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回

才发现窦靖童有颗类似于毛爷爷的肉痣，大鹏导演的扮相就许知远的外型加上孟京辉的调性，演小剧场话剧必须都穿帆布鞋吗？2017年就实行了二胎政策吗？为啥窦靖童的那个王八蛋的“他”要按上山东银身份（对你一个西北人的拷问），总算又在大银幕上再次看到了“王学好”，第三次再大银幕上听到了邓丽君的原唱（尽管还是甜蜜蜜）。陈建斌、迅哥、童童一看就是在演底层人群但他们不是，住的小区楼道也太干净了，墙上一个小广告也没有，牛犇老师身体健康！总觉得看着那那都不对，后来才发现是导演让他们在电影上演话剧，然后把所有的不可能用荒诞一词掩盖，总是需要安排个一根筋的主人公才能推进情节在当今内卷的时代看着是那么不合时宜。看的出来陈建斌老师喜欢《大佛》，要说拿这荒诞和《鬼子来了》是欺负他，但和大佛比我也只能说：差-的-太-远-了。明显陈建斌老师是个已经被时代落下的人，如果说陈佩斯的《顶牛》被时代落下十几年，那《第十一回》就是落下了几年，大师创造时代，匠人守住时代，而建斌老师的理解和表达只能是落下的，因为平凡。在这里我开始原谅国师的《一秒钟》七十岁的高龄竟然没像建斌老师落这么远。小宋佳演的算正常点，但导演让她去演一个抓小三的原配也是透着恶趣味吧（这话得问张黎老师），和糟改的那些人名一样粗鄙。全片就第十回周迅摸了窦靖童的假肚子后和在摩的上的两场戏算是看到了电影的拍法和电影的演法。而且定格在第十回的结尾结束刚刚好，真的没必要去弩第十一回，然后又在出完职员表后再加彩蛋。

是李建设自己弄坏的刹车。原因：1，拖拉机下面的空间狭小，根本不是办事的地方。2，把拖拉机停在个有坡度的地方，显然是经过选择的，而且刹车不是没踩住，是李建设下去后弄坏的。3，李建设在拖拉机下面刻上结婚证，他们死在车下，也算是个仪式，脱了裤子就是要告诉别人，他们是一对。4，赵凤霞很可能事先不知道，但是在车底下知道李建设的想法后也极有可能没反对。

马福礼只是他们自杀过程中的工具人，结果为了自己名誉，毁了李建设的良苦用心。

这片子的各种表现技巧无非是导演对自己才能的自我炫耀，或者是把舞台剧搬上大荧幕后的尴尬，严重影响观影。片子本质上也就是说了说，大家对待感情和感情的后果都是如何选择和处理的，这片子也没那么深刻，没必要过多的解读～

还在19年的时候，就听说了陈建斌的第二部电影长片要上映了，只是没想到这一等竟等了三年，百转千回，《第十一回》可算要好戏登场了。

很多人都将戏剧和电影摆在生活中很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把闲暇的大部分时间都贡献给了它们。而《第十一回》就是一个将戏剧和电影紧紧融合的作品，影片的主要场景分为舞台和现实生活，其中还穿插着大量视觉影像的运用，颇有些先锋艺术的色彩。

电影的主人公马福礼，既是一个在早餐店铺卖豆花的小市民，又是一个极其拧巴且没那么有主见的人；因为自己30年前犯下的罪过，而背上了杀人犯的名声。本以为出狱后的生活能够回归正常，与妻子女儿尽享天伦，却发现自己的事迹被市话剧团拿来改编成了话剧，他平淡的生活被搅乱，无奈中自己又再次深陷舆论漩涡之中。马福礼行走在生活的困境之中，一次又一次的碰壁，只为了向世人解释自己的清白，颇有些像《我不是潘金莲》中的男版李雪莲。

导演在电影中巧妙地借用马福礼的职业身份，用他所卖的豆花作为影片故事中的关键性道具，并借用他在伸冤过程中所遇的两位NPC式人物、看似机缘巧合般吐露出的有关豆花的评价台词：“你这豆花淡了”&“你这豆花咸了”，来向观众传递出导演的态度——“To be or not to be，that's a question”；这句话就像是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对待任何事物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看法。导演将马福礼所深陷的困境摆在了观众面前，豆花的咸淡与否，我们不亲自品尝可能并不能得到一个确切答案，但在马福礼与生活挣扎的经历中，我们对杀人案事件真相的本身以及平淡生活的本质探讨上，其实也有了自己的答案。

影片中这场一直被叫停的戏剧排练中，有一块红色的长方布，演员们时而隐藏在其中，时而挣脱开红布束缚，冲着观众席呐喊宣泄；这红布就像一块可以遮掩任何事物的安全所，将人与人之间的情愫和情欲隐秘其中，甚至也将真相遮蔽，那被刻在拖拉机车底的真相，有谁会真的在意呢？生活仍要继续，你我皆是戏中人而已。

马福礼在经历了一系列事件之后，仍旧没能搞明白自己所做的那一碗碗豆花，究竟是咸了还是淡了；他只是不断地被人告知，“你要有信念感”、“你要相信人物，相信自己”；他把信念感这三个字看得越来越重，牢记心间后还言传身教，把这套教义传达给了老婆和孩子，他已经不再渴望事件能有个很好的解决，他开始选择相信自己所相信的，剩下的一切交给外人去评价吧。

在首映会影片放映结束后，聚光灯一盏盏打开，观众从影像中回到现实，主创见面会上，周迅还是那样的酷飒依旧，一颦一簇尽显她的独特气场；站她一旁的导演陈建斌，身穿一身黑并带着一副墨镜，看上去十分朋克。他在回答影迷问题时说，影片在结尾出现字幕“第十一回”时就全部结束了，后面所出现的所有画面都属于彩蛋范畴，是他当时觉得拍的特别好看却没有剪进正片的影像片段，与正片故事没有多大关联，属于他的小私心，还希望观众不要过度解读；说完这话时，不禁引来全场观众哈哈大笑；在如今这个国产电影市场下，还能在影院中看到一部如此富有导演态度和先锋色彩的电影，真是非常难得。

豆花是淡了还是咸了，这是个问题吗？踏踏实实过好眼前的生活，让自己有所期，有所盼比什么都重要，因为生活中的闹剧终将有落幕的那一天，但新生活的开幕还等着我们去揭开，人总归还是要回归现实的啊！我在观影结束之后，迫不及待的回到家中，立刻点了份豆花外卖，没啥别的原因，就是馋了。

（原载于虹膜公众号）

《第十一回》内容荒诞，所汇聚的阵容，也很「荒诞」，一大批不同领域、不同维度，平时八竿子打不着的优秀演员共聚一堂，而制造最大惊喜的，还是周迅。

那个着装打扮、举手投足普通得仿佛没了身份特征的中年妇女金财铃，实在是周迅出道三十年来所扮演过的一个最具颠覆性的角色。从她身上，你几乎找不到周迅的既定痕迹，但周迅不着痕迹的演绎，如同片中的拖拉机，坡道倒车后碾平了一切固定印象与人设。

这当然不是刹车失灵，而是「司机」有意为之。

好演员其实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在自己天分框定的一亩三分地里，勤恳而仔细地耕耘，把他的天分用到极致，把老天赏的那碗饭认认真真吃了，让人看到他们，或者看到某个类型、某类角色，能够相互联想得起。

另一种则是不安于自身的天赋，管他什么个性特点、脚本框架、人设限定，只要能打破的，突围的，过界的，超越的，都不放过。换言之，这演艺圈就没有他不能吃的饭，就没有他不能演的戏。

周迅就是后者，凤毛麟角的那种。

1.演员生涯的前十回

十七岁那年被谢铁骊导演挖来北京拍摄电影处女作《古墓荒斋》时，周迅像是从自己此前拍摄的挂历画、封面照里头走出来似的，添了小狐狸精乔娜的粉饰装点，眉目举止依然不改本色。就凭这姣好的本色，她在九十年代初引起了陈凯歌的关注。

《古墓荒斋》

在投身他的《风月》之前，周迅完成了学业，也在酒吧有了驻唱歌手的经验，跟最初稚气未脱的少女相比，起了些变化。陈凯歌去了那酒吧，听照片中的女孩唱歌，最后决定让她演一个小舞女。

虽然戏份只有几分钟，但是天赋显山露水了。最被人惦念的那幕，是一身白西服的忠良（张国荣饰）在舞厅饭桌前坐下，递给她一枝红玫瑰，而她只是定定地举在面前，一滴泪从右眼挣出，浇得忠良心里怅怅的。于是，《荆轲刺秦王》又找了她，演那个盲女。

《风月》

这个阶段的周迅，单凭外在，凭直觉，就吃住了镜头。演一些楚楚动人的青涩角色之余，也有人敢让她尝试反叛少女，譬如电视剧《红处方》的导演董志强。这时的她接近于白纸状态，任人摆弄作画，但成品就没有不好的，所有人都在注意这个新演员，看她的可塑性还能撑到什么程度。

就在这样的试探中，周迅进阶了。世纪之交那几年，她迎来了担纲主演的多部代表作，包括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大明宫词》《橘子红了》《射雕英雄传》、电影《苏州河》《香港有个荷里活》《巴尔扎克与小裁缝》《恋爱中的宝贝》……比四小花旦这些名号更有实质意义的，是她天生的表演直觉，终于跟多年的剧组历练产生出完美的化学反应。

《大明宫词》

《自在人间》里有说，周迅懂得了演员的责任，就是干干净净地成为一个空杯子，「让导演去盛放角色的人生处境」。工作节奏越来越快的周迅很迷恋当年可以提前去当地体验生活的日子，扮演《香港有个荷里活》里的风尘女孩东东前，导演陈果就让她到香港即将拆掉的贫民窟铁皮屋里待上一段时间。

《香港有个荷里活》

周迅说，「那个味道我现在都还记得，就是有点发霉的，那种南方潮潮的味道。香港夏天特别热，是真热啊……我觉得，唉，不容易。」一句「不容易」，灌注到角色的命脉里，让戏中曾经出现过的简单快乐，都会成为日后悲剧的强大反衬。回想东东买烧肉、吃荔枝时眼神中的明媚，多少试图压抑的感怀都要败了给她。

《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也是，开拍之前周迅就去湖南乡下待着，吃饭，聊天，都在那个语境中。先在戏里活一遍，这些戏就都被她演活了。

《巴尔扎克与小裁缝》

能够把角色一个接一个演活的周迅，对于角色最强烈的情绪，有着敏感异常的知觉。再度与李少红合作的《恋爱中的宝贝》，叫她塑造了一个染上「假孕」心病的女孩，几次或歇斯底里，或满口胡言的神经压迫，是周迅挑战演技，并把角色痛感精准传给观众的又一次成功试验。

《恋爱中的宝贝》

观众很快就会意识到，从电视剧《大明宫词》到电影《夜宴》，能够说出「太平像一句惊叹，青女像一个呼吸」的周迅，早已不再是个只能「言听计从」的演员了，她洞悉了自己的「灵性」，善用了这难能可贵的天赋，于是可以游刃有余地穿梭在各类角色当中，赋予她们灵魂，更赋予她们与观众之间微妙的共振。

《夜宴》

时间再往后拨一点，中国电影产业的腾飞，复兴了国产片的多元化与主流化。周迅自是顺着这股东风，投身到各式各样的主流商业电影制作中。歌舞片《如果·爱》、爱情片《李米的猜想》、奇幻片《画皮》、谍战片《风声》等等电影一字排开，周迅顺利地从各式「边缘少女」「古怪女孩」过渡到不同背景、不同性格、不同命运的女性角色上。

《如果·爱》

《李米的猜想》击中了很多人心头最柔软处。当找了失踪男友四年，他最终出现在摄影机里时，李米隔着银幕，从喜悦，到羞涩，到惊诧，到失望，到悲伤，就这样一气呵成地流泻在眼眸与嘴角，仿佛时光坍缩为这短暂分秒的阴晴圆缺，等最后几滴泪无声落下，有很多自知的冷暖已经失去了与外人道的必要。这一段，当真叫人百感交集得对周迅动了无限怜惜。

《李米的猜想》

能让人动情如此的角色不少，周迅太懂得钻入人物深层内心，在那里点着一把火，令观众一同感知炽烈激荡的情绪了。这是一种印记鲜明的周迅式表演输出，是在更大层面上对角色的把控，对观众的投射。

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已经很难再用狭隘的「灵性」来界定她了，因为她升级了「灵性」的概念，反写了一个如鱼得水的表演状态。

最近这十来年，周迅在表演之余，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介入到更广泛的社会事业中，她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首位亲善大使、国际特殊奥林匹克全球形象大使，获得联合国授予的「地球卫士」奖，在环保、赈灾、关爱特殊儿童等公益事业上不遗余力。

对人世间的回馈，也给周迅带来了更为深广通达的历练，更为云淡风轻的心境，她与她的角色心中依然有火，但又有了容纳水的空间，她变得厚重了，却也更轻盈了。她在表演时，愈发掌握了气定神闲的胜算，这种状态，是有让人如沐春风的本事的。

许鞍华就称赞她「很有性格」，「性格这个东西很难解释的，就是你喜欢她在银幕上(的表现)，她动作什么的很优美。」四十出头的她在《明月几时有》里演年轻热血的斗士方兰，依然能给「赤子之心」的青春找到贴切的注解。

《明月几时有》

《红高粱》同样如此，让她从九儿少年时演起，并没有什么违和。这总让人感叹周迅身上经久不散的精灵气质。

《红高粱》

但当然，角色越是有纵深感，越是显得出周迅功底的炉火纯青。《如懿传》最精妙的地方，莫不是曾经一颗痴心蜜意被囫囵揉碎，最终再无明光。最记得大限将至之前，她只是在庭院里摇着扇，看着天，与容佩闲话几句，神情闪过一切如烟的无谓，浮起了一个笑，就在回忆中沉沉睡去，再不复醒。周迅实在演透了那种闲淡，那种心如死灰却又豁然开朗的自得。

《如懿传》

天赋、经验与自我的严丝合缝，大抵如此。一位演员最理想的表演状态，周迅在四十岁时已经达到了。

2.演员生涯的「第十一回」

然而，大多数演员终身不可求得的所谓完美和圆满的状态，对周迅来说，也只是用来继续打破和超越的。

在这个意义上，新片《第十一回》或许是她演员生涯后半程的一个起点。

她把自己的整个身躯和灵魂都没入这部影片，然后浮起一个「金财铃」来，泼掉了我们之前对周迅的所有印象。

大银幕上的这个女人，素着一张脸，肿着一只眼，披着艳俗宽身的衣服，叨着粗糙生冷的话术，仿佛不过是借了周迅的一张「画皮」，形像了，但神不像。

这番脱胎换骨，少说也有五个方面，能让我们看到周迅对完美自我的颠覆。

其一，演悍妇。金财铃的人设就是悍妇一个。第一幕戏，她在吃饭时把丈夫马福礼（陈建斌饰）训得头头是道，「人家话剧团想怎么排就怎么排」，但「自由」只属于外人，在她金财铃掌管的家里，老实巴交的马福礼并不享有。于是，当他说不上被谁打了，她就会依照惯例让他跪在沙发上接受体罚。更「悍」的地方，是一通电话打来，单凭那呼吸声，就可以让马福礼迅速招供。

莫说不怒自威的「悍妇」，单是「悍妇」，就跟周迅的形象气质完全没有交集。但她拿捏得来，下手就见起风，张嘴就是屁话，粗俗得来，却又带了点周迅式的涵养，所以金财铃很少扯开嗓门吼，也并非得理不饶人，她「悍」得挺有道理，也挺有立场，看久了，会觉得这「悍」实质上承载着生活琐屑对人的磨损与改造。

换句话说，金财铃与周迅之间的差距，浸泡着许多普通主妇的辛酸泪。人在那样忙碌却清贫的环境里，就像油锅里的油条，很快就酥软滑腻了。这样的女人带着疲态来「悍」，天然就有一种不是滋味的难堪。周迅抓住了这种捉襟见肘的粗糙与尴尬，贡献出一个中国电影里还没见过的悍妇形象。

其二，演母亲。周迅当然演过几次母亲，不过只是在电视剧《如懿传》《不完美的她》、短片《女儿》等少数作品里。这次她演的母亲，女儿已经成年，双方的对抗就令意义很不同了。中年母亲身上是掩饰不了的岁月痕迹，这痕迹外化为面相的松弛，神色的衰老，以及挥之不去的疲倦、强打精神的无奈，很多女演员恐怕都会望而却步。

《不完美的她》

如此一个「老妈子」，周迅竟然也演，而且演得不加粉饰。须知这些年来，浑然天成的「少女感」「灵气」这些冻龄特质，一直在延长她诠释年轻角色的演员寿命。那金财铃这个人物，多少有点堵截她重返少女路数的意思，可以说，周迅像是在用这个角色，与一个阶段告别。但我更愿意相信的可能是，能够熟练驾驭人生各种层次的周迅，既然习惯得了形象颠覆，就有本事一次次实现转身。

这种不打安全牌的叛逆，又把她跟饰演女儿金多多的窦靖童给牵连起来。窦靖童的酷劲，说白了也是对常规的鄙夷，对未知的欢迎，对代价的无惧，这多么像十几岁就一意闯荡北京的周迅。

骨子里相似的人演一对母女，戏里戏外就构成了互文，彼此针锋相对而又惺惺相惜的平衡感，也就格外有看头。饭桌上金财铃一句狠话扫过去，金多多一个饭碗扣下来，口舌与拳脚的争执就有了势能差，要等金财铃一记耳光与金多多一勾眼神的交锋，才算势均力敌。

这样自认为看得清的母亲，强硬地要「替」似乎看不清的女儿「当母亲」，这就戳破了母女关系的悲剧性，同时，赋予了日常惨淡一个触底反弹的可能。

在反弹之前，金财铃是以家庭主妇的身份在惨淡着，但就像万千同类，她把负面情绪揉到了家务事里，久而久之就失去了好好表达的本能。

其三，演多了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周迅，这次演的是一个浑身烟火气的主妇。她很娴熟地在大排档炸油条，在厨房里做饭，很自然地坐在电动小三轮上，或是挺着肚子跟邻里打交道，整个人都泡在那世俗的日常里了。吃饭时筷子掉地上了，她自个儿捡起来，用手反复地擦，方才察觉女儿堕胎的惊诧、恼羞甚至释怀说不出口，便都化作对待筷子的力道，一搓一拧，全是无比生活化的处理。

不只是这些持家营生的工作，她对一家三口的操持还在着装打扮上。她是不甘于平凡的，但是视野格局摆在这，节俭操持的性子就让她在地摊货中寻找名牌的替代品。尤其是马福礼，被捯饬着穿上土潮的山寨货，被屁哥（贾冰饰）一比，尤其显出大俗的寒碜。这反差的寒碜，又是金财铃无从感知却又极力掩饰的，她只求全家人威威风风齐齐整整地穿洞洞鞋，做比邻居高半等的人物，一旦看到金多多舍弃了这身装扮，就能嗅到避无可避的家庭变动。

周迅就用这种生活敏感性，赐予金财铃粗中有细的血肉。也由此，放下自我的她，整个人藏到了普通的家庭主妇体内，不再任由自己强大的个人气场，把观众的注意力锁定在自身。她与那个小村镇，那个小家庭，很贴切地融合在一起，体现出比以往更加强大的适配性。

这适配性，又让她跟这部荒诞喜剧相互成全，这就是她的第四个突破点。喜剧她当然演过几部，比如《撒娇女人最好命》《我的早更女友》这些都市喜剧，是以乖张、闹腾的表现形式为主的。但整体上，她涉足更多的还是正剧，走入这部没那么多商业气息的荒诞喜剧，呈现黑色幽默就不能倚赖刻意的搞笑。

《撒娇女人最好命》

周迅倚赖的是反差，是出人意表。金财铃的形象给了她一套做「悍妇」的铠甲，她就能在台词、动作上叠加不同以往的表达。特别是，谁能想象身形娇小的周公子会手抄笤帚，把牛高马大的马福礼打得吱哇乱叫呢？谁又能想象自带「高冷」气质的她还会挺着枕头肚子，到舞台上「三俗」地顶撞胡昆汀（大鹏饰）呢？

想象不到就对了，就表示桥段依然新鲜，演员跟演员的对手戏仍有互相激发的空间。在这样的故事里，个人气质与角色设定之间的距离越远，给观众传递的喜感就越大。周迅的挑战，就是在不断加码。

同一个时空存在那么多喜剧、相声演员，她又能以不相同的姿态，跟他们之间构成错落有致的喜剧效果。比如牛犇，演员与角色的属性都是火热的，跟周迅与金财铃刚好相反，但是二人的对手戏也特别合拍，周迅是顺着对方的反应去反应的，别人外放一步，她就内收一步，等对方需要她的热烈时，再增加语气、眼神与体态的温度，像是融冰，但是自己把握着尺度与速率，要极其经验老道，才能控场，不致于造成不协调的观感。

其五，这也是为什么在如此一个舞台化的故事里，她这个原本就是为摄影机而生的演员，也能够浑然自若。舞台是需要夸大的，张扬的，上了台，周迅就有了台上的样子，动作是剧烈的，主动的，语气是撒泼的，顿挫的，旁人把质疑、反攻抛过来，她就一一借力打力，承担得了那份聚焦。

下了台，她就藏到生活流中，用微表情来传情达意，把一个个特写扛下来。在第十回末尾，明知小马被流掉了，她也还是对着马福礼的幸福畅想强颜欢笑，笑着笑着，把自己的心情给笑了上去，一曲《甜蜜蜜》定格了这个笑容，被生活碾压过的人，也许都能读懂当中的疼痛、温存以及坚韧。

能在一部戏里无缝对接两种表演风格，周迅做到了。

我们都知道，演员是一个限制很大、非常被动的职业。在内，外形、年龄、性格、气质全都是制约，很多时候出师未捷身先死，并非因为经验或演技的匮缺。在外，讲究的是机遇，而机遇关乎市场环境、人脉、观众缘等等。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演员能够选择的空间非常小。对绝大多数演员而言，可以做到顺势而为，甚至把握潮流变动、钓出潜在机遇，都已经算是难得了。

周迅的了不起就在于，她不仅拥有超凡的天赋，并且能将其运用到极致，成就演艺事业的辉煌，更是能够突破各种先天条件和规定戏路的限制，超水准完成很多我们认为她做不到的事。

为什么她可以呢？

如果说演员的身份是一个形状固定、边界有限的容器，「周迅」是一个被各种标签框定的载体，那么，周迅作为一个真实面对自己、勇敢探索生活的人，每一次拍戏，就是在试图覆盖之前的痕迹，破除那个容器的束缚。

这种表演上的「越界」，愈过火，愈叫人上瘾。但是，中年女演员接戏难始终是一个行业的宏观问题，就如秦昊透露过的，就连周迅，一年也碰不到几个合适的好剧本。

不合适，那就将它变得合适，演员要学会把自己的路走宽。经此一役，周迅何止多了五条戏路。

问题又不止在剧本，演员人设的老本会被耗光，表演运用的灵气也会见底，唯独真实生活，以及活生生的人是没有边界的。对「自由」充满渴望的周迅，一直在策马奔腾，等她千山万水踏遍，依然能找到下一个高山远水。

陈建斌评论周迅，「就好像一瓶度数非常高的酒，一瓶陈酿，你必须把这跟好酒的人分享，你会知道演员身上蕴藏的醉人的魅力。」只消醉过这一回，谁又舍得酒醒？

作为陈建斌第二部导演的作品，从第一次在北影节上亮相就得到了许多好评。在经历了撤映风波和台词整改之后，这部电影终于和大家见面——很高兴，当我看完电影出来，我觉得对于这部电影的所有期待视野都是值得的。

影片在完整度和成熟度上都有明显的进步，导演风格也日趋明显，可以说，华语影坛又多了一颗闪耀的新星。

电影以章回体小说的方式讲述了一出黑色幽默的戏剧——可以有理由地相信这样的结构有对昆汀的致敬。

影片的导火索是话剧团的排练，他们改编15年前一场真实的杀人案，偏巧这起杀人案的凶手现身了，话剧团导演胡昆汀想更进一步地了解当年的真相。于是，在戏剧与现实之间，在光明与黑暗之间，人性得到最淋漓尽致的展现。

陈建斌的作品无疑文学性很强，当然他的才华更主要体现在两点，其一就是他很好地将舞台剧的风格与电影融合在一起：有些电影讲生活，讲究情绪酝酿到一个点了再爆发，而舞台剧的风格是，直接将矛盾冲突提前，并且以夸张的方式制造幽默。这点在电影里不太好用，陈建斌却让这点成了电影的闪光处和他个人特色，还是非常不错的。

其二就是他的致敬与戏谑。影片几个主角的名字都是伟大的导演和演员：昆汀、北野武、梅姨，然而他们姓什么呢？“胡”、“苟”（狗）和“贾”（假）。胡昆汀满嘴的契诃夫易卜生，做的不过是男盗女娼蝇营狗苟之事；苟也武，酒壮怂人胆——但首先是这人真的怂。

影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随处可见的一块红布。崔健在《一块红布》这首歌里唱道:“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这句歌词可以说一语点破了电影里的众生相。

啥都蒙住了，日子就过糊涂了；日子过得一糊涂，人也就幸福了。所以要遮掩羞耻，遮掩“侮辱”，“掩”到最后成了“演”，假的也成了真的，真真假假看不清楚，窝囊的继续窝囊，糊涂的接着糊涂，搞得一地鸡毛了，然后一拍板，算了，这就是人生。

其实我们都希望把日子过明白，希望找到一元的真理，亚里士多德说这是以太——影片中的他们，有三种态度对待“以太”。

第一种是白律师，他说人活着就是为了尊严。尊严是个啥，就是你可以为之而死的东西，就是你可以哪怕什么结果都挣不到，也要挣个过程的东西。这话太漂亮了，如果没有屁哥，如果马福礼换种性格，那就是种典型的美国英雄电影的结构:迷茫的年轻人被智慧的长者一语点破，于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然后他变成了那个智慧的长者。

可惜电影还有屁哥。屁哥的人生态度就是谁灵就信谁，他是迷茫的，但他相信总有人找到了真理——讲白了他就是个投机主义者，到最后发现他所有的投机都是自作聪明，便又自以为看破一切了，说人生不过一张死亡证明。于是他把自己埋了起来，像个漏气的气球。

至于马福礼，他代表第三种，他也盲信别人，但他跟屁哥不一样的是，屁哥会主动追寻真理，马福礼则是等着别人硬塞给他，他就像许多的庸众一样，没有自己的想法，左也可以，右也可以，只要别人说的差不多有道理就行——那豆花到底是甜了还是咸了？这种问题你去问庸众马福礼，那可太为难他了，于是你气得想一榔头敲他:“你自己尝一口你不就知道了吗！”

影片中几个人物的人生相互形成烛照。胡昆汀、贾梅怡与甄曼玉之事，恰如当年的赵凤霞、李建设和马福礼，而未婚先孕的金多多，又恰如当年的金财铃。可以说，导演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是一种“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的悲剧。

其实说白了，小人物都是悲剧的，都是孤苦飘零、没有选择的。赵凤霞和李建设不能选择爱情的自由，金多多不能选择生育的自由，马福礼不能选择面子的自由，胡昆汀不能选择导演的自由，贾梅怡不能选择演员的自由。影片从侧面展现了赵凤霞与李建设爱情的伟大和悲壮，但是别忘了，他们的悲壮是以马福礼的窝囊为代价的。到最后马福礼什么也没得到，还把自己的清白搞丢了。

其实李建设也很惨，除了赵凤霞的表姐，似乎其他人口中的他只是个会开拖拉机的二流子。可即便这样的二流子，内心也有一片净土留给赵凤霞。

赵凤霞的悲惨就更不必说了，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死去的女人，一辈子留下了“搞破鞋”的坏名声。

影片中很多二元冲突矛盾的展现。比如“名字”，名字重要吗？一会儿，有角色跳出来说，名字就是个屁；一会儿又有角色跳出来，说名字太重要了。

那它是否重要？

这太难说了。就像一个在A，一个在B，恰恰是因为你意识到A并且觉得A很重要，你才意识到，其实你需要的是走向B。于是在A和B之间这条漫长的路上，你迷路了。

这就是人生——被rape灵魂、rape自我的人生。

结尾周迅说的那段话，就是一种典型的中国人思维：谁活明白了啊，谁又能活明白。没活明白，又能怎样，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过呗，反正笃定地相信未来会变好呗——要没变好怎么办？不知道。

得，“以太”找到了，“以太”就是糊涂。

最后必须要再夸一下陈建斌，作为演员，上可以演皇帝，下可以演小人物，而且都演得惟妙惟肖；作为导演，他拍的出人生的复杂，在戏剧与现实的交融之处，沉潜进洞若观火的悲喜。

周迅、春夏、窦靖童和宋佳都贡献了不凡的演技，尤其是春夏真的有惊艳到我，那些细腻的情感变化被她把握的恰到好处，从情窦初开、懵懂无知到为爱痴狂，再到被现实重锤后眼里的失落，猛醒后的决绝，都让人觉得很真实。可以说，不光是赵凤霞与贾美怡融为一体了，春夏自己也与这个角色融为一体了。

终于还是决定开个自己的公众号：Imagine Heaven。

#20210223杭州点映

一部充满了先锋戏剧味道的电影，陈建斌又会拍又会演，因为本身没有预期，又比《一个勺子》好了太多，就觉得这部片子真是出乎意料的好。全片都是对称和投射，电影＋戏剧的形式简直完美的将戏剧的文本隐喻投射到了现实形体之上，以“电影中排练的戏剧”对应“电影中的现实”，和“电影中充满戏剧感的现实”对应“电影观众也就是我们所处的真实现实”做双重投射：

比如大鹏拽了大段汉德克《骂观众》的文本与“话剧上演时从观众席穿梭而上的演员用探照灯不停的晃射观众的眼睛以期达到冒犯观众的效果”相对应，同时镜头里晃过的探照灯也会晃过我们的眼睛，电影里两次一闪而过的白屏也是对我们的冒犯。因为我们也是观众呀，我们既看了电影，还看了电影里的戏剧，是双重观众的身份，那大鹏的“冒犯观众”，绝对也要冒犯我们。

又比如电影里的贾梅怡和胡昆汀对应戏剧里的苦命鸳鸯“赵凤霞和李建设”，胡昆汀说生活中是真的赵凤霞A，贾梅怡是戏剧里扮演的赵凤霞B，那投射到现实中，现实中的导演昆汀就是真的昆汀A，电影里大鹏扮演的胡昆汀就是昆汀B，双重投射下混淆了这三重现实里的两个角色，从而使得大鹏和春夏不同于全戏里其他的所有角色而是充满了戏剧感，在充满drama感的同时却又不显的做作，两个人对戏拽了很多经典戏剧的词，《玩偶之家》说背就背，《麦克白》说显摆就显摆要放到我们现实中那可太讨厌太装逼了，可是放到戏里面那就是两个疯子的高光时刻。

类似这样的戏剧投射，在这部片子里简直不要太多。

还有电影里无处不在的对称，陈建斌一开始眼睛被打了一个包，后面周迅就对称的也要被打一个包，春夏和大鹏对戏时的无限循环的镜子，陈建斌周迅窦靖童一家人吃饭的背景同样是一面镜子，这是三重套娃，镜子反射的场景1，电影里的现实场景2，镜头里的电影现实2和镜子现实1构成的场景3，陈建斌对着电视机疯言疯语也是三重套娃，电视机里的灵魂强奸者陈建斌1，对着电视机大喊自己是灵魂强奸者的陈建斌2，以及他人手机镜头拍摄下这个场面的陈建斌3。

也许在这部电影里镜子就是“镜头”的对称映射，也是混淆现实、电影和戏剧的一重意象，你在看镜中之人，镜中之人也在看你，我们在看戏中之人，戏中之人也在看我们，这样解释下来，整个电影通篇都在用“镜子的反射”来做投射，这不是前文讲述的文本投射，而是将三重世界用镜子这样一个意象串联起来拉入一个世界中，以达到把所有的戏剧感都混淆到现实中让每一个观众都完整沉浸的结果——是的，我们都沉浸进去了，戏剧，电影，现实，全他妈是一回事。

像这样的混淆同样还有章回体的字白，前面的几回标题，是在故事发生前，观众看到这个标题也大约知道了后面要演什么，能够更快的进入戏里去，可是在后面这个章回体字白悄悄地就放到这段故事发生之后形成了前后的对称，如果还带着“提示”地预期去看会产生很大的错位感，这个观感就还挺奇妙的。

那最后再讲讲从电影开头缠绕到结束的红布，红布在戏里就是拖拉机，是代表拖拉机的重要意象，没有拖拉机的时候戏剧演员们就用红布来演拖拉机，有拖拉机的时候红布就消失了。结尾陈建斌手扯红布站在拖拉机前将这个电影做了完整的收束，仿佛就在表达一个概念，红布就是拖拉机，拖拉机就是红布，虚拟的真的，真的也是虚拟的，戏剧就是现实，现实就是戏剧，戏中人是我们，我们亦是戏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