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

“莉莉马莲”在片中起到串连和暗示的作用它的意义就是“这是不真实的”。每当莉莉马莲的音乐响起，地下的人就以为是空袭到来，可作为观众的我们都知道他们是被人欺骗的，随后同样是莉莉马莲的音乐但是却分别配合着法西斯入侵南斯拉夫，苏联进入南斯拉夫，铁托建国，铁托逝世的真实影像资料，伯格森说音乐传达延绵和记忆，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伴随莉莉马莲穿透了我，使我想到我们也不过是一群生活在人造真实中的人。
历史可以很容易被改写可每一个历史时期中的人却永远被自己眼底的错觉召唤，单纯炽热的人们不断的在时间的轮回中上演爱恨情仇的故事，即使是历史的操控者最终也躲不过历史的大潮，因为他们同样生根于某断历史，同样生根于孕育出历史的这片土地。统治者可以随意更换，国家甚至可以消失，但是我们感谢喂养我们的土壤和温暖我们的阳光，田野上的绿草如茵，带着痛苦，悲伤，喜悦，当我们给我们的孩子讲故事时就用这个童话般的开始：从前，有一个国家，那里的人们喜欢随着音乐跳舞。

        伴随着喧嚷的铜管乐，狂欢的人群反复这样吟唱：“这是正午的阳光吗？还是子夜的阳光？光从天上照射下来，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这段歌词几度出现在《地下》一片的高潮段落中，可作为电影主题的一个注脚。
        《地下》里有两个截然区分的世界：地上的世界经历着真实的历史风云变幻，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目睹着残酷的现实，见证了一个国家的解放和解体；地下世界则自成一体，基本与世隔绝，甚至它所经历的时间也在它的操纵者的安排下变慢了。“地下”与外界的唯一联系就是米高同志为实现自己的阴谋为其“演出”的一系列防空警报、一道道指示和一次次受难的表演。相应地，电影的影像体系也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单元：地上世界在自然光线的照射下独具质感，尽管许多场景都发生在夜晚，来自自然界的真实光线却赋予了所有事物清晰的轮廓，这与地下部分的影像判然有别。从小黑戴着家人来到米高家避难首次进入地下世界这一刻起，地下世界在视觉影像上就呈现为一种缺乏光的状态。由于空间狭小，“地下”初始给人的感觉非常拥堵，物与物之间缺乏明显的界限和秩序，这在后来米高根据“上面”的指示把这里建成一个秘密兵工厂之后才有所改变。
        地上和地下，一个真实的世界和一个想象的乌托邦。电影中那个巨大的地下室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柏拉图那个著名的洞穴隐喻。如同洞穴中那些看着墙上的影子误以为就是实物的人们那样，“地下”的人关于“真实”的观念也完全建立在米高为他们带来的各种信息上。在这里，通过单一的途径从外面传递进来信息就带有“光”的含义。在基督教神学中，上帝用语言创造了这个世界，世间万物由于分有了上帝的善而变得有意义，人因为分有了上帝的理性而成为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灵。因此，人的存在和意义，人的伟大与渺小都先验地由上帝决定。如果没有上帝的理性，上帝那荣耀万物的光照，人就只能永远处于无名的黑暗中。
        光作为电影中建构影像，表现意义的基本元素之一，时常被用来印证这样的基督教神学。在布列松、费里尼、德莱叶等大师的作品中，打在特写人物脸上的顶光时常被用来表现蒙受神恩的圣宠状态。电影《地下》对光的实际运用的隐喻却带有某种渎神色彩。地上和地下两个世界确实存在视觉光线的差异，但地上世界的光只是使这个世界因为呈现得清晰而显得更为冷酷，与基督教神学中的光的救赎色彩相反。地下世界缺乏物理意义上的光源，那么电影是通过什么来驱散那无秩序的黑暗，象征性地赋予这个世界以意义的呢？正是米高那编造的一道道来自上面的“指示”，一次次精心策划的表演。正是这些来自上面的信息，这些虚拟意义上的光“照亮”了地下世界。这光也就是那段歌词中唱的那分不清正午和午夜，人们只知道它从天上照射下来，豁然感觉到自己存在的价值的光。这种强大的反讽正是观众感受到导演库斯图里卡所营造的巨大的戏剧性张力的地方。
        这种光的意义的倒转源自库斯图里卡对意识形态化的基督教神学和共产主义之间关系的反思。基督教在现代世界的衰落使其神学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并为各种社会思潮所利用。共产主义教义和基督教的这种光照论神学最为亲昵之处在于它强调：个人的意义和价值完全是由党所赋予的，个人无论在才智上多么高超、富有洞见，只要他的观念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左，就会被剥夺存在的合法性。个人是没有意义生成能力的，他只能消融在集体中，只能等待党的临幸。这和基督教神学强调个人的价值完全只能从上帝那里找到的教义如出一辙。
        除了对光的绝妙讽喻，《地下》中还有多处意象暗示了共产主义和基督教在精神品格上的相似之处。比如，当伊凡走出地下，漂泊数年之后最终发现自己的亲哥哥欺骗了他，自己二十年完全生活在荒诞的圈套中时，他终于在教堂里上吊自杀了。这时，镜头切换到外景，呈现出耸立于兵火战乱之中那带着魔幻色彩的教堂。一只巨大的白鸟从教堂的钟楼位置飞出，从景框的上部界线出画，倏忽而去——当共产主义的理想最终破亡，圣灵也离这个世界而去。还有，米高和他妻子最终在战乱中被士兵误杀，轮椅上两具被点燃的尸体围着一个倾圻的十字架幽灵般地转圈，十字架上，耶稣像倒挂下来——当共产主义在地上世界的代理人、实际上是骗子、阴谋家的米高最终被杀死后（象征共产主义的最后破产），耶稣所代表的基督信仰也呼应性地倾覆了。
        然而，在这两幕中，库斯图里卡天才般地超越了他在这部长达三个小时的电影中一直在玩味的讽喻，陡然逆转了对共产主义和基督教的玩世不恭的态度，把人和这个世界置于被神遗弃，需要被救赎的状态，用悲悯升华了怨恨！
        作为一个西方基督教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导演，作为一个生活在共产主义国家南斯拉夫的导演，库斯图里卡对这两者的感情都是纠错复杂的。在这信仰普遍衰落、价值缺失、众神遁去的世界之午夜，作为一个有良心的欧洲知识分子，库斯图里卡无法不感到现实世界的虚无荒诞和救赎的紧迫需要。基督教传统显然已经无法难以胜任此任，尽管在历史上它曾如此地辉煌。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南斯拉夫在经受了二战的洗礼后，一度处于共产主义的铁扼之下。当这铁扼最终松懈，原先被抑制的一个巨大隐患——民族冲突最终导致了这个国家走向解体。历史的阵痛加剧了知识分子的反思，使他们不仅要探索民族和国家的出路，也需要对伴随了这个国家几十年的共产主义作一番总结，表明自己的态度。
        电影最后，导演安排所有原先在地下生活过的角色都通过一条狭窄的水道来到水边一块草地上，成群的牛羊也跟随他们一起来到。人们化解了所有的恩怨，围坐在一张长桌子前饮酒作乐。镜头缓缓摇过所有人，最后停在了伊凡的脸上。他转过身对观众说：“……，从前有一个国家……”共产主义确实是一个关于国家和民族的神话，因此“地下”应该永远只是地下，永远自成一体。于是，那块众人狂欢的草地从大陆上剥离而去，与世隔绝地漂浮在大海中。基督教也一样，那成群的牛羊，不暗示了这块草地就是《旧约》中上帝许给犹太人的迦南美地吗？在这充满温情的一幕中，库斯图里卡在政治和宗教上都获得了象征性地救赎。

看来马高同志是个masochist，得让纳塔利亚时不时用高跟鞋给他头上来一下子才过瘾。可他又自称是个老实人：“老实人没法呆在这个国家”，哪怕已身居高位，最后还得收拾细软跑路。他的下场是与纳塔利亚一起被黑仔“率领”的民兵处决，两人的尸身在旋转的轮椅上燃烧－难道这也是火中的涅槃？其中相隔的，是整整一个国家－“从前，有个国家，它叫南斯拉夫”，…...

      要说“拼贴”、“政治波普”，至今没见过谁比导演Kusturica在《地下》中玩得更娴熟的。铁托葬礼上，阿拉法特、勃列日涅夫、华国锋鱼贯而过，背景音乐好像忘了换似的，还是《莉莉.玛莲》，反讽吗？不反讽吗？鬼才知道。

      南斯拉夫，这是欧洲不愈的溃疡。前南战犯法庭还在，米诺舍维奇却先死了－前不久，还有人发雄文为他讨公道*。可到底谁欠了前南斯拉夫一个公道？又该由谁来偿还？这是一笔烂帐。
这笔烂帐，只有电影《地下》这般大手笔，才能描绘得如此哀而不淫、魔幻瑰丽。

      二战期间，同为共党游击队员的马高、黑仔两个朋友，为了抵抗纳粹对他们共同的家园和女人的侵略，怎么说呢，奋起反击吧。一场《虎口脱险》般的疯狂打闹后，马高救了黑仔，却把他和整帮战友（包括马高弟弟－已被炸毁的动物园的饲养员和他的猩猩，还有纳塔利亚轮椅上的弟弟）安置在地窖；纳塔利亚留在地面，为他独享。胜利了，马高，铁托的战友，前剧作家兼诗人，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他的妻子是不改轻佻的前演员纳塔利亚。他们优游自如地生活在新国家里：参加阅兵，为“牺牲”的黑仔铜像揭幕致辞，出席黑仔传记电影的开机仪式，…除了纳塔利亚贪恋杯中物，而马高需要让高跟鞋敲他的头。黑仔他们则被告知战争尚未结束（马高不时为他们播放空袭警报），在地下为“抵抗运动”生产枪支－其实供马高走私销往国外。时钟被马高的眼线拨快了，20年缩短为15年－这“15”年间，他们甚至在地下捣鼓出一辆坦克。

      黑仔儿子的婚宴，热闹中透着不祥：悬空飘浮、美艳洁白如奥菲利亚的新娘，地下众人的狂欢，三个老友计的聚首。黑仔乘众人滥饮，带儿子逃向地面，准备对该死的纳粹发动奇袭；新娘找不到新郎，投井而死；猩猩钻进坦克，开炮，炸毁了地窖；马高弟弟一路寻找逃走的猩猩，沿下水道走到德国，进了精神病院；马高和纳塔利亚，如本文开头所说，也匆匆逃离这个国家，继续他们的军火贩子生意。

      地面多么美！鹿是鹿而不是马；太阳不是月亮，它红彤彤地升起－这一切，黑仔的儿子都是第一次见到。他们撞上了黑仔传记片的拍摄现场，黑仔力毙扮演仇人纳粹军官的演员，导演对赶来的党干部惊惶质问：“谁来保护我们这些艺术工作者？”在军方的围捕中，黑仔光顾着追击直升飞机，他那不谙水性的儿子，却为溺死新娘的头纱所吸引，往水底而去。

      这样不知过了多少年，南斯拉夫解体的乱战中，黑仔是个脑筋不大清楚、不忘寻找儿子的残暴的游击队（！）头目，只不过这次枪口转向了前同胞、现在的异族仇人。

      战争正如马高的谎言所坚称，从未结束。马高的弟弟却回来了，他找到了他的猩猩，也痛殴了已坐在轮椅上的哥哥，然后把自己挂在钟楼大钟的绳子上，凌空摇荡。接下来，就是马高与纳塔利亚被处决一幕。然后，猪在废墟和尸体间拱土寻食，象纳粹空袭过后那样。然后，黑仔重返地窖，走过长满青苔的坦克，走向吞没了儿媳妇的井，纵身而入。

      他浮出到另一个世界－一片漂泊的乐土。有他刚下地窖时难产而死的妻子－还是那么善妒专横，有地窖里的所有居民－当然包括儿子和他的新娘，还有马高和纳塔利亚。马高请求原谅，黑仔只肯忘却。

      乐土裂解，载着众人漂移远去。影片在贯串全片的喧闹的爵士铜管乐声中结束，画面之外，有人说，“从前，有个国家，它叫南斯拉夫。”

      影片包含了太多象征、隐喻，千头万绪－比如猩猩，井，坦克，还有《莉莉.玛莲》－不然怎么说是“大手笔”呢？在此，就不一一梳理。印象里法国人最喜欢在电影中作下水道文章，可没有一部能如本片般地上地下道路纵横令人眼花缭乱。它是荒诞剧，又是史诗。而史诗本就是荒诞剧，每个人都是他们身处时代的滑稽演员。

      不要为南斯拉夫痛惜、悲伤，它的裂解未必不是新生，而有的国家还在“沦陷”之中。只是个人的命运相对于时代如此微不足道。马高是邪恶的？他僭居高位、贪图钱财、欺骗了战友？可他们走上地面，面对的何尝不是一个骗局？骗局之后，我们见证了，是更为不堪的乱局。黑仔如果不被困于地下，也许早就成为出笼的恶兽－又也许早被“清洗”了之。地下的众人固然可悲－看着他们苦捱暗无天日的日夜、以涓滴之水“洗澡”，我会不忍。但是个人通常是渺小无力任人播弄，被谁，这里或那里，这样或那样，并无本质区别。象影片一开始就被炸毁的动物园，作鸟兽散之前，动物们有食物而不自由；之后，有自由而没食物，它们能选么？这些，都是走向新生之前，不得不经历的。可以说，没有人欠米诺舍维奇一个公道－虽然他也是南斯拉夫这个“从前的国家”遗留的悲剧之一；至于谁欠曾经的南斯拉夫一个公道，因为乱局未终，还要等未来的胜利者来说－向来是胜利者说谁就是谁的。

      据说“斯拉夫”本意为“奴隶”，“南斯拉夫”就是“南方的奴隶”。二战期间，克罗地亚仆从军是“纳粹的帮凶”，克罗地亚人铁托却是抗击法西斯的英雄、南斯拉夫联盟国家的缔造者，他在苏联与西方之间走平衡木，捍卫了这个短命国家的“独立自主”，在国内压制“大塞尔维亚主义”，保持几大民族脆弱的团结数十年。穷尽个人心力，在他身后，他一手缔造的国家依然逃不了一片废墟一片萧条。影片就是在这片废墟上诞生，只有自嘲，没有怨恨。

      我不讨厌油滑冷酷而仍有自谴和诗情的马高，甚至还欣赏轻浮放荡却内心苦楚的纳塔利亚。他们是心灵无根的族类，他们的一切作为我都可以原谅－甚至不需忘却。而历史就是这么地上地下包罗万象，鹿是鹿不是马，红的太阳不是白的月亮，空袭在响或真或假，影片在影片中被拍摄，老游击队员重返地面还是游击队员，猩猩的主人终于找回他的猩猩，地窖里有井通往天堂。
也许，导演Kusturica是在用《地下》这只高跟鞋给大伙的头顶来一下，因为他怕我们忘了，“从前，有个国家，它叫南斯拉夫”。

      在我的私人兵器榜上，《地下》名列西片第一。



*（雅科夫：《愿历史还你一个公道——悼念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

“看啊，这个美丽的世界”，这原本是《暴风雪》里莎士比亚式的慨叹，是年轻的米兰达初见英俊的菲迪南之时发出的由衷赞美，是文艺复兴之时对于人之礼赞，抑或是主体精神与审美意识觉醒之后对山水的发现，是山水诗的蓬勃兴盛，是“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欣悦豪迈——然而，当Jovan随着父亲Blacky，生平第一次离开那黑暗闭塞的地窖而至人间之时，这个年轻的孩子发出的那一声天真的赞叹，却令人心中发堵。库氏的电影里果然从来都不会缺乏幽默，甚至是极度夸张的幽默，然而穿透这狂欢节一般肆无忌惮的朗朗笑声，呈现于眼前的，却是那灾难深重的土地之上浓得化不开的沉重哀伤。

Blacky、Marko和Natalia，三个人曾多次唱同一首歌“you see the sun in the midnight，the moon in the noon”，而Jovan兴奋地指着星空中那一轮皎洁，惊喜地叫道“看啊，多美的太阳”——这样的时刻，“午夜阳光”竟有了一个确切的所指，如此幽默，却又如此五味杂陈，如此满含辛酸。

这个似乎完全没有继承到父亲般悍勇的孩子，他与有着自杀情结的Ivan和Natalia弱智的弟弟一样，同样是这片土地上残缺的象征。他们不似三个主人公，没有那样蛮横强悍的生命力，他们似乎生而残缺，精神上或生物学意义上，以及更重要的，是文化和民族心理上的残缺。Jovan指着明月的手，让我想起《雾中风景》里那一只残损的手掌，想起戴望舒笔下凄厉的句子——尽管这个孩子，他的脸上始终挂着所有的傻孩子所共有的甜美笑容，如爱弥尔，如捞渣，如傻根。而这样的甜美，却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在这美丽新世界中猝然夭亡。

他是这片残损的土地上生而残缺的孩子，一个天生丧母的孩子。他的出生便伴随着死亡：母亲的死亡、以及与他的生命同步的烽烟战火之中这片国土历经的生死血光。这样的Jovan只能暂且存活于阴暗的地下，只能在那里依仗着强大的父亲的庇佑，拥有他甜美的笑容，拥有他年轻的新娘。然而他终于与父亲一同“浮出历史地表”，终于在清澈的水波之上惊见这世界的辽阔与美丽，终于发出了那样一句真诚而又如此天真的赞美，却又终于很快葬身水底，连悲鸣都不曾发出，连阴谋都未曾来得及发现。也许他像《白轮船》里那个孤独的孩子，也化成了一条鱼。他美丽的新娘穿着洁白的婚纱游过他的面前，她像《百年孤独》中有着诡异预感的女子一样，含着泪水纵身跳入井底，水中一袭白纱的她美丽得宛若一条洁白的鱼，宛若唱着歌曲渐渐沉没的奥菲利亚……

与这两个纯粹的“新人”不同，Ivan是一个年老的孩子，他早已经见过这个世界，却从一开始就格格不入。年轻的他一次次地自杀未遂，只有逃避在动物园中才能感受到温暖与喜悦，年老的他头发斑白而目光呆滞，蜷缩在树上如同他心爱的猩猩Soni。听了医生对哥哥的控诉之后，不堪忍受的他掀开井盖，无法自抑地重新钻到地下，企图重新回归那个记忆中的乌托邦，却只看见了拥挤的车厢里匆匆赶往意大利的人群。于是再一次回到世界之上，再一次见证了更大的谎言与不堪。对待欺骗了他的哥哥，这个一向孱弱的孩子身上竟然迸发出了那样强烈的恨与暴虐，而最终，最后一次，已经两鬓斑白的孩子终于成功地将自己悬挂在了屋梁之上。

片头那个自豪地望着意气风发的哥哥、眼睛晶亮的Ivan，他的生命却是破裂得最为彻底的碎片，他是比Jovan更大的残缺者。选择这样一个人来完成对“手足相残”的隐喻，选择让Ivan躁狂的抽打逼出Marko的那一句“只有当兄弟之间开始相互杀戮之时，战争才真正成为战争”——库氏何其残忍。惟其如此，在那个幻想的结局之中，这个孩子以旁观者的身份娓娓道来，微笑着面向观众，微笑着让孩子们记住“从前有一个国家，叫做南斯拉夫……”——惟其如此，这最后的陈述才终于让我泪流满面。

与其说Natalia是这片土地的象征，因为她美丽迷人，却又任人欺凌，甚至不无欣悦地委身于德国军官（正如同这片土地也曾经在征服者的铁蹄之下心悦诚服），我倒以为不必如此局限，不如认为电影中的人物都是对南斯拉夫的某种指涉。在主角之外，在对兄弟相残、民族内战的控诉之外，在对革命和战争的大肆嘲讽之外，在种种纵情狂欢的笑声之外，这些脆弱的孩子一一夭亡于美丽新世界的空气之中，他们是谎言的牺牲品，却也是地下那个乌托邦的孩子。那因谎言而成就的乌托邦，那浸透了欺骗、背叛和侮辱的乌托邦，那可笑而充满魔幻色彩的地下乌托邦，却成了这些无母之子、无兄之弟唯一不无荒谬的归属。只是库氏的激进与矛盾，毋宁说是这片土地上冲突的激烈与矛盾，让电影在众生喧哗的嘈杂笑闹之中，竟然给了这些孩子如此巨大的悲怆的同情，同时却又在影片的后半部，1992年，让一位喝着咖啡的医生慢悠悠地笑道“共产主义不就是一个巨大的地窖？”

这也是影片最具政治色彩的一个方面。也许他们曾经有过母亲，也许他们曾经有过兄长，正如Ivan曾经热情地爱着他的哥哥，Marko曾经热烈地向往着俄罗斯。在这个属于南斯拉夫的国家寓言之中，始终未曾离开过别的国家的影子：俄罗斯、德国、意大利……Marko、Blacky，Natalia，他们心心念念着俄罗斯的饭店，俄罗斯的剧院，俄罗斯的辉煌与荣光；Blacky莽撞地冲上歌剧舞台，枪击德国军官Franz，得意洋洋地宣称他才是Natalia的丈夫，他才是Natalia之子的父亲；Natalia转身却又投入Franz的怀抱，目光居然同样情深；铁托死了，为德国人工作的医生喝着咖啡笑谈“共产主义便是一个巨大的地窖”；不堪忍受真相的Ivan钻进下水管道，企图重新回到那个“众志成城、全民造兵器打倒德国帝国主义”的乌托邦，却发现这一次的地下匆忙的人群，是急于奔向意大利的人们……

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后，冷战结束、后冷战时代到来之后，这片始终在“东”“西”之间飘移的脆弱国土，它告别了苏联，也告别了铁托，告别了米诺舍维其，也告别了南斯拉夫。正如同在另一部土耳其的电影《乌扎克》之中，主人公摄影师的梦想曾经是像塔可夫斯基一样拍摄电影，最终却留不住前妻移民加拿大，东与西的问题似乎一贯是缠绕在后冷战的时期的“次欧洲”区域国家的严酷问题。

20世纪是人类追寻乌托邦的历史性大溃败，是人类千百年来的乌托邦梦想惨受玷辱的大溃败，是批判与自由的旗帜从东方转移到了西方的转折期，是东与西的概念重新被定义和谱写的动荡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中，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影片中的全部主人公，却居然都同样地如此格格不入。医生迫不及待地上了车，Ivan却无法理解意大利，他重新回到地面，吊死在了屋梁之上。投机分子Marko和Natalia这一次也不能再顺风顺水，终于被卑微地处死。而Blacky居然成为叱咤战场的将领，这一次真的成为了革命者——然而在影片不远的将来，在我们不远的过去，我们已经看见了米诺舍维其和萨达姆的影子……自由即奴役，强权即公理，在《南方人物周刊》居然以《恶人有恶报》来浅薄地庆祝萨达姆之死，居然喜悦万分地感谢世界警察除暴安良之时，后冷战时代语境中的笔者，感觉到了某种失语之痛……

从前有一个国家，叫做南斯拉夫，从前有一位母亲，叫做南斯拉夫，从前有一位兄长，叫做南斯拉夫，然而南斯拉夫却从影片的一开始便笼罩在战火之中，南斯拉夫却从一开始便被遗弃（如Jovan的母亲），被背叛（如Ivan），被践踏（如Natalia）……南斯拉夫也许是一位受辱的母亲，也许是一位隔江仍唱后庭花的歌女，也许是一位高大却卑微的兄长，也许是一个睁着天真眼睛的孩子……然而无论如何，只有Ivan在被告知“南斯拉夫已经不存在”之时，惟有他才能够放声痛哭。而对于年轻的Jovan，对于年轻的今人而言，南斯拉夫或许是一个生而未闻的空洞能指，从前有一个国家，叫做南斯拉夫。至今仍然矛盾深重、战事频频的那片土地，有多少孩子能够听Ivan诉说的这个毫不美好的故事？南斯拉夫从欧洲大陆之中漂移出去，脱离了俄罗斯，也脱离了意大利，只成为了一块在冰凉的大洋水中飘荡的浮板，那一群高歌欢笑的人竟然未曾有丝毫的察觉。我不禁心生怨念了，残忍的库斯图里卡，你最后塑造的，哪里是一派祥和？那分明是更刻骨的哀伤。

电影一开场，诗人马高和朋友黑仔喝得醉醺醺的，坐着马车，后面跟着一帮吹喇叭鼓号的乐队在南斯拉夫柏尔格雷德的街道上飞驰而过。这两个醉鬼一边高喊着革命口号，一边胡乱鸣着枪。马高温柔善良的动物园管理员弟弟伊万在家门口兴奋的看着哥哥轰轰烈烈干革命的壮举，心中羡慕不已，可作为一个普通跛子的他，除了结结巴巴的恭维哥哥之外，也只能在动物园照顾他心爱的动物们。

第二天一早，二战来了。

一只愚蠢的白鹅疯狂的啄受伤老虎的脑袋，结果被恼羞成怒的老虎一口咬断了脖子；伊万抱着自己的猩猩对着死去的动物尸体们嚎啕大哭；黑仔本来不管不顾继续在家吃喝，后来实在被连续不断的枪炮声激怒，决定拿枪出门教训这些不知好歹的外来德国人；黑仔老婆喋喋不休的唠叨着，说黑仔分明是去剧院找相好的演员娜塔丽亚；马高正在妓院风流快活，枪炮声和剥落的房顶墙皮吓跑了光屁股的肥硕妓女，马高只好靠在窗边自己打着手枪达到高潮……

这就是南斯拉夫，一个疯狂的国家，一个疯狂的时代。故事就在这个疯狂世界里展开。

后来马高爽毕在小广场找到魂飞魄散只知道抱着猩猩哭的弟弟时，我眼睁睁看着他拎起不知道在哪拣来的黑猫，把猫当成块破抹布一样擦他的皮鞋。黑猫嗷嗷乱叫，我则看得哈哈大笑。这时起我就确定了，这是个荒诞喜剧反战电影，如果不深刻，那它至少还搞笑。

我只猜对了一半。

电影从头到位的确都在搞笑，其荒诞夸张的喜剧表现手法颇像《大话西游》，尤其是演员娜塔丽亚在柏尔格雷德大剧院舞台表演的场景，几乎可以丝毫未动的搬到一部典型周星驰电影中去。除了伊万，电影主要人物中简直就没一个好人，大家都没什么原则，娜塔丽亚是个墙头草，马高是个无耻的机会主义者和出卖朋友的伪君子，而黑仔也好不到哪去，行事莽撞又愚蠢，还在个破箱子里不小心引爆了手雷把自己炸得七荤八素！黑仔的那票乐队们一天到晚跟着他，除了奏出些令人烦躁的疯子音乐之外，一到关键时刻只会喊：“完了完了，灾难来啦！”

在这样的疯子情节中，故事从二战一直讲到50年后的内战。

这就是南斯拉夫，一个多么“有趣”的国家！

1918年 – 一战后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组成王国，29年更名为南斯拉夫王国；
1941年 – 二战中轴心国入侵，南斯拉夫解体；
1945年 – 战后，铁托领导人民重建南斯拉夫民主联盟，翌年更名为南斯拉夫人民联邦共和国，46年更名为南斯拉夫人民联邦共和国，63年又更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1990年 – 六盟国大选，除塞尔维亚和黑山仍由原执政党执政之外，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其余四国共盟丧失政权，政局动荡，民族主义势力抬头；
1991年 – 盟国波黑宣布独立，克塞两族发生流血冲突，内战爆发；
1992年 – 南斯拉夫解体，未独立的塞尔维亚、黑山组成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波黑战火继续，直至95年在北约与联合国干预下波黑战争结束；
2003年 –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更名为 塞尔维亚和黑山，简称“塞黑”，南斯拉夫名称被取消；
2006年 – 黑山经公民投票脱离联邦，塞黑解体。

从1918南斯拉夫开始建国以来，战火就从未远离过欧洲巴尔干半岛上这片土地，民族纷争不断，流血冲突不断。电影极为荒诞怪异的表现手法所描绘的，竟然是这样一片血泪浸泡出来的土地，一个有关民族大义，似乎不应该用来搞怪嘲笑的问题。但在作者Dusan Kovacevic的笔下，这一切又都那么好笑得合情合理。这片土地上，为什么要有战争，为什么一直要有战争？南斯拉夫人，你们究竟在争什么？

我不在这样的历史下长大，在这部电影之前根本没有半点兴趣去了解巴尔干半岛这个倒霉地方，一天到晚打打杀杀莫名其妙。我只是想看看这个荒诞的故事怎么讲下去，我只是觉得这个故事真好笑呀真好笑；可没想到，看到最后，看这个国家仍旧在战火中挣扎，看伊万如同无头苍蝇一样和已经老迈的猩猩在几十年不变，废旧肮脏的地下管道中滑稽乱跑的时候，我笑不出来了。

“当兄弟相互戕杀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是真的在打仗了。”

电影最后，也如同《大话西游》的结尾一样，超现实主义象征了一把。看着也许本应该歌舞升平一片祥和的土地脱离大陆向无边苦海漂移的时候，我的心充满了难以名状的悲哀。真的，如果世界上的一切问题都能用钱来解决那该多好！痛苦与仇恨不再从心底萌芽，把根向下扎，向下扎，扎过一代又一代人，心也荒芜，家也荒芜，国也荒芜。只有战火，在漫布野草的荒原废墟上熊熊燃烧，将天空染成血状殷红。

导演Emir Kusturica和剧作者Dusan Kovacevic，你们荒诞不经的外衣之下，隐藏的究竟是怎样的创伤之心？！这是多么强烈的爱与痛，才能幻化成魔鬼梦魇一般的故事，连我这样不相干的外人，也不得不随着你们，在狂笑之后掩面而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