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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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领班跳舞的时候，思慧起哄的声音最大，喊脱裤子的时候，甚至有了恶狠狠的发泄报复意味，当程勇看向她的时候，思慧的眼睛里含着满满的眼泪。可以想象思慧曾经受到过怎样的侮辱，委屈，轻慢。

思慧这样悲愤，说明她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可生活就是这样，第一次你跳一支舞，后来你脱一件衣服，再后来你能主动摆一床情趣睡衣，不跳也得跳。再再后来即便已经找到了程勇作为“靠山”，被领班一叫就走却已经变成了本能。环境对人的腐蚀能力是潜移默化的，当你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你就再也不可能全身而退。

思慧是为了女儿没得选，普通人，如果有选择，真的是千万千万不能走这条路。一步都不能。

2.思慧的女儿看到程勇脱了衣服躺在床上的时候，她没有惊讶，也没有好奇，而是表现出了与年龄不符的冷漠和阴沉。说明程勇不是第一个来他们家的男人，小姑娘不是第一天见到妈妈带陌生人回来过夜，并且她相当讨厌这些人。

思慧说，孩子半夜很容易醒。而思慧家那么逼仄狭小，隔音效果你觉得呢？那么你想一想，小姑娘以前半夜醒来，可能听见了什么？可能看见了什么？

在青少年犯罪学或者发展心理学中，按照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Cognitive-developmental theory），思慧女儿的年龄正处于思维、认知和道德构建的重要阶段。而她在这么小就经历了这些，又因为自己的病过早的尝到了人情冷暖。再加上单亲的因素，这种小孩子的人格其实已经很扭曲了，如果不及时进行心理干预引导，将来她的三观很难正常，人际交往和婚恋也不会顺利，因为她已经很难拥有对他人的善意和信任，也缺乏道德意识。

想想白夜行里的唐泽雪穗。

有关成人依恋和原生家庭的研究表明，母亲的言传身教对子女的影响，几乎是终身制的。在小女孩的视角里，她看不到，或者说因为太小而不能理解思慧的牺牲，那么在她看来，妈妈是怎样的人呢？

思慧拼了命和病魔抢女儿，可是照她这种养育方式，这孩子就算活了下来，将来又能过得好么？

一个道德发育不良，人格扭曲，有严重童年阴影，还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女孩，如果到了叛逆期，她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她从小接受的是这样的性教育，将来到了青春期，她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3.当程勇蹑手蹑脚的出门，并且说了一句：别吵到孩子。思慧关上门以后不易察觉的笑了一下。他和她以前的客人都不一样。他是唯一维护她的尊严，考虑她孩子的感受，唯一把她当人看的人。其他的客人可能曾怨过她的孩子败坏了兴致，所以她才会主动说“你要是介意孩子，我们去楼下宾馆”，只有程勇说，别吵了孩子。

从程勇坚持送她回家时，思慧的表情就一直麻木而呆滞。因为她知道程勇想要什么，自己该做什么，而这些都是自己厌恶的。在程勇没有做，蹑手蹑脚的走了之后，她脸上才偷偷笑了这一下，变得灵动起来。

4.思慧打架的时候，一边走一边扎起头发一边抡起折凳砸，这一段致敬的是张柏芝在《喜剧之王》里，第一次听周星驰上课的那一段。“折凳抡人”在周星驰的很多电影里都有体现。食神里借着戴眼镜的评委大妈还说了一句类似于“好折凳，折凳的奥妙之处就在于它可以随手可得，还可以坐下来隐藏杀机。”

张长林从畏罪潜逃到接受审讯的那一段，像是真的犯罪分子一样。不仅本片，张长林的扮演者王砚辉的演技精湛到，他在《烈日灼心》里的那一段审讯，甚至被人当成了真实的刑侦录像。

张长林卖假药，恶意竞争，哄抬药价，可是当他落网后，被各种逼供，始终也没有供出程勇。也算是盗亦有道。

读到这里，你是不是对张长林突然有了一丝感动？那就对了，你看，人性就是这样，好人成佛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坏人只要放下屠刀就可以了。

5.口罩象征病人们的心防，或者说尊重。程勇刚开始推销被拒的时候，病人们带着口罩。后来第一次和病友群群主们谈合同的时候，要求大家摘下口罩，因为他觉得大家不尊重自己，大家在一片压抑中纷纷摘下口罩，象征大家走投无路迫于形势屈服于他。程勇嘴上一脸嚣张的说，嫌有菌是吧，那你们走吧。手上却悄悄地掐灭了烟。当时吕受益是第一个摘下口罩的，后来当团队解散的时候，吕重新带上了口罩。老吕死了以后，程勇从吕家出来，楼道里的人看着他，却都带着口罩，并都对他一脸冷漠。当程勇在囚车里游街的时候，人们自发主动的摘下了口罩，象征大家已经完全接纳了他，尊敬他。

6.群众向瑞士药厂示威的时候，吕受益只是远远的一脸看戏表情的吃着盒饭，仿佛事不关己。因为他对瑞士方面根本不抱希望，也因为他是唯一知道有廉价药的人。

7.吕受益说当初不想死是因为儿子，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就不想死了。他离世看得最后一眼也是儿子。不想死是因为儿子带来了生的希望，再次想死是因为不想再拖垮家庭让妻子儿子将来没有希望。

老吕为了希望而生，又为了希望而死，他不知道，其实他只要活着，对他妻子来说，就是希望。

8.吕受益的橘子。吕受益在宣传海报上就一直握着一枚橘子，在剧中也一直讨好似的对别人说“吃个橘子吧”。但是只有黄毛一个人吃了。还是在他的追悼会上躲在角落里偷偷的吃。

9.黄毛一直在立各种flag。三个人斗地主，那一轮老吕是地主。结果程勇只剩最后一张牌被黄毛的双王炸了，导致老吕顺利出了牌。程勇发怒把牌扔黄毛脸上的时候说，你炸他啊，你炸我干嘛？黄毛解释：不炸，你跑了。内心就是我不能让你跑了，跑了，药怎么办。后来吃散伙饭的时候，黄毛第一个跳起来把杯子砸了。 吕受益的橘子只有是黄毛吃了，结果吕的追悼会过后他也死了。黄毛曾经跟程勇说，车让我开一下呗。程勇说：你开个屁。黄毛说：“开一下又不会死。”结果他保护程勇的时候，第一次开车，然后就死了。程勇说让黄毛回家一趟，黄毛说，不回了，家里人以为我早死了，别回去再吓着他们。黄毛本来打算干完这一趟就回家的，火车票都买好了，结果就这一趟就死了，到死也没回成家。黄毛第一次被程勇抓的时候，眼瞅着抓不上了的时候，他出车祸了；他最后一次被警察抓的时候，又是眼瞅着抓不上的时候，出车祸了。

10.除了上文提到的尊重外，口罩的另一个象征是人对自己生命的珍视。老吕不想死的时候，口罩能戴三层，当他自杀的时候，没有戴口罩。黄毛是病人里唯一自始至终没有带口罩的，也是唯一一个事事好勇斗狠不要命的。他工作和吃饭的地方是屠宰场，见惯了刀锋、尸体和鲜血，另一方面，屠宰场一派污浊，惜命的病人根本不会去那里；和张教授打群架的时候大家本来想着是自保，黄毛第一个冲上去把保安一脚踹倒；警察搜查店铺的时候，程勇和老吕都蹲下了，只有黄毛凶狠的瞪着警察；在夜场跟领班起冲突的时候，黄毛第一个握紧酒瓶准备砸场；散伙饭上跟程勇闹脾气，让碎玻璃杯把自己扎得满手血。黄毛的台词很少，但是眼神和气场很足，他眼神一直是恶狠狠冷冰冰又充满挑衅的，只有三次，他的眼神曾经柔软过，第一次是程勇给他发工资，第二次是在码头看夕阳，第三次是他以为他逃脱了警察追捕后那兴奋的一回头。

黄毛很小就离家出走在社会上闯荡，他究竟曾经历过什么，才把他变成如今这种“恶狠狠冷冰冰充满挑衅，看着沉默寡言，却随时准备不要命”的样子呢？

11.程勇的父亲在片头，医生说他病危的时候，他吃饭洒得到处都是，还闹情绪拒吃。第二次程勇喂粥的时候，当时程勇挣到了第一笔钱已经安排程父做了手术，喂一半被小澍打岔程勇一时分心没顾上，程父着急了用上海方言说，你先让我吃饭！说明确实好转了很多。标志着程勇生活从此进入正轨。也是他决定金盆洗手的原因之一。

除了家人的牵挂外，另一个原因是，程勇其实一直是怕被抓的，风险他也看的到的，但是没有真的遇到过被抓的情况，所以尚存侥幸心理。后来警察真的来抄了一次店，正是那一次让他感觉到威胁是真真正正存在的，然后他抽了一夜的烟选择放弃。

插播一条：感谢来自评论区真正的警察叔叔们的专业化补充，电影里有几处明显的穿帮：a.搜店的时候，警察没有出具搜查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七条，公安机关对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进行检查时，在场警察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工作证件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开具的检查证明文件。对确有必要立即进行检查的，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当场检查，但检查公民住所应当出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开具的检查证明文件。否则就是程序违法。b.作为辩护律师应该想办法帮程勇脱罪，然而片中的台词张嘴就是“虽然我的当事人犯罪了”，在法庭还没有判刑，也就是罪名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律师不能替他的当事人认罪，这是违反职业道德的。c.程勇从监狱出来，居然没有剃头。在监狱里呆了三年，出狱时却还穿着以前的衣服，这不可能。

12.程勇第一次拉刘牧师入伙的时候，忽悠他说，神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那个时候他说这话只是为了赚钱。吃散伙饭的时候他说，我上有老下有小的我不想坐牢。后来老吕死了后，他在明知道自己可能会坐牢的情况下决定以成本价甚至赔钱代购药，那个时候他是发自内心的想，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3.片尾程勇终于被抓的时候，即使警察把他的脸按到地上，他也一脸坦然安详。然而当他看到那些抱着药箱逃走的下线们也被警察抓了回来的时候，他的情绪终于崩溃，因为挣扎而变得扭曲的脸上写满了难过与不甘。还有那绝望的眼神，那一刻，他仿佛是倾尽所有仍然无法拯救世界的救世主。

14.程勇听见吕受益清创的惨叫，被吓得坐立不安。而老吕媳妇坐在他旁边一起听着，却面无表情。说明她已经听得太多了太久了，听到习惯了，麻木了。

不过我倒是觉得，王传君这里的表演还可以更进一步，比如嚎着嚎着突然破音了，或者嚎着嚎着声音突然变成了一种扭曲的呜呜咽咽，显得太疼了太虚弱了已经筋疲力尽了发不出声了。他其实不需要一直嚎得那么始终一贯的惨烈。再比如，他跟程勇寒暄的时候可以声音嘶哑一点，更加能体现已经被折磨得很久了。

有人提到王传君是受了妈妈在医院的影响，所以这一段，见仁见智吧。

15.警察曹斌一直在自己的良心和职责中纠结。第一次他跟局长说，他在侦查中发现印度药有效，局长打断了他，于是他选择了职责。第二次他在楼梯上劝局长别查了，局长说，法比情大，我忍你够久了，让开。于是他再次选择了职责。当老太太向他求情后，他去洗了把脸，然后看向镜子，那个时候他在自我拷问，他自己和他镜中的影子分别代表了职责和良心两个立场。然后镜头聚焦镜子里的倒影，暗示他要选择自己的另一面，选择良心了。接着辅警进来问他怎么办，他说放人。再然后黄毛死了，曹斌至此完全站到了良心的一边，选择背下处分彻底撂挑子。

16.在机场的时候，曹斌对程勇说，咱哥俩找地方喝一杯？那个时候曹斌已经知道了程勇的身份，很可能就是来提醒他小心甚至是来通风报信的。可惜程勇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结果当晚就被抓了。等程勇出狱的时候，曹斌去接他，说了同样的一句，咱哥俩找地方喝一杯？这一次程勇没有拒绝。第一次他拒绝，一是儿子走了伤心，二是因为晚上病人还等着他送药；第二次他应邀，却得知病人们已经不再需要他。

“别卖药了啊，格列宁纳入医保啦，没人买印度药啦。”

“纳入医保了？哦，那挺好。”

纳入医保这件事，程勇居然是最后一个知道的，这些年究竟有没有人来看过他呢？

（有狱警提醒我说，只有直系亲属才能探监。可是这不是恰好证明了，确实没有人来看过他的事实吗？连直系亲属，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来探望过，不是恰好证明程勇处境凄凉么？）

17.思慧第一次问程勇，外省卖不卖。程勇脸色一变说，不卖，要低调，我不想坐牢，闹大了大家都没药吃。重出江湖的时候，也只肯给卖给旧名单上的人。后来印方说药厂已经查封，程勇反而放开了，决定卖外省了。因为他那个时候就知道，自己可能快进去了，因为他不能保证印方不供出他来，比如搜到他的签字合同。其次是印度药厂已经查封停产了，索性破罐破摔能救多少是多少。

18. 在码头看夕阳的时候黄毛走在程勇身后学狗叫逗程勇，暗示他忠犬属性，后面为了掩护程勇，不惜自己开车冲到警察面前挑衅，用生命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他死后程勇坐在他屋里对着遗物哭悼的时候，镜头里闪过一条白狗。

19. 曹斌曾经极度看不起程勇，在警局里他曾经气到歇斯底里的要揍程勇，当时曹觉得程没出息还打老婆简直混帐，结果被其他警察拉住，程勇靠在墙角畏首畏尾的像个犯了错的孩子；后面黄毛没了，程勇追到医院瞪着猩红的眼睛咆哮着歇斯底里的要揍曹斌，此时程觉得曹冷血没人性，结果被其他警察拉住，曹斌瘫倒在墙上手足无措的像个犯了错的孩子。

程勇曾经问黄毛，你是不是特别看不起我。黄毛说是，然后看了程勇一眼，补充了一句，以前是。

其实这个转变不止黄毛，曹斌也是。

20.程勇拉神父下水的时候，大道理一套一套，假装自己是为了救人，然而他实际是为了赚钱逐利；后来在被曹斌质询的时候，他抽着雪茄说“我这么大的厂子我能赚多少钱，你说的那个能有我这值钱吗”，假装自己逐利，其实是为了能接着救人。

21.程勇第一次去印度的时候，放眼望去，印度各种脏乱差，背景音乐也是garbage garbage垃圾垃圾，可是在一片垃圾中，有救命药，小孩子在楼下空地活泼的嬉戏；上海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干净又繁华，病人却吃不到药，小孩子冷漠的看着妈妈接客。

22.吕妻在家宴上，把荤菜调换到了程勇跟前，又满含热泪的、虔诚的直视着程勇的眼睛，敬了程勇一大杯酒。后来在追悼会上，她面如死灰，看都懒得看程勇。

在她看来，给她希望的是程勇，毁掉她希望的也是程勇。

在老吕媳妇跪求程勇重新出山的时候，我突然有个疑问：打开销售渠道的思慧是老吕联系的，翻译神父是老吕联系的，甚至一开始印度药的信息也是老吕带来的，老吕才是白血病患者。既然所有的线索老吕都知道， 程勇干不干真的重要么？神父已经有了印度人的电话，他们要是愿意，完全可以自己把线搭起来去跟印度人谈判把代理权抢过来啊，程勇说的没错，他又不是白血病人，为什么一定要拉着他呢？

老吕媳妇的演技很精致。她很聪明，没有像现在很多演员，演寡妇就是在葬礼上哭天抢地大吼大叫。确实的，人在悲痛到极点时候，是哭不出来的。所谓哀莫大于心死。

23.思慧的丈夫在得知女儿生病后选择了抛妻弃子。但老吕在查出病的时候，老吕媳妇只怀孕五个月，完全可以引产。可是她没有。医生说老吕要骨髓移植，但仍然可能人财两空，她毫不犹豫的说，我们做。

夫妻本是同林鸟，有人选择了大难临头各自飞，有人本来至死不渝，却不得不面对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

24.程勇进去的时候，有一条街的人送他。因为他是他们的药神。三年后格列宁纳入了医保，人们不再需要吃高价药了。于是当他出来的时候，接他的只有曹斌一个。当然，你可以抬杠说，病人可能在这三年中不幸过世了。可是一条街的人死完了？夸张了吧？就算病人没了，那病人家属呢？家属来代为致意，有吗？你也可以说，家属不知道具体出狱时间。可是，如果是经常来探监的，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具体时间？只要有心打听，会不知道具体时间？

至少，思慧和神父，作为老员工老朋友，该来吧？可是人呢？

程勇为了救人，送走了儿子，赔光了厂子，还失去了三年自由，可是当人们不再需要他的时候，来接他回家的就只有他相爱相杀的小舅子。

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

影片前半段病人送了一面锦旗：仁心妙手普众生，徒留人间万古名。

初看是觉得无厘头，全场都笑，看到后面才知道，原来这锦旗恰恰是对程勇的预言。

（事实上，连曹斌接程勇也是穿帮镜头。评论区的狱警叔叔指出：程勇已经离婚，所以曹斌不算直系亲属，不具备探监资格。曹斌是公安系统，而监狱是属于司法行政系统下面的监狱管理局来管理的，名义上都是警察，实际上隶属于两个不同系统，所以不存在内部消息一说。如果曹斌能够得到消息，只可能是：a.通过监狱的狱政管理科审批。（不是特殊情况一般不允许）b.认识看押他监区的人传话（违规行为）。）

25.老吕死了，老吕媳妇不原谅程勇，黄毛不原谅程勇，病友们在老吕家门口乌泱泱站了一大群，全都阴森森的瞪着程勇。连程勇自己都不原谅自己。

可是老吕的死，是人家程勇的错吗？程勇要是真的不管老吕，老吕应该都死了多久了。就像程勇说的，他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一大厂的工人要养，他不想坐牢，有错吗？病人不想死，那他程勇就想吗？可能他错就错在他不懂有句话叫升米恩，斗米仇。救人是不够的，人们要的是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没有救到底，那你就有错。

于是程勇为了救人终于把自己救进了牢底。

明明是团伙“作案”，最后坐牢的只有程勇一个人。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26.每个角色在面对可能影响自己命运的“大佬”的时候，都会不自觉的变得卑微，甚至谄媚。比如思慧面对夜场领班，比如老吕面对程勇，比如程勇面对下访车间的领导调查团，比如求情的老太太面对曹斌。俗话说蝼蚁尚且偷生，但人在偷生的时候，也确实能卑微如蝼蚁。

27.一个很讽刺的地方是，张长林卖假药的宣传大会上，BGM是《感恩的心》，另一个很讽刺的地方是，张长林之前卖的是面粉做的完全没用的假药，十来年没出事。后面张卖的是有效果的走私药，结果没多久就被抓了。而且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通缉他。

28.剧中的患者们，包括现在看了这个片子的观众们，都在抱怨特效药为什么要卖那么贵，为什么要研发那么久，为什么我们没有自主研发的国产靶向药。但你去高考报志愿的版面看看，全都在生物劝退，制药劝退，化工劝退。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天灭理化生，退坑保平安，计算机大法好，金融饭碗宝。生物化学圈子里，读博读不下去转行的，因为待遇差养不起家买不起房不敢生孩子被迫转行的，在实验室待太久已经和社会脱节的，甚至三四十岁项目做不出成果没结婚没存款最后压力太大跳楼的，多的很。

至于投资圈，很少有资本愿意给生物行业砸钱，毕竟坑太大，风险太高，回报率太低，回报周期又太长。

2002年，部分国家GDP总量，第三列以美元计量，第四列以人民币计量

一个制药公司的研发投入成本都赶得上一个国家一年的全国生产总值了，就问普通资本谁敢轻易碰这个无底洞。如果真的是像大家说的一样为了牟取暴利，为什么不选来钱快来钱多成本小的项目，反而要填医药这个坑？项目成功了还好，项目一旦失败，几十亿几百亿就等于打了水漂。

这也是印度药这么便宜的原因，因为它是盗版，他只要照抄配方就可以了，不需要自己长年累月的研发，它的科研成本为零。

所以问题就回来了，穷人不想死，那辛辛苦苦搞研发的科学家和投资人，就应该死么？

绝症A已经研发出了特效药，所以你们要杀鸡取卵，竭泽而渔，那还没有研究出对症药的绝症B的患者，就活该等死么？

非要拿利润率说事的，建议你查一查福布斯全球五百强利润排行榜，看看制药企业们分别排第几，再看看榜单上第一名是谁。

29.很多人感慨药价过高才把人逼成这样。药厂定价是因为药厂有研发成本、生产成本和运营成本，药厂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要养活科研人员，要购买实验耗材，要有资金和动力研发更多的药治更多的病救更多的人。药品不是食品，可以薄利多销，药品只有对症患者这唯一的销售空间，药厂必须在有限的专利保护期内面对有限的人群收回前期几十年投入的高昂成本。药价还包括了交给政府的税钱。

一个产品能够上市，是经过了企业市场调研和政府物价与质检部门审核的，换句话说，这个药价是消费者，企业，监管部门三方博弈所达到的一个制衡。在这个平衡点上，企业能够盈利，政府能够收税，消费者也不会绝对买不起。

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贵呢？不是因为瑞士药厂追逐暴利涨价了，而是因为印度药厂的超低价打破了原有的市场平衡。黄毛说过，就算把药卖五千，也还是有人吃不起。世界上永远存在“更穷”的人，那么降价要降到哪里才是个头呢？所以，无论瑞士原版定价多少，它哪怕良心大爆发愿意赔钱卖，只要有人敢出价比它低，消费者总是倾向于选择更低的，这就是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企业间价格战的原因。瑞士卖四万，程勇卖五千和瑞士竞争。程勇卖五千，张长林就敢把扑热息痛加面粉卖两千和程勇竞争。

再举一个可能不是很恰当的例子，一支高档大牌口红，国内专柜卖400，国外卖300，机场免税店卖200，你去美妆圈打听打听，求代购的人少了吗？连口红这种可买可不买的消遣品，差价最多也就一二百块钱，尚且能有大批求代购的，那你凭什么认为，作为不得不买的救命药只要通过降价就能彻底平息民怨了呢？程勇一开始在包子铺报价五千的时候，比起四万已经低了那么多，可是群主们的抱怨又少了吗？联系自身实际想一想，淘宝上的东西都是平常买不起的吗？那为什么大家还要凑双十一的热闹？病人在为了活命的情况下你说他会不会变得比双十一更疯狂？再重复一遍，世界上永远都有更穷的人，而只要差价存在，消费者必然是倾向于选择价格更低的。

老吕媳妇说，张长林被抓是因为他把药价哄抬到两万，没人愿意保他了。然而你仔细想一想，既然从前4万的药都有人吃，两万的药真的完全没有人买的起么？那为什么张长林会被人举报了呢？无非是在接受不了五千到两万这个差价的人的眼里，你不让我吃药，我也不能让你有好日子过。凭什么只有我吃不起，那大家都别吃了一起死吧。

这也是程勇重出江湖后哪怕赔本也不敢涨价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如他所说“就当还他们的”）。已经按照500卖了那么久了，群众已经在心里接受了这个价位，他要是敢突然涨价，他就是下一个张长林，一旦激起群众不满，他进去得就会更快。他进去的越快，能救得人就越少。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世界上永远都有更穷的人，只要消费者知道有差价，必然是倾向于选择价格更低的。

老太太对曹斌说，“印度药有没有效果我们患者能不知道么”，可是印度药和瑞士药的有效成分比例，杂质含量的差别，杂质可能带来的风险，她又知道么？当信息不对等时，如果劣质的货币同优质货币具有相同的购买力，人们总是熔掉良币而把劣币花出去，最后良币彻底退出市场流通，市面上全部变成劣币。既然两个药看起来具有类似的疗效，普通人又没学过医，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坚持高价的正版呢？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到底是经济市场的铁律。

30.瑞士药企的员工其实很无辜，电影上映之后却成了被骂得相当惨的一个人。电影放映到示威游行泼粪的时候，影院里竟然响起了一片叫好声。但是，客观来看，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他作为员工尽职敬业而忠诚，他领着人家瑞士的薪水，当然要负责维护本公司的权益，否则才是吃里扒外。

人性是复杂的，很多矛盾掰开了其实就是立场问题。这个世界本没有什么是真正黑白分明的，孰好孰坏的形象其实都是被塑造出来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无可奈何。然而电影却为了戏剧冲突效果简单粗暴的把医药代表简谱化成一个不近人情贪婪冷血苦苦相逼的大坏蛋。试问，如果学医制药要面临医闹打砸，要被游行的群众泼粪，还要被电影刻意丑化，被舆论痛骂，在连人身安全和做人的尊严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有谁还会愿意卖药行医呢？

一位顶尖学府的生物科学在读博士生，在看完电影后发的朋友圈

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

31.如上文所述，药厂没有错；药企员工也没有错；程勇代购是为了救父亲，为了让更多的人吃的起药，程勇也没有错；警察要维稳，要坚守程序正义，警察也没错，警察要是真的敢带头支持盗版，那才是徇私枉法。其他病人更简单更可怜，就只是为了少花点钱，能多活几天。明明每个人都没错，每个人都只是为了活下去，却不得不在一起斗智斗勇，甚至你死我活，你看，命运和现实是血淋淋的，它们才是最大的反派。 （最后感谢评论区所有帮助本文润色与补充的读者朋友）

《我不是药神》正式跟大家见面挺久了。看到自己参与的电影被这么多人喜欢、讨论，很开心。作为一名演员，出演了这样一部电影，心里多多少少有些感触，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拿到剧本时只知道这是一个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剧本写得很好，一下子把我吸引进去。尽管编剧对人物做了改编，但那种“真实感”仍然铺面而来。我看过不少同样现实题材改编的电影剧本，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我的戏份几乎都是在南京拍的，一进剧组就觉得它跟以前呆的剧组不太一样。现场很多工种，场务啊、副导演啊都很年轻，整个工作气氛很活跃，就像一群年轻人在拍毕业作品。这种气氛也很快感染了我们这些“老人”，没几天大家就很熟络了。

我演的这个角色叫思慧，一个被老公抛弃的东北单亲妈妈，女儿得了白血病，来上海赚钱给孩子治病。为了来钱快，她选择去跳钢管舞。她这样一个处境，其实有一万个理由绝望，堕落，或者一走了之。但她没有，她身处在这样一个绝境，没有去诉说哀怨，而是说，行，我自己来解决这所有的问题。这是我觉得这个角色很酷的地方。

这个角色主要的对手戏，都是和徐峥老师演的药商程勇，每场戏都很拍得很过瘾。比如他们赚了钱去思慧工作的酒吧庆祝，经理过来找思慧上台跳舞，勇哥说不跳且把一叠叠的钞票“砸”到桌上让经理跳的时候，思慧在旁流露的一抹浅笑。那是一种女人感受到被在乎和被保护的幸福，是她的生命里许久没有过的。然后他俩就一起回了思慧家，大家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但都不好意思说破。

那场家里的戏分寸也非常难拿捏，我们放到最后才拍。就是要演得能看清两个人的态度。思慧的态度就是我懂游戏规则，我懂事儿。因为你给我药，给我额外的好处，我是要付出代价的。但她在这场交易里没有表现得自己很弱势很被动，她在这种状态下依然保持了一种尊严，就是我明白这些“规则”，但是我不怕，来吧。

编剧的台词对我们拍这场戏帮助非常大。上来思慧就说“勇哥你先等会，我洗个澡”，就这一句把勇哥给说懵了，等她洗完澡回来，自己一关灯，唰地把衣服一脱，说“快点吧勇哥，孩子一会儿该醒了”，这一连串的主动，懂事，反而让人觉得有些心酸，而勇哥也为此更加犹豫有了负罪感，最后他说我先走了你休息吧。碰见勇哥这样一个心存善良的人其实也是思慧的幸运。

徐峥老师，山峥大哥，真的是很厉害的演员。从他带着我们开始对剧本、排练，就知道这个聪明（绝顶）的男人是真的很懂电影、很懂表演。因为我是学习型的演员，所以遇到徐老师这样的“高山”我就会很high，觉得自己又可以学到新东西了。古话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其实跟厉害的人一起工作，等于走了捷径。作为这个项目的核心人物，监制加主演，他很清楚该怎么做，什么才是好的，怎样对电影提供最大保障，让我们心里也更踏实。

这部戏之后，大家都会知道文牧野导演。他在剧组有一个响亮的外号，叫“文保保”。因为他的口头禅就是“保一条”、“再保一条”，意思就是让演员再多拍一条，做为保险。

文导特别“厉害”的一点，是他在说“保一条”的时候，语气都非常恭敬。类似“特别好，特别好，各位老师，刚才那条我们拍得特别好，那我们再保一条”。开拍没多久我们就知道这个套路了，可能一保就多保20条。所以之后再听到“特别好”的时候，我们都不会再放松了，一直要听到“过”才是真的放心下来。

虽然我在这里吐槽他，但就像宁浩老师说的，他是最适合拍这个电影的人。他看上去感觉挺书生气，其实心里住着一个“社会人”。

他非常擅长现实主义题材，从剧本的整个精准度，到他对于故事和人物的理解，就能感受到他本身对这个世界有关照、对苦难有感受。他了解这个社会，了解社会里的人，这个是很重要的、是一个根的东西。

同时，就像电影里的刘思慧一样，其实什么都懂。他非常明白，要达到目的，需要付出什么，需要和周围团队怎样去配合，和演员怎么去沟通。想清楚之后，他会无比果断，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冷酷。他对自己和他人都很严格，有自己心里的标准，这也许就是他能成为一名好导演的原因。

在拍摄前期，我们任何一个人问他任何一个剧本里的问题，都能马上得到答案。也就是说准备的足够清晰详细，一切你想到的他全想到了，你没想，他也想到了。到了现场拍戏，他让你一直保一直保，但其实是在调整，给你讲戏的时候，他会给出很明确的调整方向，哪里多一点，哪里少一点。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大厨，精准地知道自己要做一道什么样的菜。

出演这样一部与现实、与我们生活相关的电影，很难不去考虑它会给这里的人、这个社会带来的影响。就像我们在每一场路演最后大合影时说的口号那样，作为一名演员，“票房大卖”不是我们最期待的，我们更想这部电影能成为“希望之光”。

就像勇哥最后说的，我们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

我非常赞同Peter Cat的这个观点：电影的本质是真实。但Peter Cat似乎是从一种本体论的角度来谈论这种真实观，他所说的“机械真实”指的应该是摄影机只能去拍摄现实之物（个人理解，希望能再多多阐发）。我对电影的真实观则建立在观众的体验上，在我看来，能对电影真实与否作出判断只能是观众。对于导演来说，他是完全可以脱离现实进行虚构与想象，但素材一旦被组合为一部电影，它就必须保持自身的统一性和真实感。我说的真实不是从影像对现实的记录这个角度谈的，这当然也是让影像获得真实感的一种方式，比如曼多萨便是用这种方式来获得过饱和的真实影像；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能借助于其它许多方式来让影像获致真实感：可能是演员的表演创造的真实感，这里我想举吕乐那部美妙的作品《小说》；或者是情绪上的真实，比如安东尼奥尼、王家卫或娄烨的电影……总之，这些都可以归入情境的真实，观众正是在情境的真实中才获得自身体验的真实。

阿巴斯对此的论述，我觉得是完全正确的。“电影不过是作假。它从不按照实际的样子描绘真实。纪录片，按照我对这个词的理解，它的拍摄者丝毫没有侵入一英寸他所见证的东西……电影未必要表现字面上的真实。其实，真实是可以被强调的。它可以通过介入和干涉而变得更明显而精练……”（《樱桃的滋味：阿巴斯谈电影》）。电影中的真实是重构的真实，与现实生活并不一定需要产生关系，它实质上引向一种情境的真实。在《樱桃的滋味》中，男主角在行车过程中与路人展开的对话并不如我们在影片中见到的那样出现在同个场景。在拍摄现场，阿巴斯实际上分别与男主角和路人对话，然后再将其剪辑在一起。这当然是一种“作假”，但在组合后出现于电影中却是完全真实的。观众如果不从阿巴斯自己的讲述中获知这个真相，那么他们绝不会怀疑影像背后有这种人为的操作。

这样，我觉得可以用这种情境的真实来为电影与电视剧的区别作出简单的界定。如果说，电影与电视剧真的如人们所认为的那般有着本质的差别，那么这种差别不在于画面的精致，而在于是否创造出情境的真实。电影必须不断地创造体验的情境，让观众感受到“电影性”，无论这种情境是通过动作（运动－影像的机制）还是氛围（比如《咖啡时光》）获得的。但对电视剧来说，只要有不间断的动作能够吸引住观众的注意力，动作没能引发情境也是可以的。因为即便情境缺失，观众仍然可以看完全剧，由动作所传递的故事已足够能满足他们。

我想，韩国电影的本质问题就在于这种真实感的丧失。这使得他们的电影越来越像电视剧，只有不断生成的动作，但这些动作却又触发不了情境。这与美国电影恰恰相反，美国的情形是电视剧越来越像电影，因为电影人越来越懂得了如何在迷你剧中创造情境（影像的氛围）。但在影像真实感的创造上，韩国与美国其实是一丘之貉。两者正是制造虚假影像的强大国度，极少创造过什么真实的影像。其原因虽然复杂，似乎也一目了然。作为弱民族，韩国人需要不断为自己的民族自尊心打上强心剂才能应对自身历史的短暂。这表现在其热衷于将别国的文化遗产据为己有，来伪饰自身文化的源远流长。这同样表现在蔚为壮观的整容行业中，对面容的刻意更改出自同一种伪饰心理。正是为了掩盖自卑的心理，导致对“美”过度的追求，而这已经深深镌刻在这个国家的人民病态的基因中，从而丧失了在现实生活中把捉真实的能力。其中一个结果便是电影行业只能生产虚假的影像。

与韩国人民这种内在的对真实感的丧失相对，美国人民之所以也极少拍出真实的影像，原因出自外部环境的超真实化。可以说，过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导致了景观的无限制生产，从而遮蔽住了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性。如同地层一般，这种对真实的认知被挤压在消费社会、景观社会和拟象社会三重地层之下，要想再次挖掘出来显然困难重重。这也是为何好莱坞电影从未能像新现实主义那样创造出新影像，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意大利二战后那种凋敝的景象，而正是在这种破败的环境中，真实从原先遮蔽的状态中显露出来。好莱坞这个虚假之国，发展出的是另一种叫作“类型片”的东西，而这种东西的发明除了商业目的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掩藏无法生产真实影像的事实。正是为了遮蔽影像的虚假，类型电影开始按照特定的模式作用于观众。不再将观影的可能性开放给观众，让他们像奴隶一样自发对影片中设置的机制作出反映，以此来捍卫好莱坞在全球的霸权。

此点与韩国电影可谓如出一辙，韩国电影人用来隐藏自身只能制作虚假影像的方式同样是发展出一套成熟的工业体系，也就是制作类型片。《🚕》原本可以是一部相当好的艺术片，但却硬生生拍成了多重类型混杂的商业片。这虽然在情理之中，但也着实暴露出更多的问题。《🚕》之所以不能被拍成艺术品，除了商业上的考量，还应该在于类型片因为其特定的制作与观影模式，可以逃脱了观众对影像虚假的指责。他们不再能够指责一部艺术品失真那样过问一部类型片其影像的真假，而是询问自己是否能从影片中获得观影乐趣。类型片将电影变为娱乐的商品，是以功利主义的衡量标准来一决高下的。

有了以上这些铺垫，似乎可以更为深入地来谈谈韩国电影中“真实事件改编”的问题。缘何韩国人如此热衷于改编真实的事件，除却票房的考虑（这一点Peter Cat已经提及了），还在于他们需要利用历史的真实性来掩盖他们制作影像的虚假本性。我并不觉得这些历史事件在改编后重新获得了自身的价值（虽然一些电影确实改变了现实，比如《熔炉》），恰恰相反的是，历史事件以献祭的方式被电影利用了。我们可以反过来观察一下那些使用原创剧本拍摄的韩国电影，因为它们俯拾皆是，我就不必再举出片名。这些电影有什么特点呢？它们往往假得难以置信。要么是过度的血腥暴力，要么是浪漫唯美的爱情。这是两种极端，无法在中道上行走，恐怕也暴露出韩国影人掩饰捕捉真实能力不足的动机。

“真实事件改编”首先为电影讲述的事件它自身的真实性保驾护航。我们当然不会怀疑《🚕》中的金四福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正是他驾车载德国记者Jurgen Hinzpeter前往光州。这些都是真实的，这潜在地保证了影像可能具有的真实感，也能够隐藏韩国电影人创造不出真实影像的尴尬境地。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如意算盘打错了。“真实事件改编”不仅没能掩盖住韩国影人的弊端，反而将其暴露无疑。《🚕》最后加入的纪录视频就是明证，真实的Jurgen Hinzpeter现身银幕，瓦解了整部电影制造的真实幻想。布列松的这句话是对的——“在真实与虚假的混合中，真实突出了虚假，而虚假阻止人们相信真实。”（《电影书写札记》）这正是《🚕》中发生的情况：金四福的故事在这小段录像面前如此不堪一击，溃败于地。

所以，我觉得事实很可能是这样：韩国影人的如意算盘原先是想借助改编“真实事件”，来让电影更具真实感，当然这是潜意识中的；但结果其实反其道而行之，想想河正宇改编自余华的那部同名电影吧（《许三观卖血记》），原本以个体悲剧折射民族苦难的故事被活生生地改变成了一部浪漫温馨的家庭喜剧，足够让人大跌眼镜。如果认为这是刻意为之、属于灵活改编，那么你已经被这个民族所制造的假象团团围困了，事实就是他们对真实缺乏精准的捕捉能力，自然也就遑论对苦难会有多少适度的认知。一个虚假的国度，如何能想象他们会拍出真实的影像呢？Peter Cat讲得非常对，在大多数这些以“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中，真实是被践踏的。因而也就不必再去谈什么目光伦理。

说起电影《我不是药神》，我也算和它缘分不浅。早在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时候，我就参加过它的电影发布会。当时它的名字还是《印度药神》，剧情简介不甚明了，大致是个卖药发家致富的故事，纵使有徐峥主演，宁浩监制，但如此剧情、不靠谱的名字以及名不见经传的导演，总让人隐约有些担忧。

发布会上大家客客气气的套路感更是加深这种印象。流水线一般地介绍了几位主演，发布了一张所谓的概念海报，谈了谈拍摄过程中的一些辛酸趣事，大肆夸耀电影素材和最终成片的剪辑比，以及新导演文牧野拍片时所谓的强迫症。总之就像所有的电影宣传一样，充满了自卖自夸感，台下的记者当然也是同样的如坐针毡。

首款概念海报，当时还是《中国药神》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些后来都成为了这部电影值得被赞善的地方，尤其是发布会上所说的15：1的剪辑比，可能也正是电影迟迟一年之后才上映的原因。

除此之外，几易其名的过程再一次加剧了烂片即视感。据徐峥自己说，电影最初的名字确实是《印度药神》，只不过朋友之间传着传着就变成了“印度神药”，很快又讹传成了“印度神油”，以至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朋友们都在问徐峥：“老徐啊，你那个神油弄完了吗？”

这才导致电影改名为《中国药神》，然后又因为一些原因改为了《我不是药神》。而在此之前，电影甚至还用过更具文艺片气息的《生命之路》以及《印度药商》两个名字。虽然在电影创作的过程中改名是常见的事，但是如此频繁的多次改名，无疑多少传达出创作上的犹豫和不确定性，这让人又平添了几分担忧。

正式海报《我不是药神》

就这样，这部片子在我个人隐约的印象中一直都是：“哦，大概是那种圈钱的国产喜剧院线片吧，最好也就是《泰囧》吧。”但是，当我第一次看完电影之后，所有的质疑都化为烟消云散，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成了，要火！”尤其是在这么长时间的默认烂片之后，突然发现它的好所带来的惊喜是无法估量的。

第一次观看《我不是药神》是在上影节，上海影城的一号厅。因为不对外售票，千人大厅满满当当地坐满了各路电影媒体人、影评人、电影主创以及其他电影创作者等，不客气地说这可能是中国电影观众中最挑剔的一群人了。可就算如此，放映结束依旧看哭了一大片人，映后的掌声经久不绝。

这部片子最终所给我带来的感动和惊喜，就像是多年以前像第一次看到《素媛》《辩护人》一样，久久不能平复。尤其是一想到大家即将能够在国内院线的大银幕上，在这些日常要么是好莱坞大片要么国产小烂片的大银幕上，看到一部如此出色的国产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恨不得能够昭告天下，让所有人都来一起看。

很快，《我不是药神》开启了点映，并且毫无畏惧地开启全国范围内中的大面积点映。在电影一片高歌猛进的口碑和社交网络上一片感动之情中，我又默默看了一次。第二次观影，前半段的笑声依旧，后半段的感动依旧，并没有因为熟悉剧情发展而丝毫减退，反而关注到了更多的细节，惊叹导演安排的用心良苦，甚至有些铤而走险。

比如在高价正版药和低价走私药的对比之中，影片并没有明示药价为何如此之高，也没有尝试真正厘清药价高背后的原因，即使现实中的我们都知道药价之高有着其背后必然的原因，比如研究、开发成本。可以说，电影在这里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现实，反而只是不断渲染和重复另一个事实，为后来徐峥饰演的角色得以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孤胆英雄埋下伏笔，博取同情，着实聪明。

还比如王砚辉所饰演的贩售假药的商人，也是本片真正意义上的唯一反派，却最终也在面对警察的拷问而抗下了所有的罪状，颇具江湖侠义的感觉。而他所说的那句“这世上只有一种病，是穷病”无疑也成为整部电影最为振聋发聩的一句台词。

虽然在电影的故事语境中，这句话说起来难免残酷。但仔细思索的话，其实这句话才是真正的真理。换言之，这也正是整个故事所有的症结所在——这个世界所有的问题无非都是钱的问题。

徐峥饰演的药贩子，他面临着病危的父亲，即将被剥夺抚养权的儿子，交不起的房租，他是为了钱才铤而走险贩卖走私药；

王传君饰演的慢粒白血病病人，没有钱吃不起高价药，走投无路状告无门，想吃药想自杀，才剑走偏锋找到了仿制药的路子；

谭卓饰演的慢粒白血病孩子母亲，也正是因为没有钱才无奈地去夜店当脱衣舞女郎，甚至后来也是因为没有钱没有药才委身于当时又有钱又有药的徐峥，虽然良心发现的徐峥并没有接受。

此外，电影中很难忽视的一点是，所有病人所聚居的地方都是同样的脏乱差。垃圾成堆，多人群居，楼道昏暗，甚至恶臭熏天，无比真实，也是国产电影中少见的直面城市居住环境的肮脏。

毫无疑问，这一切的一切终究都是钱的问题。高价正版药当然能够救人，不过它只能救有钱的人，花钱买药，药到病除；至于没钱的人，那就只能吃到砸锅卖铁，家徒四壁，最后家破人亡。这就是残酷的现代社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现代启示录。

电影《我不是药神》非常聪明的是，让反派说出了这句话，并在最后让良心发现的徐峥把故事引向了感动的一面，而不是在此不断深挖，否则整个故事只会更加残酷、绝望。因为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问题无法解决。

不过两次观看本片之后，我越发肯定这就是那些对中国电影恨铁不成钢的观众所期待的电影，这就是在电影工业下所能拍摄出来的最高水准的商业类型片，这就是在审查的镣铐下所能被创作出的国产电影之光，这就是那种所谓的能够改变现实的电影。

虽然从电影艺术的角度来说，这些商业类型片可能并不算非常合格，甚至会遭到部分深度影迷的唾弃，认为它们仅仅只是在消费“现实”而已。确实，它们在对电影艺术的探索上极其匮乏，远远比不上那些流传影史的大师之作，根本不用提伯格曼、安东尼奥尼、塔可夫斯基，它甚至都比不上毕赣在电影艺术上所做出的尝试。

但是，在影史上这类电影势必也要有一席之地，并且是极为重要的位置。就像韩国的《素媛》，印度的《摔跤吧，爸爸》，日本的《入殓师》，美国的《辛德勒的名单》，这些商业类型片以电影这种最大众、最便捷的艺术形式，把对一系列复杂社会问题的探讨介绍给最广大的观众群体，获得大量关注，引发良性讨论，甚至产生巨大影响。

比如《素媛》对应的是韩国未成年少女性侵问题，《摔跤吧，爸爸》对应的则是印度的性别歧视问题，《入殓师》对应的是日本的老龄化问题，《辛德勒的名单》对应的当然是对二战的反思。

这每一部电影所引发的思考是巨大的，所能够影响到的人群也是无法想象的，它比阅读一本书更容易，也比获取资料更便捷。或许不经意间就影响了一个初入世事的少年，就像多年前第一次看到《辛德勒的名单》的我一样，至今忘不了燃烧尸体之后漫天落下灰尘的那个镜头，也忘不了黑白色调下的那个红衣小女孩，同样至今也不会忘记战争所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而《我不是药神》就是这样的一部电影。它举重如轻，轻轻地触碰到“医药制度”的法律问题，又在人情冷暖上深深地触动到你；它工整好看，前半段惹得你哈哈大笑，后半段又让你泣不成声；它演技精湛，每一个角色每一个演员都恰到好处地发挥；它还兼具沉甸甸的人文关怀，一面是无法撼动的法律体制，一面是有些过错的个人，夹在两者之间的是无数挣扎在生死一线上的活生生的慢粒白血病病人，这种对生命的珍惜和尊重令人动容。

想起之前我妈突然问我：“电影有什么好看的，跟电视不是一样的吗？”我本想跟她说电影是第七艺术，但一想到她所能接触到的电影，大多跟电视也没什么区别的时候，我觉得无言以对。现在我可以让她去看这部《我不是药神》，告诉她这才是真正的电影，是我在看的电影，是我在为之工作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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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不是药神》掀起现象级高分热潮？

这是一篇影评，不是检讨书。但我向大家承认，我是一个钻牛角尖的人，并不是看不得中国电影好。

我不懂的是：一部挺好，但没有那么好的片子，竟然这么高分？它甚至超过了虚构类现实主义的〈一一〉〈驴得水〉，超过了非虚构类现实主义的〈血站钢锯岭〉〈达拉斯买家俱乐部〉，难道给的是鼓励分吗？那我想说，中国电影不能被娇生惯养，如果创作者认为兹要这么拍就能卖座，那就完犊子了，至于会不会这样，我们来拭目以待会不会近年大量非虚构类现实主义电影涌入市场。当然，这是少数人的观点，大多数观众都觉得这部电影真的巨好看啊，中国电影的良心。这么过誉的称赞想问问主创们怎么想？

首先，《药神》的优秀之处。

1，这部电影题材选的爆炸了，跟生活息息相关，题材好到有点像农村包围城市，从大多数入手攻陷资本主义，这招在中国必胜。

2，英雄主义的胜利，中国没有英雄主义电影，或者说很少，恰好我们的社会特别需要敢出头的人，这是公民共同的希望，但《药神》并没有傻到只谈个人英雄主义，他最后把所有功劳献给了祖国，非常好！又树立了社会楷模，又督促了国家改革，民心所向。

3，片中全部一线大咖，或者戏骨级别演员，甚至几句台词的老太太饰演者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师，相信很多观众看到老太太的戏都流下了眼泪，为什么会流眼泪？因为那是我们每个弱势群体，甚至每个公民想说的话。商业、内容俱佳。与观众共情。

4，把4放在4是有原因的。可以网上搜搜看，一线行业大咖全部五星好评，观众们怎么办？跟风评价也是高分原因之一。而且本来看电影就是一个很随意的事情，给五星也不少块儿肉，给了就给了呗，确实是这样，但我认为，评分反而是一把从业者的标尺，有它我们才看得清自己几两重几尺长，与真正的好电影还有多远。

好了，好的我说完了，我也认为《我不是药神》挺好的，但没那么好，正常8.0-8.5之间，9.0评分真的过誉了。

接下来我来说说为什么不好。

编剧的操纵感太强，导演手段往公益片偷偷挪移。我在看电影的过程中看到的设计感让我非常不舒服，原型人物陆勇是因为自身患病走投无路才有了故事原型，这非常能让人相信。但编剧将片中勇哥设置为一个倒霉蛋儿为了赚钱无意卷入一个未知的波澜，这本身就是非常常规的商业片设计。好的你可以当这些为艺术处理，电影中有艺术处理没问题的，我们接着往下。

在龚必蓓的“前情提要”以后，周一围出现了，然后又消失了，故事至此进入到了不需要这两个人物的时刻，他们就消失了。勇哥买药，直到遇见黄毛偷药，我们没看到勇哥有任何的对于弱者的恻隐之心，并且觉得自己已经是做好事了。直到张长林来抢生意，胁迫之下勇哥和队友一拍两散，再无话下，一年之后。勇哥看到吕受益的死，又卖药，队友回归，被调查，送走儿子，舍小我为大我，被抓。主线捋完了，一个倒霉蛋儿没钱时连媳妇儿都打，有钱了良心发现要做弱者中的英雄，不觉得怪吗？不奇怪的话我们反推：一个弱者眼中的英雄为什么会常年对老婆家暴导致离婚呢？我理解为，人物设置成一个混蛋是编剧有意为之，使人物张力更强。（这也完全不是原型人物的本意，但终究没有战胜资本还是把人物加工的“超纲”了）另，这种后期走向公益片的故事和央视一套有多大分别呢？

我们再看其他的人物，谭卓，吕受益，神父，李乃文，黄毛，是不是除了黄毛，其他都是功能性人物呢，勇哥需要帮手，他们纷纷到来，勇哥不干了，全都消失掉了。再需要剧情往下走的时候又回来了，虽然穿插了几段好戏，甚至谭卓的段落非常动人，但给完一下就没了，但显然，编导并没有觉得那些被白血病裹挟的患者比徐峥重要，这一点还体现在黄毛的死上，患者的生命不是生命吗，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事儿是情与法的关系，而不是十恶不赦的罪过，那么黄毛为什么一定那么壮烈的选择用死的方式呢，或者说不是黄毛选择的，是编剧制造了一场意外，渲染悲壮。如若不是编剧有意渲染，我就想不出其他的解释了。全程李乃文都是资本主义的代表，冷血至极毫无人性可言，这种强大的压力在剧作上让徐峥作出选择，有心的观众可以调查一下实事是这样的吗，这设计感还不是编剧的功劳吗？所有的人物在片中都是断掉的，他们的任务除了反映生存现状就是告诉观众你看我们有多惨，只有徐峥、王砚辉是完整的。周一围则是和观众观影时的心态同步的功能性角色。不是说艺术处理艺术加工不对，而是观影全程能明显感觉到编剧的存在。

不得不说王砚辉老师短短的几段戏演得真好，超过了所有演员。

再说到最后，法庭上原告方台词还敢设计的再没底气一点吗？编剧又是为了走向往上贴呢吧？

徐峥被抓十里长街相送，连死去的人都来送行了，颇有些周总理的意思，这是因为不加点大写意就没法升华了吧？这导演手段我看来不是很高明。这么剪辑没毛病，也是过审的走向，但“瑜不掩瑕”。

一部真的好的电影我认为编剧不应该操纵角色，那些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物都是自己长出来的。

这部作品近年来上乘，但没必要过誉，迷失很可怕。现象级在中国电影如今并不少见，对于从业者而言，一部电影好在哪，不好在哪，客观的看，理智的分析现象才能看得见中国电影的未来。对吗？

20小时破三亿票房，预计上映期间票房直冲20亿，这特别好，这样的电影也应该被更多人看到，应该赚钱，但我认为这是资本的胜利，而并不全部是中国电影本身的胜利。我觉得电影发展要和好的比较，不比较不知道自己文化断层缺乏思考。文化产业越来越赚钱，说明观众都能走进影院剧场里来，是特别好的事，提醒而已，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千万不要因此自我满足，以为随便点什么艺术手段就可以让观众感动的稀里哗啦，和别国真的写人的作品还差得好远好远呢！

这次《我不是药神》的现象级高分我们应该学习到的是宣发。超大规模点映（超大到不是点映了已经），加上行业大V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暂且认为是大家都希望中国电影好而给的鼓励分吧。公映第一天观影人次15w+，评论基数如此之大，排片量如此之多，业内带头推荐评分，9.0也难怪了。我为那些更好的电影却没有这么高分而感到惋惜，影院和观众还不能接受它们。用片中陆勇的话：“但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会越来越好的。”

我爱电影，我爱中国，希望中国电影茁壮成长。

GQ报道 | 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

原创： 靳锦 GQ实验室 2017-06-19

陆勇34岁之后的人生和药联系在一起。他得了癌症，靠药物维持生命，不堪经济重负，又找到了去印度买仿制药的途径，并将这种药效可靠、价格便宜的仿制品介绍给病友。仿制药给陆勇带来了种种奇遇。他被捕，在看守所里关了135天，但随后检方宣布不予起诉。

他登上过全国的主流媒体，被称为“药侠”。在癌症患者眼中，他是如普罗米修斯一样盗火的英雄。直到今年，他的影响力抵达了新的边界——成为一部电影的原型，由宁浩监制、徐峥主演。

人们讨论这个故事中生命权与法律的矛盾。然而，这个故事的基础——陆勇所介绍的仿制药本身，却一直被忽略。病人、媒体、合作机构，并没有去验证过药的底细，为什么它在诸多同类产品中被选中？它为何与陆勇有更为亲密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这种药在印度是否合法、合规？

今年3月，《智族 GQ》与陆勇同赴印度。经实地采访发现，陆勇所介绍的仿制药并没有在药店出售，药监局查不到相关资料，其生产许可证也存疑。故事的基础，开始出现一些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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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制救命药

3月13日，南京，病人陆勇特意从无锡赶来，见到了《印度药神》剧组（现名《中国药神》）。剧组星光熠熠，宁浩监制、文牧野导演、徐峥主演，而陆勇是这部电影的原型。

徐峥坐在旁边，问了很多问题，你生病后的治疗情况怎么样？吃了药以后有什么想法？陆勇讲了两个多小时。两年来他已经把自己的故事跟人说了无数遍。

34岁那年，陆勇确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吃了两年抗癌药格列卫，花费56.4万。后来他改用印度仿制药，价格只要1/20。他把这些药推荐给其他病友，还帮忙代购，结果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

陆勇的遭遇得到广泛同情。1002名癌症患者在联名信上签字为他声援，说陆勇“使更多的患者获得了自救路径，从而逐步走出人生灾难深渊”。时值《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上映，主人公在影片中与癌症、人们的偏见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抗争。许子东在《锵锵三人行》里说，陆勇更像这部电影的主角。

一年后，检方决定对陆勇不予起诉。

陆勇在看守所一共待了135天，这段经历赋予了故事历经考验的证明。他被看做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不顾自身危险为病友盗取天火。官方也开始向他寻求帮助，云南省工商联希望他能够牵头，促成云南药企与印度药企合作办厂。

而成为电影原型，则意味着陆勇不再只是一个事件的主角、一个边缘人群的代表，他的故事即将进入大众文化。这是陆勇影响力所抵达的最新边界。

陆勇拿到了一本全体主创的签名，两天后，电影正式开机。一个星期后，陆勇启程前往德里，和印度仿制药药企 Cyno 谈判合作的事情。

陆勇的故事建立在格列卫的仿制药之上。格列卫是人类第一个分子靶向抗癌药，将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提升至90%以上。药也是一门利润惊人的生意，瑞士诺华公司的格列卫年销售额将近50亿美金，延续高溢价的策略，美国市场价格曾7年内翻了两倍，中国的市场价格至今为23500元一盒。对于癌症患者而言，他们别无选择。

仿制药与原研药在剂量、效力等各方面一致，唯一的区别在于没有专利。印度1970年的《专利法》放弃了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保护，本国企业开始大量生产仿制药，并迅速发展成为支柱产业。一种药在美国上市后几个月，就能在印度找到价格低廉的仿制药。

陆勇先后购买过两种印度仿制药。最初他从谷歌搜索到 Natco 公司生产的 Veenat，托人从日本买回，价格四千元。拿到手后，他犹豫了很久。药盒包装粗糙，瓶口不够精致，绿色胶囊显得颜色可疑。抱着实验的态度，他搭配格列卫的棕黄色片剂吃了一段时间。一切检验正常，他才建立起对印仿药的信任。陆勇将Veenat介绍给其他患者，成为国内推广印仿药第一人，在患者圈内颇有影响。

2011年，在吃了七年的 Veenat 后，陆勇又把推荐的药换成了 Cyno 公司生产的 Imacy，一种与格列卫颜色相似的棕黄色片剂，价格大幅下降，仅为750元，3年后降至200元。“我们对陆勇是百分之百信任的，”患者潘建三说。

陆勇与 Cyno 公司的关系更密切，为他们的新药做过宣传，在国内办过四场推广会。他创立的 QQ 群里，购药模板上的药企换成了 Cyno。而让陆勇惹上法律麻烦、卷入一场举国瞩目的官司的，也是这家 Cyno 公司。

2013年，为了方便患者从 Cyno 买药，陆勇网购了银行卡，最终被捕。

在随后的媒体报道中，Cyno 成为印仿格列卫的代名词，被广泛普及。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中，列举了多名患者的证词，“21名购药患者中多数的证言证明该药物确有疗效且无不良反应，无人证明因服用该药物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陆勇为方便病友支付药款提供账户，使得患者及时获得药品，延续生命，患者对陆勇深表感谢。”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未经国内审批的药品一律属于假药。陆勇的传奇，建立在该印仿药本身在印度合法，却因种种原因，无法被中国患者合法购得、从而被迫违法的行为之上。如果这个故事存有另一个版本，那么成千上万的病人，将面对另一种可能。

2017年3月，我和陆勇一起去了印度。他要见见老朋友，Cyno 公司的老板桑杰（SanjayJain ），和他聊聊在云南建药厂生产仿制药的项目。这样的合作，国内还没有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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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公司”

“系统里没有这种药，我也没有见过。”

阿波罗药店的店长尤努斯（Yunus）看到 Cyno 所产 Imacy 的照片后，在电脑上查了一会，对我说。

两天前，我们刚刚抵达印度，准备来这家药店拍照。印度尚在凉季的尾巴，是一年中气温较低的时候。白天最高爬升至摄氏35度，行人有避热的余地，但缺少降水，干燥多尘。陆勇换上印度产的棉质衬衫，透气，适应这里的气候。

德里拥堵严重，陆勇没有表现出丝毫不耐烦。“印度是乱中有序”，他说，自己初次来印度时，发现路上大多数汽车都没有后视镜，毫无顾忌地横冲直撞，也吓了一跳。但再堵车子也会慢慢前进，这里不强调工整、秩序，有野蛮生长的意味。他似乎已了解这个国家的表象和背后的逻辑。仿制药业也是一样，突破规则，最终使印度成为“世界药房”。

在德里市中心的康诺特广场，陆勇推开这家全国连锁药店的门，药店门脸小、纵深长，左右两侧是堆至天花板的药柜。他很自然地问道，“店长在哪里？”房间深处，店长尤努斯从电脑前抬头，对他露出微笑。“我可给你介绍了不少中国客户。”陆勇说。

仿制药如今成为中国游客在印度常买的特色商品，如药妆之于日本。尤努斯的药店里，20%的抗癌药卖给了中国人。为了更好地做生意，他随身带着学中文的书，微信里加了超过1500名好友。

GQ 摄影师希望能拍一张陆勇拿着药的照片。他对尤努斯说，“拿一盒 Veenat。”Veenat 盒子小巧，上面有黄色和绿色的条纹，并在显著位置印着公司的名字，Natco。

“这个药我吃了七年。”陆勇摩挲着 Veenat 的盒子。Veenat 有副作用，吃完会呕吐，吐的都是和胶囊颜色一样的绿水。他反复实践，才找到了与这种药和谐相处的办法：在吃饭中间吃药，如果感觉要呕吐，就赶紧喝上一瓶可乐。

镜头中，陆勇面色苍白，有些浮肿，两颊有几块色素沉淀，这是药物留下的痕迹。

拍完了照片，陆勇并没有提及 Cyno。隔了一天，我再次来到药店，把 Imacy 的照片给尤努斯看，问他是否有这种药。尤努斯否认了。

“我个人建议，如果你要买，就买 Natco 的药。”尤努斯说。我问他是否知道 Cyno 公司。他犹豫了一下，似乎在决定是否要告诉我，最终他说，“我知道，但那是家坏公司（bad company）。”

在印度我去过的五家隶属于不同公司的药店中，没有一家出售 Cyno 的任何药品。中国患者购买的唯一方式，是通过邮箱订购。Cyno有中文官网，只列了两种药品，治疗肺癌的吉非替尼和治疗慢粒白血病的伊马替尼（品牌名为 Imacy ）。“在线订购”一栏，用黑色粗体标注了邮箱。

我发去邮件，很快收到了一封标注着详细价目表、汇款方式和邮寄流程的回复。一盒 Cyno 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 Imacy 定价为65美元，即约448元。如果买20盒，那么每盒的花销可降至约202元。购买的过程有些过于简单，对方甚至没有要求我出示处方，而药盒内，还有中文说明书。邮件里还特别指出，汇款的银行信息有效期只有一个星期，下次订购需再次发信询问。

印度市面上，一盒 Natco 生产的 Veenat 标价8496卢比，约905元。一位从事十多年代购的印度人说，经销商给出的 Veenat 价格会在600到800元之间，“但是从来没有低于过600。”

“它（Cyno）在印度市场上是没有的，”陆勇说。坐在古尔冈一处高档公寓内，他主动提到了这个问题，神态轻松，泡上一壶清茶。“它只对国外出口，”陆勇说，只有通过与Cyno公司邮件联系才能买到，这样价格透明，杜绝假货，“想买假的都买不到，根本就没有。”

陆勇对自己的医药知识很自信，会对一个问题迅速抛出自己的看法，然后发出嘿嘿的笑声，好像在对回答表示认可。他言语中常见医药行业的专有名词，对药监局新政如数家珍。尽管病情早已平缓，对药业的关注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这间公寓也是与他合作的丝绸之路旅行社租住的地方。去年，这家旅行社找到他，希望和他一起开发来印度的医疗旅游项目。陆勇负责国内的宣传和报名，他的影响力超出了慢粒群体，丝绸之路的跨境医疗主要面向丙肝患者，而许多人正是冲着陆勇的名字来的。有的患者打了电话还不放心，一定要见到他，“看到我了以后他才放心地交钱，”陆勇很骄傲。

患病之前，陆勇一度对生活有挫败之感，第一段婚姻失败，事业没太大成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人。药案引起轰动，意外地成为他最有成就感的事情。2015年，他曾出席在清华举行的药事法研讨会，从患者的角度谈高药价之苦。同样出席研讨会的慢粒患者王忠良在会上说，陆勇给大家的不是威望，他是作为一个英雄存在的。有人敢去抗争，有人敢去公开了。

包括央视《面对面》、《今日说法》等节目都报道了陆勇案。陆勇取保候审期间，一直在家接待记者，买了100双鞋套，很快就不够用了，只得又买了50双。

陆勇案正好发生在医改加速的变革时期。2015年之后，国外新药的审批流程缩短；食药监总局发文，要求中国仿制药在2018年年底前完成生物一致性评价，这意味着国产仿制药的质量将得到保证。一系列政策出台，他的名字也不断被提及。

令陆勇得救、违法又因之成名的格列卫，已经被多个省市纳入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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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复杂的故事

这次来印度，陆勇时间比较宽裕，去了一趟宗教圣地瓦拉纳西。行舟恒河，他看见岸边正进行火化仪式，一具包裹着金盏花的尸体被架在木头上，大火熊熊燃烧。一群少年潜在岸边，等待从骨灰中淘捡首饰，更多的人在河里沐浴、洗衣，生死相邻，平静无扰。

印度人期盼来生的哲学唯有欣赏，对中国人而言，现世为重。34岁那年，陆勇收到慢粒白血病的诊断书时，问医生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还能活多久？为了活下去，他寻找所有的可能性，联系国外的骨髓库配对，吃过九年中药。格列卫是目前一个癌症患者所能期盼的最优解。为了供他吃药，2005年，父亲在去联系业务的路上出了车祸，经抢救无效去世。事发突然，没有留下一句话。

“如果不是我生病，他也用不着再出去工作。”陆勇说。药使他生，也令他悔。

他终生需要这种药。唯一一次断药，是在沅江市看守所，警察忘记送过来，他停了7天，又开始想那个问过医生的问题。沅江市检察院最终决定不起诉陆勇，认定他没有从格列卫仿制药上获利，且买银行卡的行为“显著轻微”。在近年来数百起代购进口药案件中，陆勇是唯一一个没有获罪的。2015年，浙江金华市人大代表胡芳还根据陆勇案写了议案。

陆勇成为了媒体口中的“药侠”，他喜欢这个称号，并把它用作了微信名。

读了《印度药神》的剧本后，陆勇对其中的人物形象不太满意。剧本里，他成了一个想要赚钱的药贩子，后来良心发现去帮助患者。制片人和他解释，除了审查原因，就是如果实写，人物比较平顺，不太容易升华。

陆勇和他的商业合作伙伴估计，等到电影上映的时候，将迎来药案之后的又一次媒体曝光。届时他一定会解释自己的清白，“我确实不太能接受，因为这样的话跟我形象还是有差异的。”他觉得自己的故事比《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还要复杂，《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主人公后来只是受到供药限制，而他自己还经历了司法流程，“要判我，抓我过去，要起诉我，然后峰回路转，最后什么事也没有。”

2014年，刘正琛就从媒体上知道了陆勇。他是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多年慢粒患者。2002年，陆勇患病的第二天，曾给刘正琛发过一封邮件，希望了解他的治疗过程。但刘正琛真正注意到陆勇的名字，是在12年后的新闻上；他注意的焦点，不是对代购仿制药的无罪化讨论，而是那个叫做 Cyno 的药企。

刘正琛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家药企。他找病友要来了一盒 Cyno 生产的 Imacy，当时里面连说明书都没有。“这个就有点像三无产品了，”刘正琛说。他又给在世界癌症大会上认识的印度医生哈瑞• 梅农（Hari Menon）写了封邮件，问他是否知道这家药企。梅农医生回信，“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家药企。”

在新阳光内部会上，刘正琛对病友说，不要吃 Cyno 的药。但 Cyno 初进中国市场时，与 Natco 的药捆绑销售，并请了陆勇做宣传。刘正琛又告诉病友，如果买回来是两种药，就把 Cyno 的扔了。

“没有没有，”采访时，陆勇立即否认 Cyno 有过宣传，“想要药的跟它联系（就行）。”我提出有患者看到过宣传活动，他又改了口，“Cyno 刚开始的时候来过，就是刚开始它这个要上市，来宣传过的，我帮它组织的病友”，“它的目的很明显，想通过我的影响力帮它推广。”

2011年，Cyno 在杭州、苏州、成都和无锡举办过四场推广会，陆勇帮忙组织、站台，正式将 Cyno 介绍给患者。杭州的推广会上，还请了一位浙江中医院的医生过来讲座，出场费2000元。

根据 drugsupdate 网站，印度生产格列卫仿制药的药企除了 Natco 之外，还有7家，包括 Sun、Lupin 等印度排名前十的药企，价格都与 Natco 相仿。陆勇说，只推荐 Cyno 的原因很简单，“因为 Cyno 的药最好”，用的是改进后的贝塔晶型。他看过 Cyno 提供的原料单，也看过生产许可证，“其他的药我不是太清楚……但Natco的胶囊肯定不是贝塔晶型，它肯定是（第一代）阿尔法晶型的。”

在德里市东南角“无国界医生”的办公室内，我见到了夏利（Shailly Gupta），向她请教如何辨别一家印度药企是否合规。“很难，”她皱起了眉头，这种疑虑的表情，我在后来求证过的所有印度人脸上都见过。夏利解释，印度有些药品的审核是在邦一级政府完成的，药企也可能委托某个生产机构生产，并没有统一的渠道去核实所有信息。她联系了 Natco 的人，唯一确定的，是 Natco 的格列卫仿制药也是贝塔晶型。

“没有办法，”尤努斯耸了耸肩。作为药店店长，他给不出什么辨别真假药品的建议。印度药品市场监管松散，据《印度时报》报道，2014年印度生产的药中25%为假药，假药市场规模在2017年将达到100亿美金，目前还未有权威的药品核实体系。假药可以做到包装逼真，且含有一定有效成分，患者唯一能做的是，“去正规的药店买，”尤努斯说。

4月份，我联系到了给刘正琛发过邮件的梅农医生，他曾在著名的塔塔纪念医院工作过12年，如今是班加罗尔 Cytecare 癌症中心的资深顾问。他向我证实了刘正琛的说法，“我在印度治疗过数千名慢粒患者，但我从未听说过这家药企。”

印度药监局（Central Drugs Standard Control Organization）是位于德里市中心的一座白色建筑，在康诺特广场东边。这里不见游人，很安静，穿着西装的男人们有序进出。在多次写邮件没有回复后，我试图以患者朋友的身份来这里碰碰运气，一位在药监局工作过6年的男人答应帮忙。他打开药监局的网站查了一会儿，又重复了一遍过程，抬起头对我说，“我没找到这家药企。这看起来有点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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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还是商人？

Suraj Mal Vihar 是德里东北部的一处居民区，里面多为独栋三层小楼，门口停放着私家汽车。工作日的午后，小区内很安静，装修的人家偶尔传出几声敲敲打打的声音。Cyno 在邮件中标注的公司地址，在小区中央的市场内。

一栋三层的黄色建筑出现在眼前，墙面涂料大片剥落，露出底下的黑色材料。商户门窗紧闭，大幅的广告牌上随处可见涂鸦，一幅广告牌歪斜，摇摇欲坠。门厅的走廊上，有印度街头常见的体型瘦长的野狗穿过。一个裁缝在院子里架起缝纫机，咯吱咯吱地踩着，他的妻子于一旁帮忙裁剪，他们是这个市场上仅见的商人。

Cyno 的地址在建筑的二楼，门框边上挂了几枝黄花，一只监视器在门上方亮着。无论是建筑入口还是门口，都没有关于 Cyno 公司的任何标志。

附近一家玩具店的主人是小区居民，在这里生活多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里有叫 Cyno 的公司，”他告诉我。热心的店主用谷歌搜索了一下，说 Cyno 的地址应该在 Preet Vihar。

Cyno 另一处公开地址，也是它印在药盒上、标注在谷歌地图上的地址，位于地铁站 Preet Vihar 附近的一栋棕红色建筑内。从左侧的楼梯上去，到三楼，可看见一个挂着“Gukka Pharmaceuticals ”牌子的大门，里面有工作人员走动的声音。Gukka 和 Cyno 两家公司同属于印度人桑杰，Gukka生产普药，Cyno生产抗癌药。

陆勇与桑杰是不错的朋友，每次到印度都会见面。他一早就告诉我，印度药企的办公室都很小，“不像我们中国喜欢空间大的。”

Cyno 并不是第一家陆勇寻求帮助的印度药企。2006年1月，陆勇第一次来到印度，是为和了Natco公司的老板见面，希望对方能够把药卖到中国，并且把价格降下来。

在孟买的酒店里，陆勇和 Natco 的老板及国际部负责人吃了一顿午饭，之后聊了一个多小时。他告诉对方，中国慢粒患者超过百万。“实际上慢粒患者是没有一百万的。他（Natco老板）觉得非常开心，因为中国的患者（数量多），他开心得不得了。”陆勇一笑，将其视作聪明的变通术。

“这个资料不是我搜集的，”陆勇又说，是同行的红十字基金会志愿者提供的数据。

时隔两月，陆勇再次去了 Natco 位于印度海德拉巴的总部，与对方又见了两次。Natco 开始对中国市场产生兴趣，4月份来到中国，想了解市场是否真如陆勇所说的那样庞大。他们去了卫生部和红十字基金会，陆勇在上海给他们引荐了自己的中医。之后，Natco 与他再无联系。

“一方面我估计可能生病的人数也没有那么大，他觉得我们提供的信息不准确。另一个方面，它的药也不能通过正常渠道顺利到中国来，因为中国是有专利的。特别是他跟卫生部信息中心见过面以后，他们肯定拿到了这个信息，就不相信我们了。”陆勇说，Natco 是上市公司，如果枉顾专利直接卖药到中国，麻烦就大了。

2011年后，陆勇开始推荐 Cyno 公司生产的药，而 Cyno 直接向中国患者卖药的。陆勇又说，这是 Cyno 与 Natco 不同的商业模式。“Natco 公司比较大……经销商可能是一千甁、几千瓶这样定的。中国患者的话，每个患者跟他们联系，一个个的就很烦。”

Cyno 公司老板桑杰为人低调，在陆勇案引起密集关注的时期，仅在腾讯《焦点人物》中接受过一次电话采访。他在电话里说，“我们公司各种执照齐全，请不要把我们的药当做假药。”

4月5日，我在 Preet Vihar 附近这栋棕红色的建筑里见到了桑杰。他把采访地点定在 Gukka 楼下的会议室，门口没有标识，看上去和普通的居民房一样。屋内家具简单，装饰纯白，没有任何文字。

桑杰是印度耆那教徒，身材高大，在四十度的天气里，他仍然穿一套剪裁得体的三件套西装，左胸口袋里插着叠好的手绢。他谨慎而礼貌，从不详述一个问题，多以短句回答，然后露出一个标准的微笑，嘴角上扬，示意回答结束。

2004年，桑杰接到一个中国人的电话，对方想要一些抗癌药，他因此认识了陆勇。当时 Cyno 是经销商，主要将药品销往日本，桑杰对中国市场的情况一无所知。陆勇开始给他介绍一些中国客户，从他这里购买 Natco 公司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 Veenat。

2010年起，Cyno 告诉陆勇，自己也开始生产格列卫仿制药，Imacy 随后成为陆勇向中国慢粒患者介绍的主要药品。

公开资料中关于 Cyno 的介绍很少，官网简略，连公司成立时间也没有，首页五段英文中有两段是重复的。据桑杰说，他1984年进入医药行业，1999年创建了 Cyno，如今公司能够生产400多种不同品牌的药，年生产100万粒，营业额五百万美元。Cyno 主要做出口业务，75%的市场在日本，15%在中国。两国的患者都是通过邮件直接向公司订购，公司把药物邮寄出去，“我们会在邮件里要求他们出示处方，”桑杰说。

桑杰估计，陆勇大概为他带来了几千位患者。慢粒患者需终身服药，Cyno 现在每天收到约100封来自中国的邮件，大多数订购的是格列卫仿制药 Imacy。印度制药业发达，桑杰说，印度有数千家药企，Cyno 大概能在印度排到前一千名。

“我不做任何宣传，”桑杰说，Cyno 的消费者是通过口口相传得来的，“我们只关注药品的质量。”他对与云南药厂的合作没表现出太大的兴致，强调自己已经五十岁了，对已有的市场很满足，“我没那么急切（I am not desperate）。”

我问他能否在印度的市场上买到 Cyno 的药，桑杰表示，可以，唯一的问题是得等几天。“在任何一家印度药店，这是可行的。”

事实上，Cyno 公司2011年在中国做过宣传，并将自己的药品与 Natco 公司的 Veenat 捆绑销售。收到患者的订购邮件后，Cyno 并没有提出查看处方的要求。在印度，药店中也无法购买到 Cyno 的药品。

陆勇案经媒体报道后，向公众普及了印度仿制药的概念。大量新闻以及随后的法律决定、人大代表议案等构成相互印证的链条，让陆勇成为了所有信息的入口，公众对他的信任，也转移到对他所介绍的产品的信任上。云南省工商联办公室主任柳树说，“我去过他们（Cyno ）公司，看过它的一些产品。其他的资质，包括它的生产许可证，这些我们没有看过。”

“这个药是陆勇给咱们开辟的一个途径，又有新闻垫底，都是他的正面的声音，你说患者可能会不去选择吗？有几个新患者会有理智去选择正规治疗？”李毅达（化名）说，他是多年慢粒患者，也是2004年陆勇最早创建的慢粒 QQ 群中的一员。媒体的关注点多在中国药价高上，但并没有注意过 Cyno 本身。

“其实是漏洞百出的一个表演，但是就有人相信。”李毅达说，许多慢粒患者希望相信一个“横空出世的救世主”，能够帮助他们摆脱苦海。他推测陆勇对 Cyno 的宣传，其中有经济原因，“一句很中肯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商人。”

但陆勇作为开拓者的角色深入人心。“我不管他是卖假药，还是盈利了，还是没盈利，不管什么原因，他也是做了很多年，”王忠良说，他2012年患上慢粒，一度想过放弃治疗，是印度仿制药让他存下希望。“他被抓进去了，关了130多天，最终陆勇事件作为新闻在央视一直滚动播出，他把我们这个疾病公诸于媒体、公诸于社会，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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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质疑

4月6日，陆勇在德里的南京饭店庆祝了自己49岁的生日。距患上癌症已经过去了15年，他身体康健，喝了一大杯红酒。月底与桑杰的会面后，他在印度一个多月的行程圆满结束，回到家乡无锡。

印度刚刚进入热季，迎来摄氏45度的高温。但无锡正是宜人的春天，有微风，街头宽大的树叶发出哗哗的声音。一个茶室内，陆勇泡好了一壶功夫茶，两个月以来，我们的大多数谈话都伴随着茶氤氲翻滚的热气。

“他们对中国市场还是非常感兴趣的，”陆勇笑容满面，说双方初步商定，与云南方面合作的药厂投资规模约一个亿左右，Cyno 提出以技术和三百万人民币的投资占股一半，在中国生产仿制药。

“如果我们谈成功的话，一方面对中国这个仿制药的促进是一个好处，第二个方面降低药价，第三个方面的话，对我个人也有好处……如果建立一个药企，或者我参与，或者有股份的话，这肯定好说对不对。”去印度之前，他就有此愿景。

我再次提到，在印度的药店里没有看到 Cyno 的药。“有的，”陆勇突然改了说法，说 Cyno 公司曾给他发过一个视频，上面显示，药店的货架上有药在卖。但他自己并没有去验证过。“我已经跟它联系了，我怎么还能去药店买呢？不可能的。”

陆勇一直微笑，语速依旧很快，没有任何被质疑冒犯的情绪。他说，2008年时就看到过 Cyno 的伊马替尼生产许可（这一说法后来改成2011年），还去过它位于索兰山区的药厂，“在悬崖上面下去的”，“下面大概有五层”。Cyno 给他看过一份在日本做的检验报告，上面显示，100mg 送检药品的伊马替尼有效成分为100mg，质量合格。

“你能查到的，我也查过，”陆勇嘿嘿笑着，“我百分之百保证。”

这些材料都是 Cyno 方面提供的。陆勇胸有成竹，说自己也做过药品检测，2015年时还查证过 Cyno 的生产许可证批号，“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他用了很多“绝对”，“据我了解他们绝对是有许可证的，没有许可证他们绝对不敢的。”

茶凉了，陆勇没喝，也没有再续。“我只关心它的药好不好。至于它的运作模式，是不是在印度销售，或者只是出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陆勇找出一份2011年私下在无锡大学做过的检测报告，分含量比较和质谱比较两个部分，从图表的峰面积显示，送检药品和对比药品的峰值几乎一致。且这种检测“一天就可以做出来”。

“这不足以说明什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罗元明博士看过检测报告后说。药物成分检测需要多次重复实验及多批次的样品，而且还需要用标品制作标准曲线，比较耗时，这个报告太简单，只是给出检测器显示的峰面积以及质谱TIC峰面积，还没有任何文字说明。

2017年3月底，刘正琛将 Cyno 的仿制药与格列卫送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检验。5月2日，他拿到了检验报告。报告对比了两种规格的 Cyno 仿制药与格列卫，每100毫克仿制药的有效成分伊马替尼比例分别约为格列卫的55%和83%（注：该检测仅测试 Cyno 两个批次的药品，且其中一个批次生产日期较久，存在偏差可能，仅供参考）。

“这种病吧，它不是说你吃了不好短期内能呈现出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江倩医生说，“因为这种病如果不吃这类药也可以平均生存三五年，个别长的也有十年，药与药之间正副作用很难说。”她曾发表过一份针对949名患者的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服用原研药患者，服用仿制药的患者治疗反应较差。而目前服用仿制药的患者可通过非正规途径获得药源，“疏于规范化管理”可能是重要原因。

陆勇出示了一份 Cyno 的伊马替尼生产许可和两份申请表格。该生产许可由印度喜马偕尔邦颁发， 但上面标注的药品种类（other than those specified in Scehdule C,C(1) and (X)），并不涉及处方药范畴。即便如此，喜马偕尔邦药监局的网站显示，该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为2010年3月25日到2015年3月24日，而Cyno2017年1月生产的药品上，仍沿用了这一批号。桑杰另一家药企 Gukka 的生产许可证号，有效期也已于2015年到期。

这意味着，Imacy 不仅在专利和技术上是仿制品，没有得到中国市场的准入许可，它在印度的生产也是违规的。

“这个我不知道，”陆勇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我又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印度的梅农医生表示，如果不具备正规的生产资质，最大的问题在于药品缺乏监管，从而无法保证每批次的品质。我给桑杰发邮件询问，他再未回过我。

每天，陆勇的两部手机不停闪烁，都能收到将近十位病友托他买药的请求。这些人从网上找到了他的联系方式，说自己不懂汇款、不懂英文，网上写的流程也太复杂了。陆勇颇有些怒其不争，“这些患者实际上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因为你这个病是长期服用的，你绝对不能依赖人家，”他说，“你买个手机都要花半天的时间看看它是不是好的，对你人生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怎么能够随便看了十分钟以后，马上就说我搞不懂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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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曾鸣采访、撰文：靳锦视觉：梁爽摄影：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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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转自知乎

作者：匿名用户 链接：//www.zhihu.com/question/61326470/answer/186667657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由于报道本身具有较高的阅读门槛，希望诸位能够先耐心读完报道。

这篇报道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在讨论这篇报道作为新闻写作的意义之前，有更紧迫和需要大家关注的地方。希望诸位不仅仅将这作为一个知乎回答，而是作为一件需要你彻底理解和帮助的社会议题来推动。

先说目前最迫切的现状，也可以说是推进此事的几大难点：

1. 中国约有十万慢粒患者，陆勇所掌握的群大概覆盖一万人，也就是十分之一。而他代购、主推的仿制药已经中科院证明有效成分远远小于原研药。也就是说现在全中国十分之一的慢粒患者的生命控制在陆勇一个人手上。而他在慢粒患者中已被封神，慢粒患者以及多数绝症患者圈子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圈子。这些患者极其家属的普遍特点是：

• 没有能力乃至精力独立辨别仿制药的质量，并进行跨国购买
• 极度的绝望，在这种绝望下失去判断力，一点点希望都会视为救命稻草
• 迫切需要一个英雄式的神话来拯救自己

因此，作为“中国仿制药代购第一人”的陆勇，在慢粒患者的圈子里不仅垄断了仿制药的代购，且成为神话般不可动摇的权威存在。在该报道出来之后，极少数知情患者也不敢公开提及、质疑、反对陆勇及其代购的仿制药。而陆勇本人至今没有做出回应。

2. 陆勇是被媒体塑造的。几年前他的故事被称为“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他被称为“药侠”，超过150家媒体报道过他。于是，人大代表提案，云南省工商联找他合作。宁浩监制、徐峥主演的以他为人物原型的电影《中国药神》即将上映。在此过程中，媒体、政府、资本，没有一方对他进行过深入调查，没有一方对他代购的药进行全盘考察。如今这篇报道无异于让媒体和各个利益方自掌耳光，当年参与制造这起神话的媒体，并没有跟进此事，导致这篇报道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这也使得这件事目前的后续推进困难重重。

3. “陆勇代购的不是正规仿制药吗？”

陆勇先后代购过两种药，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代购第一种、也就是印度Natco生产的Veenat时，是采取向对方寄款的方式。但吃了七年后，他突然换成了Cyno公司生产的Imacy，不仅为它站台宣传，还网购银行卡让患者集资购买，陆勇正是因为网购银行卡才被捕的。而现在，陆勇牵线Cyno和云南药厂合作，这个项目据称投资过亿。

而Cyno合规吗？1. 作为药厂，直接向患者个人售药。2. 收款银行信息一周一变。3. 印度本土药房中买不到，药监局查不到。4. 生产许可证不合规且过期。5. 多位印度慢粒专家证实从未听过。6. 报道中没提到的一点是，这事儿在慢粒圈根本不是秘密。

接下来，针对多数普通人对这件事以及这篇报道产生的错误认知，做一个回答：

1. “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这不是一个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故事。或者说，这是一个变种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故事。多数人可能并不清楚陆勇这个故事的前因，并未仔细看完报道的全文。也是因为这件事经过了多次反转，多数人还停留在最后这个反转的前面一个阶段，认为陆勇是在中国专利药价格昂贵的环境下代购更为便宜的印度仿制药的英雄。并不是这样，所以请不要再将此事定性为“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2. “陆勇代购的是仿制药，你懂不懂仿制药和专利药的区别？那不叫假药。”

专利药、仿制药以及陆勇代购的 Cyno公司的仿制药，是三种不同的东西。参见报道原文：

陆勇的故事建立在格列卫的仿制药之上。格列卫是人类第一个分子靶向抗癌药，将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提升至90%以上。药也是一门利润惊人的生意，瑞士诺华公司的格列卫年销售额将近50亿美金，延续高溢价的策略，美国市场价格曾7年内翻了两倍，中国的市场价格至今为23500元一盒。对于癌症患者而言，他们别无选择。 仿制药与原研药在剂量、效力等各方面一致，唯一的区别在于没有专利。印度1970年的《专利法》放弃了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保护，本国企业开始大量生产仿制药，并迅速发展成为支柱产业。一种药在美国上市后几个月，就能在印度找到价格低廉的仿制药。

实际上，在慢粒患者圈，通过代购印度生产的仿制药进行治疗，是非常普遍的情况。在印度，仿制药也是一项非常大也相当成熟的产业。具体到格列卫这种药，合法生产且有同等疗效的仿制药品牌非常多。而陆勇代购的Cyno 公司生产的仿制药，在印度属于违规生产的不合法药物，其有效成分经检测远小于原研药。也就是说，陆勇代购的是仿制药里的非法药品，的确就是假药。

3. “因为在中国购买专利药价格昂贵，有便宜的仿制药为什么不能买？即便是假药。”

如第2点中说明，在印度，能够买到的正规合法的格列卫仿制药非常多，至少有十几家药厂生产，有的还是印度顶级药厂。并且，报道中尚未来得及更新的一点信息是，通过与这些正规厂商进行谈判，如今中国的慢粒患者能通过代购买到的正规仿制药的价格也已降到250左右一盒。陆勇代购的假药是200一盒，早已不具有价格优势。但由于陆勇在代购格列卫仿制药这个领域的垄断地位，很多患者并不知情、也没有能力通过其他渠道购买正规便宜的仿制药。

4. “陆勇代购的药有效成分不足，但有一点效果是一点效果，总比买不起专利药等死要好吧？”“如果能花200块吃到有效成分55%的药，不也很划算吗？”

结合第3点，患者完全可以有合法、安全、有效且同样便宜的仿制药选择。

而且，1. 陆勇一直宣称他所主张的药的有效成分与原研药的相似度高达99%以上，患者并不知道真实情况。2. 有的批次有效成分是原研药的55%，有的是83%，所以患者是该吃两倍的药还是一倍半呢？药能是这样加减乘除吗？3. 乱吃药带来药效的不可控。文章中已经提到江倩医生的报道，吃印仿药的患者后续监控很差，主要原因就是药的来源不明。各位可以查查江倩医生在慢粒圈的地位，她是“慢粒一姐”。

然后终于可以说一下这篇报道就新闻写作而言的重大意义，并对新闻从业者提出一些质疑：

• 在以资本主义为导向的现代，旁观这几年来，特稿或所谓调查报道的写作，越来越朝着“故事化”乃至“影像化”的方向发展，似乎一个选题是否能够被通过、一个新闻事件是否值得被写出，能不能成为“爆款”、能不能改编为影视剧，成了最被值得考量的依据。新闻早已失去其正义性。
• 在陆勇代购仿制药，被神化、多次进入人大提案、被拍成电影的过程中，为什么全国150多家媒体没有一家进行深入调查？！与《大兴安岭杀人事件》这样在报道过程中发生杀人案件便成功引发大量关注的调查报道相比，《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所做出的努力显然远远更加值得被关注，这是真正的对于事实如侦探般的调查，对于真相抽丝剥茧般的发现。其中的艰险和勇气不仅超越了“记者”这一身份，也令调查报道这一类写作在如今的时代重新拥有（或还原了）它所能有的最高使命和价值。纵观国内这十年来的非虚构写作，此篇报道可谓是一座里程碑。因为它不仅是一篇完全凭借一己之力去完成的对事实的重新审视、对真相的再次发现的非虚构写作，它真正可能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写作这篇报道的本身就是一部电影，中国版《聚焦》。
• 这是一篇真正考验新闻从业者的良知和选择的报道。出于报道作者的职业素养，报道本可以写得更加“吸引眼球”，但《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仍然选择了理性、客观的视角呈现所有的证据，在写作手法上，并不像当下流行的非虚构写作那样充满戏剧性，这也导致报道显得非常温和。报道出来后，诸多权威媒体的集体沉默使得这篇报道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是的，这篇报道无法被改编成影视，甚至是《中国药神》目前最大的绊脚石；这篇报道也不够“好看”，不够“充满争议”，在故事性和写作手法上不能被当做非虚构写作喜闻乐见的热点进行讨论；由于此前其余媒体对陆勇进行的光辉塑造，新闻从业者也不敢自掌耳光。然而它无愧于新闻和新闻从业者所能拥有的最高价值。

综上所述，《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这篇报道对于陆勇这位“英雄”的揭露，仅仅是一个战斗的开始。至于它能够走多远，是否能够真正引发全社会的关注，是否能够真正挽救千万慢粒患者的生命，必须要靠你——一个不相干的普通人继续推动下去。

这篇回答写完，必然还有许多质疑和讨论，这不重要。因为是否能够得到更多的力量对此事进行关注和跟进，哪怕是质疑、甚至是推翻，都会让事实更加清楚，让药的问题更加明白，这才是这篇回答的重点。

无论是批评还是赞同，在此我作为一个对此事略知一二的普通人，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