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湖会议

1942年的2月20日，德国纳粹的高级长官们在柏林郊外的一幢私人别墅召开了一场会议。会议主持人是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参会共有14个人，份量不同，所以态度也各自不同。电影《万湖会议》便是根据这场会议的记录改编而来。整部电影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开会，大致的流程也基本都是会议发起人提出议题，其他参会人分别阐述实际情况、提出解决方案和建议，然后由发起人做出决策，再讨论下一个议题，全程几乎没有废话、没有针锋相对的争执、没有拆台，没有与议题无关的扯淡，连沟通感情的闲聊都不在会议室里进行，整个过程堪称是一次职场会议的教科书式演绎。

这种专业高效是很让人信服，但如果你知道这次会议所讨论的内容是如何灭绝1100万犹太人的时候，恐怕就只会觉得毛骨悚然了吧！所谓草芥人命大致也就是这样了。

确实，正是由于这次高效的计划，直接导致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超过600万犹太人的丧生。参加会议的所有人员，探讨的都是各种技术问题、成本问题、代价问题，进而是各自部门的责任边界问题和如何协作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总议题提出过质疑，于是，一个历史悲剧就被推导了出来，并顺利的落实了下去。

这是一部需要耐心的电影，因为会议室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场景，所有情节都是靠台词对话来推进，但如果看进去就会发现，这就是官僚制的特点：客观、冷静、清晰的程序意识，明确的边界与对应的协调机制。谈笑间，上百万人就要流离失所，进而被从物理上清除。这些纳粹精英们以高度抽象的讨论方式将一系列违反人性的所谓政策冠冕堂皇地抛了出来，让人想到的就是那句：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万个人就只是数字。

只要离得够远，做什么样的决策都不会有负担。

会议过程中，外交部的代表希望命令不要挑战法律，需要进行更细致的修订；内政部的代表提醒通婚者及其下一代如何区分要明确；其他还涉及如何安排犹太人集中、需要怎么安排车辆和交通的问题以及用什么方式可以更“高效”的进行批量化处理，后续的尸体如何处理以及焚尸炉的的效能和需要扩产的规模等等。之所以选择集中营和毒气，只是因为经过计算发现比子弹的成本更低，甚至他们还认真讨论了每天处理那么多尸体可能对相应德国士兵带来的心理影响和应对措施……诸如此类的提议和讨论，基于一个已经默认的共识——犹太人必须被消灭。

但，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元首提出来的，元首一定是正确的，这就是会议必须接受的总前提，也是现代官僚制度常常存在的问题——只关心“怎么办”和“是什么”，不思考“为什么”。而很多“人祸”的发生，就出在“为什么”的缺失上——不再追究意义，一味强调行动。所谓平庸之恶，便是自上而下对“为什么”进行阉割，把人变成执行命令的机器。

这是一场执行会议的重新演绎，是一段真实历史的缩影。与之相关的讨论跟影片不胜枚举，而将注意力放到还原会议场景，确实是一个很独到的视角。

于是，值得反思的不止是那一段历史，还有官僚制度所形成的平庸之恶——只有效率、利害、得失，没有效果、善恶、对错。唯有对意义的思考和突破，才能为这样的制度注入人性，这也是“为什么”作为注射器的独特作用。

那么，不妨问一下，你会用这支注射器吗？还是已经习惯被注入了各种宏大叙事和伟光正的概念呢？

德语中，复合词是一大特点。它让德语能够通过简单的叠加创造新词。这种造方法虽然在英文里也有（如football, schoolgirl这种），但永远不会像德语一样能够如此随意地将任意数量的单词写在一起。一个极端的例子：多瑙河汽轮电气服务行政管理处附属协会，Donaudampfschifffahrtselektrizitätenhauptbetriebswerkbauunterbeamtengesellschaft，这个由80个字母组成的“单词”，是吉尼斯纪录上最长的德语词。其实不过就是Donau（多瑙）dampf（蒸汽）schiff（船）fahrts（运输）elektrizitäten（电气）haupt（总）betriebswerk（车间）bau（建造）unter（附属）beamten（管理处）gesellschaft（协会）这些名词叠加起来而已。

因此，但在这一点上，德语与中文其实极其相似，相似到甚至会产生“恐怖谷”的效应。（unheimliche Änhlichkeit, ich würde sagen）。我甚至在想，这之间的联系除了可以有语言学上的论证，是否还可以追溯到某种官僚性体质对语言的影响。

die Judenfrage, 不是the problem of the Jews, 不是 the Jewish problem，是而Juden（犹太人）Frage（问题）。

der Judentransporte，不是the transportation of the Jews，而是Juden（犹太人）Transporte（转运）。

das Konzentrationslager，不是 the concentration camp，而是Konzentrations（集中）Lager（营）。

die Endlösung，不是the final solution，而是End（最终）Lösung（解决方案）。

通过这种造词的方式，创造概念、名词、机构变得很加容易。如果“多瑙河汽轮电气服务行政管理处附属协会”出现在英语中，我只能想象它成为《Yes, Prime Minister》中的一个讽刺段子。但在德语和中文中，虽然略显冗长，却并不违和。通过复合词的形式，一个可能有些不合常理和荒缪的概念在语言体系中获得了完全的合法性和不容质疑的权威性。与此同时，组成语言的单词却又保持了相对的纯洁。Konzentration, Lager, End, Lösung 本身的意义没有被污染，依然能够很好地在任何语境中被中性地使用。也正因如此，这些复合词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有相当大的迷惑性，没有人再去追问：为什么犹太人是一个问题？为什么犹太人需要被转运？为什么要把犹太人集中起来并最终将这个问题解决？就像万湖会议在短短90分钟所讨论的一样。

最近上映的《万湖会议》是一部电视电影，它原本是德国电视台反思万湖会议80周年的制作，但也阴差阳错与几年来的“例外状态”及其“纸面对策”形成了现实交错。

万湖位于柏林的最南端，风光秀丽却也臭名昭著，这里的一场会议确立了历史上最邪恶的犹太人大屠杀计划。这种决策的逻辑，按照意大利哲学家埃斯波西托的说法是一种“生物统治”（biocracy）：国家元首要扮演医生的角色，负责祛除寄生虫，保证国家的卫生与健康。

万湖会议由党卫军的二把手莱茵哈德·海德里希操办，与会人员包括总理府、内务部、外交部和战区事务部代表共15人。这次会议的纪录《万湖会议纪要》是一份共计15页的油印密件，后来成为纽伦堡军事法庭的重要指控材料。

纽伦堡审判传达出一个匪夷所思的讯息：即便600万人犹太人被屠杀是一个严肃可靠的事实，大多数的德国人对此事仍不知情，或者无动于衷。这不仅仅是纳粹种族净化论的洗脑后果，更离不开纳粹在执行上的迅速和高效。

《纽伦堡的审判》（1961）

在克劳德·朗兹曼追本溯源的《浩劫》系列当中，所有的证言和证词都指向了纳粹在运输和灭绝过程中的绝对效率。这涉及运输、圈禁、劳作、屠杀以及通向最终的万人坑或焚尸炉的不同环节，然而若没有《万湖会议纪要》所确定的行动方针和蓝图，纳粹大屠杀的数量和规模绝无可能实现。

或者说，正是万湖会议启动了浩劫（shoah），它作为一种大屠杀的“纸面技术”的邪恶，在任何程度上都要高于党卫军将犹太人送入焚尸炉的“具体技术”。会议的绝对邪恶，在于它的政策制导性和宏观普遍性，它以至高权力的面孔确立了反人类行动的合法化，制造了之后持续性的灾难。

透视这种纸面技术的最好方法，就是根据会议纪要来复原其场景，它的第一个电影改编版本出现在1984年，至今已经默默无闻。2001年好莱坞创作的《阴谋》集合了肯尼斯·布拉纳、科林·费斯等老戏骨，想要将其变成一种互飙演技的辩论式戏剧，但也因为视角刻板和立场先行而错失了还原的精髓。

《阴谋》（2001）

德国人显然比这些散漫的英美同行更接近于这样一种与原始场景共通的纪律或效率，因此2022版的《万湖会议》能够明显达成一种更写实的效果，这不仅是因为拒绝了角色整合的思路，给予每个角色足够的刻画空间，也是因为最大限度发扬了德国室内剧的传统——室内剧是和表现主义同时期的电影类型，它忠实于三一律，讲求极简的布景逻辑和表演上的严肃平实。

这种风格上的差异在《阴谋》和《万湖会议》之间足够清晰，好莱坞不厌其烦地通过背景来铺垫会议的细节，并且在事后交代每个与会者的最终结局；德国人则足够郑重地将焦点锁定在会议本身，全片104分钟没有一分钟离开这个场景。除了掐头去尾的会前和会后部分外，会议的内容基本上和历史上的万湖会议等长，以求以严格的字面主义来还原会场的进程以及纪要的内容。

落实到一种空间感，2022版《万湖会议》特别讲究方位，这是一种排座次的逻辑，但也是一种权力的调谐，海德里希与缪勒、霍夫曼几位党卫军召集人独坐一席，左侧是政府部门代表，右侧是东战区事务部代表。这表面上是鸽派和鹰牌的论战，但实际上仍然是一个“统一思想”的规程：计划早已确定，党卫军早已拟定了范本，只等待其通过生效。

然而这不是一个暴力强行通过的问题，而是一个反人类的计划如何通过纳粹德国的理性和法律而获得合法性的问题。就此来说，官员之间各自的立场不同或者利益差异并不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而是一个程序性的问题，这个程序在布勒博士那里是波兰犹太人过溢而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在路德博士那里是密集人口运输的问题，在施图卡特博士那里是如何“优待”混血德国人的问题，在最年长的克里青格那里是处理海量人口的数学问题。

对这些有着博士头衔的官僚精英来说，问题从来都不是关于人的，而仿佛是关于机器生产的，这些程序可以简化为基因筛别、隔离、运输、消灭，随着这些技术难题被对答如流的阿道夫·艾希曼一一化解，他们之间的渐渐隔阂趋近于无。即便克里青格最后佯装痛苦地提及了大屠杀的道德问题，但这个道德问题的根本落脚点竟然是担心屠杀行为可能影响自己人的精神状态。

在艾希曼提及集中营里能够实现一种“舒适的操作流程，技术化、有效率且完全匿名”之后，克里青格终于松了一口气。此人绝非宅心仁厚，因为他愿意看到所有犹太人凭空蒸发，就如他独自一人在会议纪要的地图上思索良久，思索的仍然是难以“处理”的人头数据，这些数据在地图上被标示为一个个棺材。

因此即便集中营里的很多尸体还没生产出来，这些纳粹官僚就已经在纸面上生产尸体了。就德国人的纪律和执行力来说，一旦纸面上落实，真正的尸体生产也就开始了。

“尸体的生产”是上世纪中期马丁·海德格尔对灭绝营的描述，这被视为他多年沉寂后对纳粹问题的含糊暗示。人们很难理解他当年为何要加入纳粹党，除了传统哲学界所认可的那种“向死而生”的存在论与纳粹思想的潜在共鸣之外（对此阿甘本有着深度的解析），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海德格尔厌恶平庸，而纳粹绝不平庸，他们有着“净化欧洲”的雄心壮志。

如此大概能够明白阿伦特“平庸之恶”给世人造成了多大的误解，这一指控显然不适合套在阿道夫·艾希曼这种优化大屠杀流程的工程师身上，更不适合套在万湖会议的这些80分钟草菅600人命的纳粹官僚身上。“平庸之恶”只适合万湖会议的那位不参与决策的秘书兼速记员莱格博格·维勒曼，她是端茶倒水的“隐形的第16人”，对草菅人命的讨论全程保持着漠然的无动于衷，并且希望“所有的会都在这里开”。

与这位堪比器械的秘书相比，其他人都是缔造恶的“圆桌骑士”，而清洗犹太人塑造新欧洲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圣杯”。他们并非传动链上的一环，而是起草整个反人类计划，以思辨理性将其合法化的罪恶源头。你当然可以说，他们的上面还有一位终极的“元首”，但元首的话不过是圣意的词语，在将之转化为国策的纸面技术维度，他们和元首处在同一个罪恶的阶层。

万湖的方桌犹似是架设在云端，在这种垂直俯瞰之下，犹太人被划定为帝国版图上数百万的垃圾堆，成为阿甘本深度同情的赤裸生命。这种垂直性的会场，原则上是一个可以随意悬置法律的规范机构，让文件、政策成为民众的催命符。而这种俯瞰的视角，则是建立在国家种族主义之上。按照福柯的说法，纳粹正是一种国家种族主义，它决定着谁必须活，而谁又必须死。

这种建立在优生学系统圣的德国极权主义，在后世有着诸多的遗产。在近代各种屠杀、镇压、圈禁的人权或难民危机中，最危险的并非刽子手的火枪和毒气，而是那些云端的操盘手，那些会场上西装革履、手不沾血的高学历高职位官员，那些以章程文件定人生死的纸页。

现实当中，荒诞的文件、规章、制度、条文生产早已屡见不鲜，人们早已见怪不怪，要么于之麻木。或许原因是庙堂很遥远，或许是无力抗拒，或许是已经欣然接受，然而一旦看穿诸多会议本身的荒诞，历史的修辞也就褪去了它自身鼓吹的光环。会议很可能不是民主，而是民主的敌人，是世界上最凶恶之物。

万湖会议的凶险或者会以各种形式重演，它未必会成为一种反思程序，反而可能成为一种重复程序——即便以这部电影本身来说，只需要换一个时代背景也完全可以视作颂扬纳粹的政宣片。而在现实当中，万湖会议是世界各地都一直在发生的事迹（故），都在反复重演。

【虹膜】

1. 如果是想要这种片子下沉市场，而选择了国语的放映，我觉得是相当失败的。

首先，如果我本身就是喜欢看国外的这种片子，或者这次就是想看国外的这种主题的片子，我一定期待的是外文的声音，加中文的翻译字幕；而如果我本身就不喜欢看这类片子，喜欢看一些商业性的，更爽的片子，那这种片子本来就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他不可能沉到我这里。

所以结果就导致两方都兼顾不上，两方都无法满足

2. 看到一个很细节的部分，为了使影片更加的本土化，会议上，使用了为人民考虑中的【人民】这两个字眼，其实国外的话更倾向于用【公民】，当这样一场罪恶的会议，用国语中的人名的方式表达出来，作为国人，不得不联想到国内政治，并且至于不好的遐想，大同小异，换了个种族罢了。

总而言之，电影最失败，最失败，最最最最失败的地方，就是选择了用国语放映。

一个典型的会议过程，会前准备、召开会议、会后工作；筹备，酝酿，谈心谈话，开会，小组讨论，行程决议，整理资料，太细了，细的连桌签、纸笔都准备的恰到好处。

不得不说，效率真高，各个部门代表各方利益，而会议的目的又是通过处理犹太人提案，不管是妥协还是威逼利诱，主办方还是下了大力气的。

电影很简单，就是开会，也没啥演技，没特效，没好配乐，布景也是简单，不值得这么高的评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给这么高的分。

《万湖会议》看完有三个感受。

第一是关于艾希曼的形象问题。汉娜阿伦特曾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将艾希曼描述为一个听从指令而失去自我分辨力的平庸的官员，由此推出著名的“平庸之恶”的概念。这当然是一个有创见的想法，引发的讨论如“平庸的低职级人员是否要履行违反良知、人道主义的职责”对当下十分有警醒意义。但是另一方面，艾希曼本身真的可算“平庸”吗？有许多学者也质疑，艾希曼在法庭上的举止是否是一种自我保护呢？他内心其实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暂且不论内心是否反犹，他作为纳粹的犹太人事务负责人、签字人，不可能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影片《万湖会议》中，艾希曼也的确被塑造为一个出色的、执行力超强的官员。他虽然没有明显的情绪波动，不像其他人有清晰的狂热或是傲慢的性格特点，而是冷静有力又准确地回应着提问，以详实的数字和材料向与会人员做着汇报，看似是个很优秀的秘书人才，然而，你也会发现，他对自身的工作是极赋主动性、创造性的。他的身心参与着这项工作，为万湖会议的落实做了极佳的准备。如何能说他是“平庸”或“被动”呢？这是《万湖会议》带给我的第一个思考。

第二个思考如果联系齐格蒙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来看，会更有体会。《万湖会议》中你会看到纳粹是一个具备现代官僚层级体系的组织，非常严密，各有分工。每个人只关心自己份内的事，比如军工代表关心犹太军工人才如何处置的；地方官关心自己的地盘如何安置处理犹太人；法律专员则关心混血犹太人算不算犹太人的问题……却没有人在关心犹太人的整体命运。他们就像是机器上一颗无情的螺丝，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执行的实操问题，而不会对上级质疑任务的意义。

并且，层级的设置也消解了屠杀犹太人的负罪感。正如鲍曼所说，上级觉得自己只是议定了策略没有直接执行“特殊处理”而减轻了罪恶感。层级末端执行射杀的军人虽然嘴上强硬，但还是被“周全”考虑了心理建设问题，而被把射杀改成了毒气室，执行人只需运送犹太人，或打开一个开关，并不直接见到血腥场面，也由此减弱了罪恶感。浩大的屠杀工程被分解成一个个部件，由链条上不同的人员分别执行，避免了人道主义的泛滥。

另一方面，现代性的屠杀方式，也消解了来自犹太人的反抗意识。纳粹以登记财产等掩人耳目的方式，让犹太人在被转移过程中留有一些秩序感，避免了骚乱。循序渐进的驱逐、转移、收容和最终的“特殊处理”方案，弱化了犹太人的强烈恐惧，在现代性的步骤感、秩序感中，留有一丁点的“安全感”，由此肢解了群体反抗的可能。

再有，现代性意识也和屠杀犹太人的起源有关。仅仅是日耳曼人的民族主义并不能解释计划屠杀全欧洲范围的另一个民族的疯狂念头。只有在现代理性的逻辑之下，将世界看作一个花园，而犹太人被看作杂草和污秽应当被修剪和处理掉，才能给屠杀以类似园丁裁剪花园般的“合法性”。犹太人在欧洲或许因为贸易商贩上的一些原因，历史上曾经不受欢迎过，纳粹甚至声称“战争是对犹太人伤害了我们的反击”。齐格蒙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和影片《万湖会议》则一同警示了人们，追求整齐划一的高素质群体，是一条走向法西斯的道路。任何对所谓“美好世界”、“乌托邦”的向往的革命口号和大规模行动，都值得怀疑和警惕。参差多元才是世界本态，要容许有你讨厌的人存在。

《万湖会议》虽然不是情节型电影，却有着一个贯穿始终的内在悬念：这些人究竟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从表面来看，似乎只有一位参与过一战的年长者以极其委婉的方式表示了反对，他说道：“犹太人的历史命运已经结束了，但我关心的是我们自己的人，如何面对做了这些事之后的创伤，我们自己的民族精神如何持续？”但是有意思的是会议主导者海因里希在片末不经意间说了一句微妙的话：“把会议记录都发给他们，谁都别说自己不知情！”

——他仅存的人类意识使他当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不过被蓬勃的权力野心和狂妄的民族主义遮蔽得只剩一句半玩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