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

我在电影院里看着电影，看到小金智英问妈妈说“所以妈妈现在是因为我所以没能当老师的吗？”的时候，突然哭出声。母亲生养女儿，女儿变成母亲，在金智英这个故事里面，在这个我们都正在经历的循环里，太五味杂陈了。

当女孩子被性骚扰，“你看看你裙子这么短”“干嘛要天天嘻嘻哈哈的冲别人笑”。当女孩子站在成人世界的门口，“嫁人得了”，“我看你就最适合找个人家嫁了”。当女孩子遭遇不公和变故，“现在时代变喽，女孩子事儿越来越多了，多希望生活在朝鲜时代，哪还由得她们”，“啊，疯婆子”。当女孩子成为母亲，“拿着老公的钱在家待着多好”。是因为女孩子孱弱无能吗，也并不是吧，因为当你顶天立地，可能会有人自作聪明地夸你“嗨，你要是投胎成男人就好了”。

金智英是个典型的韩国女性。走在路上迎面擦肩的都可能是她。韩国整体文化氛围是特别开放而保守的。一方面坚持千百年来儒家思想体系的影响，强调着社会关系中的次序，家庭关系中的男女有别等等。另一方面受西方文化影响，在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上以一种非常强烈的态度和方式表达意见。

这个片子好，甚至不是因为能让多少男性幡然醒悟，而是让更多女性抽离生理上的定义，审视你身处的世界，自己，到底在经历什么，经历过什么。以及，作为女性你是否忽略了自己除了女性这层生理意义之外，首先是一个人。

《82年生的金智英》首映日拍摄于电影院

在梨大（梨花女子大学）这几年可以说是强行体验了女权运动的一段经历。上大学的时候对于女权这个概念还云里雾里，以为只要女性在社会地位和财务状况上反超男性就会迎来传说中的女权的胜利。

梨大教给我的是—女权不是变了性别的男权，女权的胜利应该是女性以独立人格存在并获得尊重，与男性共同实现这个社会的平衡，扮演同等重要的社会角色，公平竞争等等。女权可以是宏观而抽象的概念，也可以是非常微小的细节。

之前和我上同一门课的一个博士前辈就把女权问题浓缩进了女性卫生用品安全问题中，通过采访很多女性消费者和业界人士来关注女性权益保护问题。me too运动最高潮迭起的时候，身边很多人把这个事件作为研究课题，当时特别冲击我的是某位上年纪并事业有成的男性受访者说他们男性也很疑惑—“现在的小姑娘们都怎么了？以前从未遭受过非议，甚至非常普遍的一些举动怎么就成了性骚扰了？”

2016年，参加那场著名的大游行

我觉得，可能因为身为女性，并且同样也是在人格和知识结构形成的最重要阶段在梨大度过的缘故，小说原作者把这个社会语境中最习以为常的相夫教子孝敬公婆的画面，不藏着掖着，将已经习以为常的日常，放在每一个试图避而不谈，甚至压根儿还未知觉的人面前—是的，你在经历这些，是的，你可能还未觉察，或者你正在试图忽略，但你知道吗，亲爱的，在作为一个家庭的，甚至整个社会的女性角色存在之前，你首先有权利是一个独立的人。

去年原著在韩国最畅销的时候，我买了书看。特别震撼于作者风平浪静的口吻讲述了最俗套也最忿忿不平的故事。好的故事不见得有多出奇，剑走偏锋讲什么奇谈，也不非得用最惊天动地泣鬼神的表达，但至少得让读者懂，让读者能够共鸣共情。我觉得最让我有冲击感的是写金智英大学时候的青春洋溢，在职场上的斗志满满和结婚生子之后的手忙脚乱迷失自我的落差。

《82年生的金智英》韩文原版

环顾身边的女性，大多数让步，搁置对自我的追求也确实都是源于要扮演社会主流认知中要求女性扮演的角色，以及基于对于女性形象的普遍认知继而提出的对女性形象的要求。是不想做自己吗？不是，是现实在时间和空间上压缩了为妻为母的绝大多数女性几乎所有追求自己独立存在价值的可能性。然而小说和影视化作品有的选择，可以选择最理想主义的解决方案，可以借戏剧化给出最漂亮的答案，当然也可能是种暗示，试图给大众提供另一种可能性—让金智英拥有一个愿意看到“不妥”，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帮她找回自我的老公。

其实，甚至这些都不需要上升到女权。无非就是搞清楚自己面临哪些不公，因为哪些外力而不便，直面，不逆来顺受就够了。既不需要什么高深知识体系支撑，也不用非得为这些事贴上标签。

看完金智英，一方面心里空落落的，一方面觉得幸运，庆幸有人把这些讲出来。俗话不是说吗，说出来就好了。希望因为有人替我们把故事讲出来，我们就都好了。

花开时节的梨大。希望每一位女性都能在自己的生命中花开灿烂。

“她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的——女孩子凡事要小心，穿着要保守，行为要检点，危险的人要自己懂得避开，否则问题出在不懂得避开的人身上。”——《82年生的金智英》

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自2017年出版以来，就引发了韩国社会对该作品的不断争议。一方面，它有着极大的社会正影响力，作者赵南柱凭借该作品获得了韩国“今日作家奖”；以韩国总统文在寅为代表的韩国各界人士都纷纷推荐，呼吁整个社会更多地支持女性。

另一方面，大部分韩国男性对于这本书一直有着非常极端的负评价，痛斥其内容无病呻吟，无故指责男性。而在同名改编电影问世之后，关于这部作品所要表达的女性主义讨论更是甚嚣尘上，久久不散。

向来被很多观众感叹“什么都敢拍”的韩国电影，居然在电影主题上出现了两极化的争议，这是非常罕见的。因为这部作品讲出了韩国社会轻视甚至漠视女性的现实，对韩国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金智英”们的故事

1982年出生的金智英是非常典型的韩国女性。她有一个极为普遍的模版人生，受了教育，找到了工作，后来为了相夫教子而辞职，成为了全职主妇。

但在她的成长的任何年龄段，都会发生一些只有女性才会遇到的困难：家中的任何资源总是让给弟弟多一些；被陌生男性骚扰，父亲却斥责她在太远的地方上课外班；大学社团因为女生少，男生便总是格外殷勤，但从没有女生在社里身兼要职；

女应届生难以找到工作，因为公司顾虑她们结婚生子之后便会辞职，就算被聘用也要提防被放任的职场性骚扰；婚后有了自己的孩子，妻子就必须放弃工作照顾家庭，如果生了女孩还要看婆婆的脸色，而这些经历金智英的妈妈也有……

乍一看，小说缺乏文学性，而且故事琐碎，鸡毛蒜皮的细节各种堆砌，把金智英的人生写成了流水账。然而，正是这如同流水账一般的人生，却是众多韩国女性的缩影。她们的少女时代过着被兄弟比下去的人生，长大了过着以丈夫、家庭为中心的生活。女性想要为了自己而活，像男性一样打拼、工作、养家，是一件出格的事。

种种两性差别对待，形成了人人遵循的社会规律。这些差别是所有人都知道的、然而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的事。社会规律本身便已经从女性的手中拿走了资源和个人发展的自由，然而她们还要被以男性和家庭为主的社会关系所禁锢，是否有人关心过她们会不会窒息？

就算是婚配后选择继续工作的女性，也难以争取与之能力相符的资源和成就。没有任何一位女性可以逃离这种社会现状。

依仗性别产生的压制是没有规律可循的。不像人们可以用敬语的使用、职场的规则来证明等级制度存在，无处不在的男尊女卑缺乏有力证据。女性被看重的身份是姐妹、妻子、母亲，服务兄弟、丈夫、子女是她们的天职。所以，究竟是哪里欺压女性了呢？她们不只是在做份内的事吗？

“金智英”的社会意义

打破“女性天职”这一观念正是《82年生的金智英》的立意，因为金智英的遭遇有力地挑战了那些本是理所当然的看法：被骚扰了不应该再被指责，而是应该被保护，得到安慰和支持；竞争岗位时，不该因为未来会生子而被拒绝录用，反而应该去鼓励男性职员回家尽抚养义务；怀孕期间坚持工作应该得到支持，对育龄女性所受的痛苦应该怀有更多善意与体贴；女人对家庭的付出应该给予更多肯定……对于女性的漠视、不公、甚至是鄙夷的约定俗成，这些观念应该被修正和抛弃。

因此这部作品一石激起千层浪，如踢铁板一样震动了韩国社会。男权主义下的社会秩序被挑战了，女性决定放弃忍耐、争取平等，而男性不再能够堂而皇之地高高在上了，这令男权的既得利益者们感到震怒和惊恐。

他们认为，如果女性不能够安分守己地待在她们所处的次等阶级，还试图与男性平起平坐，就是蓄意挑起矛盾，女性只有不争不抢，臣服于男性，韩国社会才能稳定。

韩国男性对女权主义的态度。图片来源：@侯虹斌 @黑光乍泄

从前的韩国电影以犀利大胆著称。但这几年，商业片模式日渐僵化，对现实问题的反复讨论越来越流于表面，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主题上的拓荒。

而《82年生的金智英》是近年来出其不意戳到韩国社会痛点的作品，因为这个故事很有普世性，只是苦于无人问津。金智英的遭遇，大多数韩国女性都有过，她甚至还算幸运，曾经找到过工作，也有一个愿意主动分担家庭义务的丈夫。可他该做的明明还绰绰有余，就已经能算得上是非常体谅妻子、顾念家庭的丈夫了，这才是真正的悲哀。

文艺作品能够提出这样的意见，发掘出前人没有讨论过的话题，无论是对于文学影视的发展还是整个社会的进步，无疑都有着巨大的推动意义。

日本著名性别研究学者上野千鹤子，在2019年东京大学的入学致辞中说：女权主义（Feminism）绝不是想要女性变得像男性那样，也不是弱者想变成强者的思想。女权主义寻求的是弱者能以弱者的姿态被尊重的思想。

而《82年生的金智英》呼吁的正是这一点：要看见女性正在遭受的躲不掉的艰难，关心她们，支持她们，帮助她们，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做着与该做的完全相反的事。

“金智英”的未来会好吗？

社会意义巨大的作品，在问世之时总是难免波折：因为在粉丝见面会上透露她在阅读《82年生的金智英》，韩国女团成员裴珠泫（Irene）被粉丝抵制和威胁；女团“少女时代”的成员秀英因为推荐了这本书被网络暴力围攻；在《82年生的金智英》公布了主演为郑有美与孔刘之后，两人都被粉丝恳求别参演，同样也遭遇了谩骂与攻击。

裴珠泫（Irene）的照片被粉丝剪碎焚烧（图片来自网络）

由此可见，在今天的韩国社会，一旦有人站在女权主义的立场，就会遭到扑面而来的恶意中伤。所以，《82年生的金智英》的问世来之不易。实事求是地说，这部小说会火，是因为韩国的文艺作品从未有过强调性别平等的语境。

批评的出现，更意味着这个故事被讲述的必要性与时代性。韩国的女人，被男性欺压的女人，她们早已需要这样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82年生的金智英》是演员郑有美与孔刘继继八年前的《熔炉》之后的再度合作。《熔炉》根据光州听障学校教职性侵残障未成年人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上映后引发剧烈讨论，推动了韩国《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熔炉法）的修订，是真正改变国家的作品。

珠玉在前，可以看出两位演员仍有意带来一部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力的电影，但这一次他们不得不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熔炉》

除了原作本身为他们二人带来的嘘声，还有因为虚构故事的限制，使得这部新作很难像《熔炉》那样，依靠着现实案件揪出社会毒瘤，通过立法来改变社会。“金智英”们的生活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只能通过扭转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才能实现，而这很难通过一部电影来达成。

能够继续做的，是鼓励更多像《82年生的金智英》这样的作品被写出来，被拍出来，被广为人知。

只要在韩国依然有公众人物因为支持这部作品而被谩骂和攻击，依然有人因为相信女性的力量而被羞辱和威胁，依然有女性选择放弃生育而被唾弃和责备，这个故事就需要被不断地讲述，被更多的人聆听。

当大量对于女性的恶意一拥而上，难免会淹没那些女性鼓足勇气才发出的声音。唯有不断发声，让更多的女性被听见、被看到，金智英的遭遇才有可能不再重演。

作者| 蓝詹；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把本片推荐给我妈看，我妈觉得金智英之所以会疯是因为太在意别人的想法，怕被婆家说闲话，自己精神上有个枷锁，儿媳妇就应该如何如何。同时我妈表示我爸家里如果有什么事她是不会去搭把手的，关她什么事。

其实我妈的经历跟片中人物又是何其相似。我某个阿姨透露说高中毕业面临恢复高考。某次统考中，我妈在最后一题成为全区唯一正答者，班主任亲自到家里来跟外公说我妈应该考大学，最后我妈为了给家里减少负担直接就业了。我妈听了却说哎呀，有什么好说的。

家中六个子女，前五个是姐姐，最后一个终于是个儿子，有次家里买了两个肉馒头，弟弟单吃一个，另一个姐姐们切开平分。外公是那种女儿出嫁了生了儿子都会很高兴的人。可惜他没看到他唯一的儿子生的是女儿。

我妈不知道因为什么跟我爸结了婚。我一直猜测有年龄大了的因素，结婚是29岁，生我是30岁算是相当晚婚晚育了。家里依然是经济条件不好，刚过了一岁，就找了关系把我送进托儿所了。也不是没想过让婆婆带，只不过婆婆只管着另一个孙子，不肯带我，外公外婆又都死了。然后我有记忆的托儿所幼儿园时代，我基本上都是最后一个来被接走的，因为下班了再骑自行车赶过来的确要一段时间。现在想来我爸好像没来接过我，为什么没来接过我呢，我也不知道。偶尔也会想念坐在妈妈自行车后座抬头还能看到星光的年代。

我爸唯一的好处是偶尔可以买个菜做个饭，但是碗必然是我妈洗的，衣服也是我妈洗，床单也是我妈洗，家里的打扫也是我妈包了，偶尔一个人晾床单会有点吃力，妈妈会让我搭个手。只有他们冷战的时候我妈会拒绝洗我爸的衣服，可以看到我爸自己洗衣服的场面。

会想起上述的种种倒不是因为看电影有感而发，而是因为我爸起诉离婚。对，没看错，不是我妈起诉离婚。我妈虽然对我爸颇有微词，但本着年纪大了将就过吧的心态却也没想过离婚，应该是真没想过。在应诉期间，我突然思考，我的父母究竟承担了多少家庭责任，干了多少活，赚了多少钱？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钱也是我妈赚得多，活也是我妈干的多。90年代中我妈工资就有一千多了，我爸国企下岗开出租，考驾照各种请托要花钱不说，份子钱还经常交不出，多年后我妈回忆起来说那个年代人家开出租都是赚钱，怎么你爸就是亏钱，我当年也没多想，就给钱了，现在想想是我心太大了。其他幺蛾子失业用钱也更是不胜枚举，算下来我爸挣的钱都是结结实实用到他自己身上了。

女性太豁达也不是好事。带着传统的枷锁默默承受不反抗，别人未必会念你的好。我爸起诉之前一次吵架，我妈终于爆发一次说，你不是老把自己是男人挂嘴边吗？你结婚前不是说家里有房吗？你不是在上班挣钱嘛？那以后我什么钱都不出，我就跟着你，家里开销都你来。我爸被说得哑口无言。这些话都是第一次说。我妈的信条是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从来不翻老账，我觉得这脊梁骨戳的太晚了，把我爸养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怪物。不学无术又好吃懒做还吹嘘自己工作多努力，还要家里人什么都听他的，以为自己是家里的小皇帝。

封建的枷锁是一体两面的，既禁锢女性，也要求男性。有句广告词是“谁知养家的男人多辛苦”。对男人的要求就是养家，可在中国又有多少男性可以完全承担起养家的重任？中国女性想当妈虫而不得。还要用新思想去维护男人可怜的自尊心。年轻一代没人做菜没人做家务，因为男性天然就不做，女性心想我凭什么做，我也是小公主。有人担忧这成个什么家，其实不然，这说明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我妈，60年生，不施粉黛，穿着朴素，为家庭奉献了所有，生在红旗下，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历又像智英又像美淑，目前似乎还没有进入新时代。

82年生的金智英

作者:李楷然

人类幼崽研究员

唐山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中国电影资料馆重映了《82年生的金智英》，大厅几乎座无虚席。情节进行到金智英高中时代在公交车上被尾随这里，耳边渐渐有抽泣声响起，到影片落幕时，抽泣声已是此起彼伏，抹着眼泪离座的，不乏很多男性。

也许那一晚很多女性观众在银幕上看到的，不止是主角金智英，她们在金智英身上看到她们自己，看到烧烤店的那些女孩们，看到了身边每一个平凡普通的女性。

金智英是82年生的韩国女性用得最多的一个名字，影片中的主角金智英正像是千万个家庭中作为母亲、女儿、妻子的“金智英”们的缩影：出身平凡，家境普通，大学读国文系，毕业进入一家广告公司，结婚后成为全职妈妈，父母到了退休的年纪依然在做小生意。有着三两知心好友，原生家庭和婚姻也没有显见的重大缺失。读书、工作、结婚、生子，生活每日就像水一样波澜不惊地流过。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然而平静水面下那些细微的旋涡和暗流，涌动在金智英的身体里，只有她自己能感觉到：高中时在公交车上被男同学尾随，虽是有惊无险，那种恐惧带来的冲击力却是经年不减的，作为保护者的爸爸出现后也不免要责备几句“不要穿那么短的裙子”、“不要随便对人笑”，即便金智英穿的是统一发放的校服、连尾随男子的脸都没看清；

工作后参加企划组选拔，终选名单上全员男性，她犹豫再三才敢向上司问出“不选我是因为我能力不足、您不喜欢我吗”，得到的答案是“你能力不错，但也许做不了几年就要结婚生子，无法兼顾家庭与职业”；

生完孩子想重回职场，输入自己的履历和可以工作的时间后，筛选页面却一片空白，唯一能迅速上手且兼顾接送孩子的职业只有附近街区的面包店售货员，而她是国文系大学毕业生。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片中所有矛盾冲突的设置、情节的推进、画面的转换都极尽温和，几乎没有大起大落的戏剧性场面或是极端的角色，唯一对女主“攻击性”稍明显的只有婆婆，但也点到即止、戏份有限。然而东亚社会中女性权利感的丧失很多时候并不仅仅因为遭遇过某几件重大挫折，反而正是那些微小不易察觉的侵犯、打压，与分不清是保护还是限制的“为你好”在成长过程中点滴积累，编织成一张无可脱逃的、繁复细密的蛛网，“金智英们”在其中像是徒劳挣扎的猎物。

就像姑母来家里做客时与金智英的一段对话，再日常不过，却正是这种渗透进女性生活毛细血管里的钳制最好的写照：

“你养孩子再难，也要好好打扮自己，女人应该是漂亮的。”

“姑母，我觉得我不化妆也很美呢！”

“漂亮什么，瞧你憔悴的样子！”

这里姑母虽然是女性，但她的建议却带有深深的男性凝视意味。金智英不是没有试图反对姑母的话，她把反抗藏在和气的笑里，试图用幽默和笑容缓和对话中紧张的对抗性，但很快这小小的矜骄和自尊心又被姑母看似是关心的回应打压下去。这样微妙而令人丧气的瞬间，恐怕少有女性敢说一生中从未经历过一次。什么样的建议才是真的为女孩们好很难界定，但提建议这个举动本身却彰显了提建议者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衡量体系在权力上的高位。

也有人质疑金智英矫情，觉得已经很少有男性能做到片中的丈夫所做的——在母亲面前尽力维护妻子、主动要求休育儿假、为妻子找心理咨询师。但女性在亲密关系中呈现出的黑洞般的、缺乏安全感的、仿佛再多的爱也填不满的低能量状态，不是哪一个具体的男性能修复、弥缝的，因为这种状态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不是某一次单独的事件，而是系统性的、长期性的能量侵蚀与贯穿女性生命终始的权力低位感导致的。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片中的每一个女性几乎都在某个时刻成为被男性同盟所摒弃、所不能理解的“阁楼上的疯女人”：金智英内心深处所有对生活最真实的不满都是在“精神错乱”、“被他人附身”的状态下说出口的，但这种“精神错乱”更多是丈夫定义里的——只有他如临大敌且视之为病态，而智英的母亲、上司以及女咨询师则或是心疼怜悯、或是毫不意外地理解和接受了她的状态；

智英的姐姐中学时曾因抓住暴露狂送警被老师批评“女生不知道羞耻”，家庭聚会上也会因为还没结婚被姑母讽刺“你真是特殊”，她的据理力争被弟弟评价为“你总这么冲动，会出大事的”——她的每一次抗争都让她更加成为父权社会中的异类，尽管周围人“划清界限”的方式可能是温和的（也许只是家常闲聊中的一两句调侃）；

母亲美淑两次因不满丈夫对女儿和儿子的差别对待而爆发，丈夫都是本能地回以震惊、不解、不可置信的眼神，即便妻子情绪崩溃地坐在地上哭诉，他也只是站在一旁。同样的情境下，当智英不堪压抑化身外婆诉说委屈，母亲则是本能地迎上去抱住了她，无需解释、毫无困难地理解了女儿；

智英的女上司半开玩笑地反驳男同事污名化职场女性的言论时，会议室里的男性迅速、无声地结成同盟对她施压——或者说同盟一直存在，只是何时现身的问题而已。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只要女性试图反抗、表达不满、争取权利，不论是温和的还是激烈的，都会被视为异类与威胁。于是所有女性都有可能在任何时刻成为“生病的金智英”，因为定义“什么是正常”的权力不在她们手中。

家庭系统排列创始人海灵格的治疗实践表明，当家庭成员对家庭内部动力和能量流动没有觉知意识时，家庭中的一个后代会承接某位被排除在家庭系统之外的长辈的命运。亦即，一个人的情绪、感受、能量转嫁到同一系统中更为弱势（年龄更小）的另一人身上，不仅可能，在他们同为弱势群体时，这种群体间的“通感”甚至是必然的。片中金智英多次出现身份的游移——时而是大学时代的学姐，时而是母亲，时而是外婆（均是比她年长的女性）——也就不难理解了。

她们都是曾经被男性话语系统排除在外的人，她们都已经或近乎失语（母亲年迈，外婆和学姐死亡），她们连同她们的愤怒、委屈、不甘、悲伤，都活在金智英的身体里，因此金智英因为女性身份所遭受的每一次打压、侵犯、不公，也许看似微小，实际上牵动的都是她身体中这个巨大的女性共同体，在她的精神世界里引发的能量共振是爆炸式的。金智英其实也是失语的，只有借这个女性共同体中的某个其他人之口，才能说出真实的感受，代价是被贴上“精神疾病”的标签。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在这股来自女性共同体的强烈能量的裹挟下，她的自我很容易被淹没。所以金智英面对很多生活琐事产生的愤怒、不满、失望，不是敏感，更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因为她愤怒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愤怒，悲伤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悲伤，几代甚至千百代女性的生命诉求在她身上横冲直撞、要找一个出口。

但正如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里所说，家庭也不过是父权制对女性进行剥削的最小单位而已，“金智英们”回归家庭就像是一头钻进了死胡同：“我总觉得越过这面墙壁，应该就能找到出口，可依然还是碰壁。就算找到其他出路，也依然碰壁。有时候我会想，是不是打从一开始就没有出口。”

那么离开家庭、像娜拉一样出走的话又如何呢？恐怕在初入职场之时，金智英已经从女上司身上看到了答案。

知道她生病后，弟弟终于把那支她眼馋了十几年、爸爸去英国只买给弟弟的钢笔送给了她；知道她生病后，以前登门从不带礼物的弟弟受爸爸嘱托带来一袋红豆面包，尽管俩人都不记得金智英爱吃的是奶油面包，把弟弟喜欢的口味错记成她的。高位者的自省和歉意总是在对方已经不需要的时候姗姗来迟，正如这钢笔；有时这种歉意和补偿甚至根本无关要害、文不对题，如同一袋红豆面包。

-FIN-

家庭主妇的绝望有几人能体会？我敢说，很少很少。至今仍记得有一期《60分》采访金刚狼休.杰克曼，他说小时候，大概六七岁吧，有一天，没有任何先兆的，他妈妈忽然就收拾东西离家出走了，再也没回来，后来他再也没见过她。受访是他主演《悲惨世界》那一年，快五十岁了，说到这件事他还是在镜头前哭起来，他说他是个小孩子，不能理解，现在长大了，仍然不理解妈妈怎么忍心抛弃他。休.杰克曼一直和太太关系很好，拍戏都会带着她去，他们没有要孩子。

斯皮尔伯格的母亲也做过同样的事。爱上丈夫的好友，和他私奔了，那时斯皮尔伯格尚年幼，在学校面对对犹太人的歧视，家庭也没有了妈妈的温暖，可谓内忧外困。她们的年代，正是西方女权觉醒的年代。男人们对自己另一半内心的波涛汹涌竟然毫不知情。《革命之路》里如此，《时时刻刻》里如此，《克莱默夫妇》里仍然如此。她们探索除了家庭主妇之外，女性究竟可以过什么样的生活，扮演什么角色。

这是西方（白人）女性的故事。东方呢？看一看《82年生的金智英》。

我不知道怎么去理解这部电影，它太真实了。金智英的故事是她的故事，也是中日韩等亚洲女性共同的故事--看完后我甚至想，和中国韩国相比，日本算好了，起码钱是交给老婆而且男社畜做的不好是会自杀的。女性多少还有点儿盼头儿。

我不清楚没有婚姻和孩子的观众能了解和感受多少，我一路看一路感到惊心动魄--这几乎就是过去五六年来我和叶卡的人生。想想这些场景：

郑先生早上匆匆的出门上班，有时会转身给忙碌的智英一个拥抱，智英在忙乱中催他快点儿上班别迟到了。他会急匆匆的从公司赶回来只为（可以帮智英）给孩子洗澡。孩子睡了也半夜了，温暖的灯光下智英一件一件的叠衣服，白天推着婴儿车去托儿所后在路边喝杯咖啡，买买日用品就又要接孩子回来，推着回去，喂饭，陪着玩。平时的事情还包括一家的三餐，清洗玩具，清洗浴缸。片中的智英是麻木的，她没有开心也没有不开心，麻木的忙碌着每一天。正如她在片中说：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每天下午的时候看着太阳落山，心里会有一点儿空荡荡的感觉。这是她和郑大贤和孩子的小家庭，日复一日。

大家庭里，每年过年都要回去伺候公婆（以及公婆的家庭），面对婆婆的冷嘲热讽，被催着生孩子，再生几个，生个男孩儿。影片一开始郑大贤说：我们不如今年别回去了，去旅游吧，智英叹了口气说：不回去被念的还是我，不会是你。郑大贤到厨房帮她洗菜，婆婆就在客厅大声说，看我儿子多好，多心疼你，你真是有福气啊。这是他们面对大家庭，家族。

终于智英从生活中捞到一根救命稻草--她的前上司自己创业了，希望她可以加入，而体贴的大贤也愿意休一年的育儿假支持她出去工作，她收到婆婆寄来的中药（因为她在公婆家忽然“鬼上身”--其实是精神崩溃，婆婆觉得她有病），欢天喜地的打过去道谢，说会好好工作。当婆婆得知儿子休一年育儿假让她上班后第一反应是：我儿子大好前程，你怎么搞得！你上那个破班赚的钱够付保姆费和托儿费么！这个细节真实到令人发指，我就知道几个活生生的例子，对白几乎一模一样。

最恐怖的就在于她想了一下，的确觉得自己上班挣的钱没有老公多。她想不到更好的理由支持这个家庭决定。于是她放弃了。继续把自己藏起来。

片中智英忽然像鬼上身一样用另一个人的身份说话时非常吓人，但她说的正是自己想说而没能说出的话，例如在婆婆家，忽然用自己妈妈的口吻说：你知道心疼自己的孩子，我也心疼我的智英啊，你让她来我这儿吧。例如，她忽然用姥姥的口吻对妈妈说：美淑，你不要这样，你牺牲太多了，你一个人去制衣厂工作，供弟弟们读书，我看到你的手上被缝衣针划的伤口每次都很难过，但我没有说句道歉也没说句感谢。

三代韩国女人的故事，投射在智英一个人身上。

这片子让人温暖之处在于虽然进步缓慢，但三代女性以来还是能看到一点点的进步：例如男职员去上性骚扰相关课程，例如智英的姐姐独身，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老师，打破了所有韩国传统对女性的束缚和要求，和姨妈姑爹直接争论（例如：你生了那么多儿子，为啥现在儿子都不理你啊，还得靠女儿心疼你）她做这个举动并不奇怪，小时候她和智英在世界地图上画想去哪儿，她一口气划了四个：芬兰，法国，瑞典，丹麦。智英问为什么？她说因为这些地方没有韩国人啊。

小小的进步还包括，智英的爸爸和弟弟的一点转变，心理医生给她的正面提示，以及她的女强人前主管，自己做了公司。做的还不赖。想不到这故事的缘起是因为结尾处一个小风波：智英推着女儿去排队买咖啡，因为女儿拉她，咖啡洒了，被几个办公室男社畜嘟囔“妈虫”（类似放任孩子在公共场合吵闹的极品家长的意思），她停止收拾，站起来对几个人说：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吗？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吗？你为什么要这样伤害一个陌生人。男社畜悻悻离开。她和心理医生说起这个经历，心理医生问：你说了他之后痛快吗？

她说：没有觉得痛快，但也没觉得丢人。

这部电影其实并不是女权主义电影，她只是一个家庭主妇从心理危机里走出来的故事。如果说她和女权主义有一点关联的话，上面这句就是最好的结局。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恐怖片，其一是觉得真实的令人恐惧，其二是很多看了电影和书的人的观感，男性自不必说了，我看到不少女性也觉得金智英已经很幸福了，她的痛苦都是自己作的，想要的太多了。

真的是这样吗？我是男的都没觉得她要的太多，人的价值真的是只有金钱可以衡量吗？《恋爱的犀牛》里有一句对白：钱本没有用处，它能让你快乐才有用处。金智英去上班可能挣的钱没有郑大贤多，但这不是她本该留在家里的理由。我当然深深明白现实的残酷，一个小家庭，上有老下有小，要还房贷要给孩子上兴趣班以及准备将来。但这里的关键不是如何做到家庭收入最大化，而是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选择--我也听说过非常开心的选择做家庭主妇但被自己父母骂“我花那么多钱供你上大学不是让你毕业了做个家庭主妇的！”，很难说哪种更惨，但这悲剧的核心是在东亚社会里，女性没有选择自己角色的机会和权力。整个社会没有这样的氛围。

这部电影和小说是作者搜集素材之后整理而成的，它用许多具体的事件，表现了许多东亚社会熟视无睹的对女性尤其是已婚已育女性的歧视和无形的压迫，例如婆婆欢天喜地的送金智英一件礼物，重重包裹打开一看：一个土的不能再土的崭新围裙，例如公司里对女性主管的偏见，对性骚扰的处理。因为这样的集中表现，令这部电影多少有点儿用力过猛，一件接一件的事件，一句接一句的刻薄话语排山倒海，有点儿大字报的意思，削弱了它做为电影的艺术性。但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电影，一部东亚女性非人生活大百科。

82年生的金智英，很多人批评它不切实际，把所有对待女性的不公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怎么会有那么倒霉的女人啊

其实，她已经足够“幸运”

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但是还有妈妈爱她，她还能上大学，找到心仪的工作，和心仪的对象结婚，生病了妈妈也能理解她，爸爸和弟弟也试着关心

稍大一些在公交车上被变态男尾随，还有善良的大妈愿意帮她，爸爸批评她不应该穿太短的裙子，去太远的地方学习，但至少接到她的信息愿意来接她

工作后虽然对女性的不公随处可见，但还有不错的女性同事和上司

婚后婆婆不理解，但已经比我们见过的太多作妖的婆婆好很多，更不用提还愿意试着去理解妻子的丈夫

是啊，我们想到那些因为性别一出生就被丢弃的女孩，那些像智英妈妈一样为了哥哥弟弟不能受教育的女孩，那些被性骚扰的女同事，那些被婆婆当成生儿子的机器、被丈夫家暴的女孩，还有那些仅仅因为长得好看或者不好看被伤害的女孩，是不是觉得智英其实也算幸运？

可这“幸运”，给你你要不要啊？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更感到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