳正再拣鱼的，也见过先拣鱼再扳正车的——在小镇上，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
　　今年5月，我曾经“逼迫”过一个朋友写小河的现场，他开场就说，我不是乐评人，也不会写乐评，“如果这是一篇全中国最烂的关于音乐的文字，请允许我把它献给现阶段最好的那位民谣艺人。”照葫芦画瓢，当然我也不是影评人，更不会写影评。我只是碰巧看到了一部很好的电影，并且希望你也去看一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