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

出差的时候去了一趟旧金山的音像店：不时看到《英雄》《十面埋伏》片段作为片花在循环播放着，这我觉得比得到奥斯卡奖更重要：电影作为一个产业能够生存，首先是要用户觉得好看。
张艺谋能拍出这样的产品还是挺感到自豪，《英雄》中的摄影和原声音乐我都是非常喜欢的……

很多年不上豆瓣了，我以前也觉得这部电影很一般，后来因为自己价值观的一些改变，我觉得我必须上来为这部电影说一些话，讲出我认为的这部电影的真正意义以及张艺谋导演的用心。

    这部电影是中国电影业的里程碑，大家是公认的，因为这部电影在商业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在这之后国产商业大片数量爆发式增长，大家开始只为赚钱来拍电影。但《英雄》这部电影，我认为赚钱是次要的，这是一部专门针对外国观众的文化产品，宣扬文化才是主要的。这部电影在国外最大电影评分网站imdb评分高达7.9，可见外国人对此片评价极高。

    首先开场不久，中国秦汉时期著名打击乐器编钟登场，在悠扬的钟声中，秦王会见无名，无名开始讲述他与长空的一战。全片的战斗几乎都设置在广阔的地方，而这一场专门设置在棋馆——现代生活中几乎已经消失的地方，此时，中国国粹围棋登场，同时伴有一位老先生抚琴。这些东西对于我们中国人可能司空见惯了，但是对于外国人，编钟、围棋、古琴都是新奇之物，充满民族特色。打斗正酣之时，突然停止，这时候专门加重琴的戏份，无名请老先生再抚一曲，同时体现侠客情怀，习武之人不是只知道打打杀杀。

    之后，无名给秦王讲述他与残剑飞雪的故事，此时全片存在感仅次于“武侠文化”的“汉字文化”登场。残剑是一家书馆的书法家，他从书法中悟出剑法，将文与武联系起来。无名便是去找他求字，也想从他的字中悟出剑法。当今中国恐怕学书法的人已远不如学绘画或音乐的多，汉字主要是工具而不是艺术品，我个人对此稍感惋惜。世界上使用各类字母表作为文字的文明是不存在书法的，他们的文字根本无法作为一种艺术品，所以很多欧美明星对于汉字是很惊奇和喜爱的，甚至把一些字纹在自己身上。电影这一段向外国观众展示了汉字的艺术性以及深厚内涵，甚至能从字中悟出道理。残剑刚登场时，无名在一旁磨墨，残剑在沙中写字，这些对于中国观众来说不奇怪，而对于外国观众恐怕大多数是第一次见。秦军来袭，赵国人即使被箭射死，也要稳如泰山地写字，正如那位老先生所说，要明白“文字的精义”。我记得我第一次看《英雄》时，我爸在旁边嘲笑：“真是搞笑，箭都长了眼睛吗？就是不射他。”我当时也觉得好笑，但我现在觉得这真的不是重点，这只是一种意境的表达，凸显汉字的内涵，凸显汉字在中国人心中的重要性。

    书馆之后是飞雪与如月在胡杨林一战。这里就说说电影的取景，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甘肃敦煌雅丹地质国家公园，四川九寨沟自然保护区，广西桂林山水，有人说无名残剑飞雪满中国到处打，不合常理。我想说这也不是重点，独有的自然风貌也是一种文化产品，本人在欧洲生活多年，像桂林漓江那种山峦的形状，在欧洲是不存在的。电影团队煞费苦心地长途跋涉跑这几个地方，我想目的就是在于展现中国的河山给世界看。

    在无名讲述事情真相中，引出了全片争议最大的思想主旨，也就是个人与集体或者国家的重要性之争。有人说，这片就是给独裁霸权洗地，秦王暴虐，而影片却宣扬为了停止战争，少一些战乱，也可以忍受秦王的高压统治。我想说影片的确提出了这一点，但并没有表示这一定正确，只是残剑和无名认同了这一想法，而残剑的爱人飞雪始终坚持个人大于集体，即使死更多人也要复仇。影片只是提出了这一个论点。我在imdb的评论看到外国人评论，认为这部电影不同于《勇敢的心》等一众西方电影强调个人自由，提出了集体主义的讨论。So many philosoph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the first and most centralized state and alternative models of civilization like the west, are highlighted subtly in this film. 你可以认为这对，也可以认为这错，正如那一对爱人，残剑与飞雪的不同选择。
 
    剑、箭、枪、棋、琴、钟、字、武，这些文化；山川、河流、沙漠、胡杨、瀑布、棋馆、书阁、宫廷，这些风景，饱含在这部电影当中。电影在国外上映后，引起巨大反响。15年前就在美国取得了5000多万美元的票房，而日本更是高达40多亿日元，在韩国和欧洲也取得了极好的成绩，想一想，这得有多少外国人欣赏了、感受了这些文化、这些风景。直到今天，通货膨胀加上荧幕数大增的情况下，没有第二部中国电影在海外取得如此高的票房。《战狼2》在北美仅有可怜的20多万美元票房，并且恶评如潮。所以《英雄》应该是中国电影最成功的一次文化输出，当今韩国明星，美国电影，日本动漫在中国非常强势，学习这些优秀的文化固然好，但是如果也能把中国的文化展现给世界看，就像这些国家把他们的文化展现给我们看一样，这不是值得鼓励的吗？很可惜因为某些原因，我国文化现在并不强势，《英雄》做到了这一点，更是难能可贵。我在油管上看视频，视频前经常看到各国的旅游广告，尤其是日本的，拍得很诱人让人很想去东京玩，甚至最近看到了印度的宣传片。《英雄》再不好，作为一部高级旅游宣传片，总是合格的吧，哈哈。

《英雄》（中国/2004年）
导演：张艺谋
主演：李连杰、梁朝伟、张曼玉、章子怡、甄子丹、陈道明
出品：新画面


很少有一部华语电影，能够像张艺谋的《英雄》这样，在它的筹备制作期间，就吸引了如此广泛密切的关注。然而，这样的作品是否就必定意味着精彩、美妙等一切罕见的品质呢？答案显然是未必的。在《英雄》公映前夕，一本自命为“中国第一”的电影期刊刊登了有关《英雄》的十余页的专题特写，充满着以古龙、琼瑶加汪国真的文字风格混杂在一起的纷乱眩目的空话，词藻华丽但意义空洞。不过，事实证明，这种浮华和其书写对象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似。
在《英雄》之前，中国古典武侠题材电影在全球的最佳表现，由李安的《卧虎藏龙》创下。张艺谋的紧随其后，很难说没有一点凑热闹的意图。《英雄》问世之后，曾有说法预测它将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比《卧虎藏龙》更大的轰动，并同样积极参加了美国金球、金像两奖的竞逐。但是，这种论调过于乐观了，抑或本来就意在炒作。《卧虎藏龙》在北美的空前成绩并不是偶然的，其中最主要的归功于导演李安多年来积累的在中西文化之间游刃有余的功力。美国人能够看懂的是刁蛮的玉蛟龙任性的反抗心态（六十年代以来的女权和青年运动背景）、李慕白和俞秀莲的内心感情“卧虎藏龙”（宗教、伦理背景和全球首屈一指的心理分析学普及程度）、以虚/盈或空/满等对立名词所折射出的东方哲学玄机（中国古老哲学和文化在外国知识阶层中的影响力）……这诸般特点融合在一起，才是《卧虎藏龙》走红的内在肇因。如果单纯依靠中国武术的动作噱头和吊钢丝飞行的奇观，实在不足以实现奖项与票房的双丰收。反观《英雄》，老美观众能理解（甚至引起“美丽”的误解也好）的因素在哪里？迄今为此，张艺谋的长处在于他曾经对几个欧洲影展投其所好的精明揣摩，他的声誉也来源于此，但他在世界电影头号重镇的北美向来业绩不佳，奖项虽有提名却始终未受青睐，票房甚至难破百万美元。本来，这些虚幻的“标准”不应用来衡量一部严肃的艺术作品，但既然《英雄》主创们一再流露出很看重的态度，我们也只好勉为其难：《英雄》凭借武侠片的流行特征和动作演员的号召力，获得了一定的商业利益，但要想达到并超越《卧虎藏龙》的高度-------不可能。
如果《英雄》仅仅为了名利收益而拍，我们仍必须承认，张艺谋及其团队的表现是成功的。但是，张艺谋在各种接受访问的场合，也不断谈及《英雄》的思想境界。那么，这部中国大陆电影史上划时代性的“大片”《英雄》，究竟要表达什么呢？
张艺谋是个天才，不只是在电影艺术领域，而且因他出众的投机本领。尽管他表示出对武侠片的向往已久，但从《英雄》的班底、运作等角度来看，难免较劲或赶潮流之嫌。事实上，投机就是张艺谋多年来的成功特点。他能通过《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来投西方视角之所好，亦能在适当时期以《秋菊打官司》博得官方话语的赞同。观察他的创作历程，他总是能敏锐把握身外的“大势”走向和需求，这使他在第五代导演，甚至在整个中国文艺界都能长久保持站在潮头的显著位置。然而，这是一位匠人的小聪明，农民的狡黠。仅仅因为他选择已经在中国影坛成为“烂馍”的刺秦题材，就足以表明他的艺术独创精神的枯竭和一种流露着骄矜的懒惰。
十多年来，刺杀秦始皇的历史事件受到了中国影视界、确切地说是被称为第五代导演的群体非同寻常的瞩目，周晓文、陈凯歌、张艺谋先后以此为题材拍摄了自己的电影，也提出了个人对历史的不同想象与解读。尽管这些影片呈现出多种面目，但我们不难看出一些具有共同性的线索。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中曾多次出现的霸道统治者的代表形象，这类帝王的特征是不容违逆的独断专制、挥斥方遒的战略手笔加上不管功成万骨枯的铁血意志，他们一方面创下一时无两的辉煌霸业，另一方面则留给后人无尽的毁誉争议。第五代导演之所以对秦始皇的故事高度热衷，首先在于他们几乎整个青春时代都生活在一位秦始皇式人物的阴影笼罩之下，这位霸者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的成长造成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影响。这样的联系并非捕风捉影，事实上，张艺谋《英雄》的主题歌第一句就是“在很久或不久以前”，言下之意相当明显。
刺杀秦始皇的题材，其核心有两个：一是如何塑造秦始皇的形象；二是如何评判刺秦的行为。在中国传统历史观中，这两个问题早有主流的解答。后世说秦，往往是“暴秦”，拒绝接受秦的统治也是“义不帝秦”。秦之暴虐，不但是令民不聊生，二世即亡；也指其统一过程中行事凶残狠辣。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长平之战。赵自武灵王胡服骑射，军力强盛，更连出廉颇、赵奢、李牧等名将，而秦一国之力终究和六国相比处于劣势，为此秦抓住长平之胜，一举坑杀赵卒四十万，令敌国元气不可恢复。这种大规模的杀俘事件开中国历史恶性虐杀之先河，秦之不择手段亦昭然天下。因此，秦始皇虽然建成了前无古人的大一统帝国，但永难摆脱暴君的形象。而关于刺秦，最经典的历史叙述来自太史公的《史记》，这个故事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相当重要的“侠”、“义”等价值观的最重要阐释之一。
然而，在这几位当代导演的作品中，他们对秦始皇和刺秦自有他们的观点。
以秦始皇为例，第五代（不能忽视年龄上稍小、但和第五代合作频繁的、把领袖画像挂在办公室、曾扮演过秦始皇的姜文）的作品中对领袖人物的描摹尤为值得认真分析，遗憾的是，迄今尚未看到严肃的整体性探讨。第五代在这一点上，由成长历程中造成的集体的心理阴影，于他们的影片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无意识流露。
第五代亲身经历了中国现代史上最波澜壮阔的造神运动从兴起到极盛又到破灭的全部过程。他们对领袖的魅力有印象深刻的切身感受，对领袖的威力有任其摆布的由衷敬畏，对领袖的权力有既恨且羡的复杂情感。此一领袖人物的言行思想，严重地影响了他们自身的人格与思维构造。这位领袖人物有霸气，有匪气，有狂气，甚至有他自称的“猴气”，同时也有某种阴柔气。最复杂的是，他变化多端，喜怒无定，翻云覆雨，心意难测。第五代对领袖，可以说是爱恨交织。因青少年受到的磨难，令他们在口头上有不满、有反思、有批判，但在骨子里，领袖的气势、声名和操纵无数人命运的力量，又令他们充满艳羡，当他们有了权力，哪怕是导演的权力，也会展示出与领袖相近的气质。有时，他们会抓住其“匪气”和“猴气”，加以挖苦贬低，最典型的是陈凯歌的《荆牁刺秦王》中丑角般的赢政；有时，他们又会表现出对“霸气”、“狂气”的推崇、赞赏以及效仿的冲动。迄今为止，第五代的作品没法直接涉及那位领袖的题材，因此频频以化身秦王的方式来绕着弯子说话，乃至在其它权力人物的塑造时，也不自觉地“代入”。在《荆牁刺秦王》中，燕太子丹挥刀将一名部下砍翻，仅仅因其说了句劝阻的话。这种对下属性命的漠视，随意生杀与夺，也折射出领袖风格对第五代造成的人性认识误区。
第五代对领袖的暧昧心态，进一步渗透于他们嬗改后的刺秦故事。荆轲的刺杀行动被后人赋予的侠义色彩，是因为他既受太子丹之托而带有政治动机，也不排除个人拼死一搏以拯天下的责任感使然。侠为何物？除了以武犯禁，更代表了一种个体对强势压迫的反抗，象征着一个民族精神得以延续的生命力。但是，在周晓文与陈凯歌的电影中，荆轲或高渐离的行刺已经被荒诞化了，到了张艺谋的《英雄》，刺杀竟然没有发生！不管是谁刺秦，都应该是一个反抗的故事，而电影一部又一部，反抗的精神内核被抽离得越来越少，直至张艺谋这里，反抗反倒成了反动。
张艺谋的不少作品都围绕着“反抗”的命题，从《菊豆》到《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而在《秋菊打官司》里，“反抗”已在结局里背上了道德歉疚的包袱。张艺谋式的“反抗”，是注定无望的，图有其表的，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的。但是，《英雄》连反抗的合理性也做出了明确的否定，或许亦是张艺谋思想的发展必然。这样的精神境界，使得张艺谋的刺秦只有武，没有侠，称之为武侠片，是对真正的中国传统侠精神的轻辱。
张艺谋曾表示，作为中国导演，拍摄武侠片是早有的梦想。这并不奇怪，但武的设计，只要有专业人士便不难解决；侠的概念，却不能不加以解析。侠作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形象出现，起自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他们的最大特征，莫过于以民间身份和个人能力，表达对举凡官府、豪门、巨富等强势力量的反抗。“侠以武犯禁”，执政者对于这种不驯从的反抗者，除了以武力镇压之外，另一个可能就是用“义”的说辞来进行招安，使其成为帮手或工具。因此，在一些武侠题材文艺作品里，侠站在了他本应颠覆抗击的一方，并为之维护效力，最典型的莫过于小说《三侠五义》。这种官方立场对武侠文化的干涉和改造，当代并不少见。（我们不难发现，只有在政治背景特殊的香港，才能较多地看到具备“侠”的原初反抗力量的故事。）比如已故武侠片大师胡金铨，他的《大醉侠》等作品直接以官差为侠，剿匪平叛，除恶济善。在《龙门客栈》等影片中，他也强调忠臣虽然一时落难，最终必胜奸臣，这显然是当时台湾的主流政治话语的变相体现。而在张艺谋这里，刺秦成了不可避免的失败，同样和当代中国大陆语境暗中符合：为了一个“正确的”堂皇的宏大理念，个人小我应该与威权媾和，甚至做出让步与牺牲。
《英雄》中的宏大理念，就是张艺谋让梁朝伟在临死前写下的“天下”两字。这两个字，令李连杰主动放弃了刺杀计划，而刺秦故事原有的核心也遭到完全地摘除和偷换。千古之下，刺秦最感染人的悲壮感，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张艺谋则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知其不可为而不为”。《英雄》的刺秦里有这样的场景：代表赵国的复仇刺客要杀秦王时，秦王讲出了“等寡人用大秦的铁骑打下一个大大的疆土，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只有寡人能让江山永固，天下太平”的胡言乱语，而刺客们竟对此逐渐信服，背弃了自己的理想。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清楚，秦之前的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绝后的灿烂年代，而秦平灭六国，让更多的老百姓失去了好日子，这才骤然败亡。张艺谋的常识水准不至于差到这般地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的历史观有重大的偏差。作为早年思想定型于一个特殊年代的张艺谋们，对宏大概念有着根深蒂固的喜好认同。在《英雄》里，这个宏大概念就是秦王的终极追求：“天下”。按照张艺谋的说法，秦的统一以后，就“没有了六国和秦，没有了六国和秦的仇恨”，这种话语和过去年代里的某种口号何其相似。面对秦发起兼并战争的血腥，他还让秦王反问：“这一切难道都是寡人的错么？”那么，到底是谁的错？以张艺谋的理论，或可说所有的仇杀征战都是“历史”的错。加缪早就发现了这种说法的吊诡------“个人无罪而历史有罪”，所以个人可以不计较手段、不负担责任、不需要反省，而这也正是在张艺谋前后的文革一代人中普遍存在的思想症结：他们将自己完全打扮为受害者，将应有的愧疚忏悔统统推给了一个宏大而虚无的替罪羊------“历史”。（注①）
张艺谋的宏大癖好不仅体现于其历史观，也支配了其美学观。《英雄》、以及此后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都为制造华美、瑰丽、浩大的影响而倾注了大量的心力人力物力和财力。他的色彩和景象运用，决不只是偏爱乡土式的大红大绿与喧嚣热闹，而是一以贯之地为他的“宏大即美”观念服务，具有强烈的暴力灌输性，令人想起里芬斯塔尔展现纳粹美学的影片。说来也不稀奇，张艺谋的美学观形成所处的时代，本来就和纳粹时期存在多重相似。
《英雄》这部影片，对张艺谋来说的一个特殊意义，应是前所未有地剖白了他的精神世界中属于那个非理性时期的厚重积淀。放大地说，一个个新版的刺秦故事，也揭示了其他创作者类似的境况。而这种畸形现象在今天依旧大行其道并把持主流话语的最根本原因，或许是那个时期从来都没有受到过应有的深入清算与反思。从这个角度来讲，或可严厉地说：三十年了，一切还没有结束。


注①在此或有必要提及一部香港“娱乐”电影，即成龙巅峰期的《A计划续集》。当革命党人劝说香港警察马如龙加入他们反对清廷的阵营时，马如龙的答复是回绝，因为“我不敢保证让成千上万的人抛头颅洒热血，最后换来的是什么”。这种境界与张艺谋的“天下观”相比，何止云泥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