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关于佛系青年的社会形成猜想
知道许知远要访谈李诞,从上周等到这周,一直很期待。18号晚上一整晚都未上线有些失望,昨晚一回家就打开了视频。我很期待这两人的碰撞是因为从表面上看,李诞做的事恰是许知远最看不上的大众娱乐行业,许知远的生活姿态也恰是李诞想要解构的某种崇高的“英雄主义”。这两人本就选择站在生活方式的对立面上,以轻蔑的眼光远远望着彼此。
我在看视频之前做了些功课,看了吐槽大会,也去翻了李诞的微博,他内心其实是一个宁静的充满才华的青年,写书写诗,看看佛学,抄些乍一听上去不那么容易理解的“台词”,这与他平时表现出的戏谑的外表截然不同。诚如李诞在访谈中所说,他曾经也有理想做过文艺青年,在南方报系工作过,南方报系在一些人眼里是一个对社会充满理想主义,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存在。事情的转折点在于,他排长队去买了过年回家的火车票,却偶然听到自己跑春运的同事可以轻而易举从内部搞到,于是他对这个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存在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对道貌岸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怀疑,对情怀产生了怀疑。他说自己其实当时也能想明白这件事,只是那一瞬间就觉得太扯了…我也曾经有过这样一个阶段,可是知道人性“黑暗面”的存在和亲眼看到人性的“黑暗面”就赤裸裸地呈现在面前,那种冲击,从感官上讲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许知远问他,为什么这么容易就被打击到了,为什么这么容易就被社会规训了?李诞没有正面回答,我想作为一个九零年生的人,因为阅历、经验、眼光等等方面的局限性,有些事情还没办法站在“过来人”的立场上,以一种历史的眼光习惯性地去质疑。而许知远七十年代生人,看到了自己这一代,也看到了八零年代,看到了九零年代,也许他就会情不自禁去对比。其实人总是不自觉地跟比自己年轻的人对比,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年轻人的经历,而难以看到年长的人的经历,于是难免以“过来人”的姿态质疑某种意义上“年轻的自己”。
我想试着回答一下许知远的问题,为什么这一代人这么容易就被打击到了,为什么这么容易就被社会规训了。
因为这个社会在人力和技术的催生下变得更加强壮,于是个人的声音变弱了。
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浪潮刚刚袭来,一切都是新的,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对于外来事物充满了热情和新鲜感,国家经过十年动乱,百废待兴,大学生正是用武之地,国家需要他们,时代需要他们,一个新的体制等待着他们重建,这些声音不断地涌进年轻人的耳朵,让他们知道他们是重要的是被需要的,这是创造的一代,对理想有渴望有动力并且有实现的位置。新世纪以来,社会阶层逐渐固化,教育成果与社会现实割裂严重,大学生毕业进入社会发现整个社会现实与校园脱轨,社会规则对于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庞大的、强壮的,对眼前这个庞然大物,年轻人其实无能为力。我一个大学老师曾这样写道,“在这种模式下,任何一个新进入者都是无能为力的,他也许在刚开始时充满激情,要改革目前的体制,但很快他就会发现:这没有用,一个人面对一个强大的团体,不会有获胜的可能。……新进入者总是被体制所俘虏,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结果都一样。”我觉得这不是政府的错,而是时代发展到这一步,自然而然地在这个背景下就会诞生这样的一代人。
国内社会结构和阶层逐渐固化,从整个世界来看,泛娱乐化和平民化的浪潮也汹涌而来。马未都曾在一个节目里说,八九十年代的时候,萨特的书刚被翻译成中文引进,在北京新华书店出售,年轻人排着长队,每人限购两本,抢购一空,现在谁还能想象这样的场景吗?在技术的催生下,各种电子产品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正如《娱乐至死》一书中作者所描述的,出版业逐渐凋零,人的思想和内涵随着电视等新媒介的出现被逐渐忽视。现在又加入了互联网。业余时间年轻人对于一个连续的、深刻的甚至需要太多时间来揣摩的观念已经不再感兴趣了,取而代之的是很多快餐式、娱乐化的消费品。进一步,年轻人也没有精力再与“人”做任何周旋,因为电子产品就能满足他们的社交需求。我想起电影《她》中,男主角最终爱上自己的OS,因为跟一款为自己量身打造的人工智能谈恋爱简直毫不费力。技术让更多普通人的声音被听到,大众的声音逐渐成为各领域中无法忽视的力量,流量在行业内占据了优势。有人说这是一个粗糙的时代,我们精致过吗?没有,其实人类历史上一直都是这样,用波伏娃的话说,个别精英和大多数普通人,只是以前被在意的都是精英的声音,而在这个时代,大众的声音也变得重要起来。这意味着,话语权逐渐从金字塔顶端导向了底端。这当然是好事,但问题是,群体往往有其本身的局限性,一个群体的声音过大,个体的声音就更加微弱。具体来说,过去虽然群体声音微弱,但因为每个人都不能通过媒介知道大多数人的想法,那么即便自己比较小众,也依然可以坚持自己的小众。但今天的群体对某些事物过分明显的态度和倾向已经成为了另一种“政治正确”,这可能直接导致了个体自我的软弱。我觉得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正如许知远说,每个人虽然以奇葩的姿态出现,但其实本质上都差不多。我们在学校里学到,这本应是一个张扬个性的时代,然而结果却不如人意地似乎走向了截然相反的另一面。
我们成长地太脆弱,打击却来得太快。
在如此大的喧嚣与压力中,我们选择了随缘,选择了看你,选择了你开心就好,选择了取悦多数人,选择了规训于社会…这可能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某种宿命……
对于许知远,我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从马东的那一期开始关注他的节目,一期期看下去,倒也不觉得他讨厌,也理解他对娱乐化的焦虑。他总是一遍遍地问嘉宾,“现在的年轻人都怎么了”“这个时代是不是更加粗鄙了”“过去那个时代你怀念吗”等等。
而他的每一个嘉宾,似乎都比他现实。
如蔡澜、白先勇,过去俱往矣,只争朝夕。
如马东、罗胖子,怀抱科技与年轻人。
如西川,在文化道德和生存道德的选择下,承认自己俗人。
如诺兰,我不能评价。
如林志玲、李诞,人设不能塌。
就像很多人所说的,许知远在这个讲求现实的社会,有点那么不现实。但也是这份不现实,让他有点固执地可爱。
大众更愿意去指责一个人贪图功利,而不会去指责注重时代命运和理想的那个人,哪怕那人的表达方式有一点笨拙和自负。所以不管许知远招了多少骂,问题问得多么偏颇,这档节目仍然有它的市场。
但是我对许知远仍然存在着一些抵触,刚刚在打开圆桌派的时候,我突然明白这种抵触从哪里来了。
许知远总在说年轻人变得不向往崇高了,不爱看书了,不注重理想了,但他从来没说出为什么,而他的嘉宾要么不答,要么与他一样,感叹“是啊”。看完了两季《十三邀》,我既不知道时代为什么堕落,也不知道过去为什么崇高,所有的一切都是模模糊糊的,用几个专业词带过,留下那些"肤浅“”粗鄙“的指责。
但是看圆桌派的时候,谈到佛系青年的时候,他们会说现在的大学生脸上都很茫然,他们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他们也不像我们当年那样不愿意听就逃课,他们逆来顺受,乖乖地听着,然后茫然地看着你。
这个时候,我心里一惊,这不就是我吗?!!
窦文涛的节目,总是以生活见哲学,锵锵也好,圆桌派也好,都是从当代年轻人的情境说起,然后通过嘉宾引出更深的哲理和学术讨论,所以他让我觉得他在观察年轻人,理解年轻人,他不会单单说现在的年轻人有多么不好,他会问为什么,他会想哪里出了问题,他也会指点,表达他对年轻人的期许。
而许知远的节目,先不说节目的部分注水以及他反复的自我独白。很多时候,他似乎想说服嘉宾,得到嘉宾的认同,如同对待他的观众一样。他更像在做一档精英会谈,以大见大,但对于没有看过那些书、没有拥有那些情怀的人而言,是那么难以接近。
而当他在谈论对过去如何如何向往的时候,我甚至有些难过,因为“无知之幕”里说,在帘幕拉开之前你都不知道你是谁,也许你仍然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也许你生于贩夫走卒,也许你出生于战火连天。许知远好像是哪个大院出生,放到那个时代仍然殷实,而我大概都没机会读书,十几岁就嫁人了吧。
所以 我敬重那个时代的知识与创造,但我绝对更喜欢现在的时代。我们当然应该去关心这个国家的未来和时代的命运,但是当我们天赋 平平,生于人世,又面临着新时代的诸多新问题 时,也有权利选择先把自己的生活拎拎清。
所以有时候我又想,许知远大概和高晓松一样,他愤怒的是北大、清华的精英们都没有情怀了,而我大概都不能被划到他愤怒的对象当中去。我还在为找工作发愁,为不知所云的毕业论文发愁,我也没有那些知识分子家庭的情怀。
这样一来,听着许知远的责问,我就更难过了。
我大概喜欢文涛、马东那样的,温声细雨地对着你说,我知道你很难、我知道你很焦虑、我理解,但你看,这个问题还可以这样看,有空你还可以去看看XXX的书,我的见解就是从他那儿来的,也许对你有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