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回廊

三星、7分左右，有点难说。标题和海报都很抓人眼球，之前点映就想看，终于有合适的排期。看之前期望很高，因此没有特别触动我就得降分了。屠杀肢解亲生父母，这题材要想拍难看也不容易……它当然是个复杂暧昧的故事，他人永远无法也不应该宣称自己掌握了真相，但为了多面性而丧失叙事结构和清晰的传递有点不值（个人审美）。

演员选得蛮好，会让人担心“你俩以后还可以演其他角色吗”的程度，但演技的精湛救不了整个故事。传达的最清晰的是暴力执法和穷人富人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律师和陪审团倒是有意思。三方律师上一秒庭上针锋相对，下一秒庭下友好约饭，台前道貌岸然，台后蔑视委托人。我看司法假发到现在还没取缔的意义不是纪念传统象征权威正义，而是标志戏台已经搭起演员粉墨登场，好一个social performance persona.

陪审团混乱，混乱善良，记住了九个人的脸没记住他们的立场，愿意相信是编剧刻意为之。因为他们的立场摇摆、为杠而杠、像狼人杀轮到你了必须主动或被动说出一句没意义的话。后现代共识不存在真相，更毋论越辩越明，好笑一女士表决前慷慨陈词不要放过从犯的可疑之处，最后却全员通过无罪。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看新三级片，之前要么在笔记本上看，要么是影院重映的外国片，片头只会有一个静态警告。在讨论某地文化产业要完时，大家总寄希望于分级制度，好像那是灵丹妙药。分级制度实行起来难吗？一点也不，不实行的理由要么是不相信咱公民的平均素质，要么是打心眼里觉得咱老中成年人不配看三级，混不到内参就认命吧。分级制度能够有效阻挡“不该看的人”不看吗？售票时尽职问你一句成年否算好了，入场也不查证件，和网站弹窗点proceed差不多，管控强度还不如限制小学生玩手游。

分级制度的本质是分配责任，万一出差错，谁该赔偿？制作方、发行方、还是观众自己？之前看过一个说法，电视分级是对监护人而非孩童的警告。这次看片头的正告，大意“如果未成年人执意观看本片导致本影院被处罚，我们将对你提出民事诉讼。”有意思。说回本片的限制级内容在哪里？血腥（对于不怎么看这种片的人来说，但我最近看了柯南伯格……）、色情（说没有必要吧，真人又确实有这么一回事）、极端、“三观不正”。张显宗在法庭上大多数时面无表情、但面对两位亲人似乎也并非毫无感觉，后段剧情针对唐文奇时经常露出嘲讽的笑，以为他置身事外看好戏呢，宣布审判结果后不还是对“不公”破防。

遗憾，两小时看完，没有感到多浑身发凉（除了这垃圾影院的空调实在是冻死人不偿命），像开头所说，没有触动我，亦没有takeaway.

拍出了之前《被消失的凶案》想拍但没拍出的东西，在《十二怒汉》的故事框架上加入了当事人、警方、律师的情节，使得整个故事厚重了很多。

semi open ending，半开放式的结局也让更多的人观影之后多了思考和讨论。从我的角度，我更愿意相信肥仔是有罪，毕竟男主在20分钟内完成打包+清理现场是100%不可能完成的，即便他事先有着非常周密的计划。

但肥仔和虾头的演出，在我的心目中已经预定了来年金像奖最佳男女配了！尤其虾头那一幕有些突然的情绪失控，让我的神经一直拉满，直至公布判决结果那一刻。相信，如果我是陪审团，可能也会保持一样的判断。

戏中玩得一些粤语梗，别说是一般母语者了，但凡你对香港过去这些年发生的事儿少点儿关心，都可能会不理解。但这类小讽刺，完全不影响观众对于主线故事的理解。

在700w人口的地区取得超过3000w票房，这么换算下来，怎么也约等于大陆地区30e了吧？

在香港电影的类型序列中，律政片并不算十分耀眼的那一类。在过去三十年间，恐怕也只有《法外情》（1985）、《审死官》（1992）、《九品芝麻官》（1994）等多少为人熟知，而若将范围限定在“后九七”时代的香港司法背景，则更是鲜有名篇佳作问世。因此，近期的《正义回廊》与《毒舌律师》两部影片，序分前后，携口碑与票房双赢之势，算是补上了港片的这一类型短板。

不过细究之下，这两部电影虽然在类型或题材上可归属一类，但风格可谓大相径庭。其中《毒舌律师》算得上是对依稀渐远的伸冤喜剧模式的稳妥回归，以工整而掷地有声的言说方式为民申言，进而叩问正义和良心。它满足了一部商业电影的各项业务要求，尺度得当，愠怒适宜而无公害，因而甚至能贴标登陆。相比之下，《正义回廊》的剧情复杂程度、人物暧昧程度、视觉挑衅程度无不远超前者。在新人导演何爵天的锐意布置下（可能也少不了监制翁子光的功劳），电影从头到尾都弥漫着沉郁压抑的窒息感，让人恍惚回到了《踏血寻梅》（2015）的那个香港时空线。

本片以月下抛尸为引子倒叙开场，早早便引出一起惨绝人寰的人伦案件。首要嫌疑人张显宗（杨伟伦 饰）自幼饱受各方欺凌，更难以“感受”家庭关爱，遂伙同面试时结识的友人唐文奇（麦沛东 饰）谋杀亲生父母，并在后者寓所内将双亲残忍肢解。作案后，张显宗不仅没有躲藏，反而通过网络发布寻亲信息，也很快被戳穿落网。随着案情和庭讼展开，我们得以一窥张显宗的“内心世界”，更进一步地见识到其兽性冷血之外的复杂面相。影片以张显宗视角下的意识独角和心灵构筑为引线，逐渐过渡到律师、证人、陪审团诸人的群像刻画上，并最终落于这场庭讼唯一的争议点：张嫌同伙唐文奇是否也参与了谋杀。

在本片原案“大角咀弑亲案”中，唐文奇的人物原型谢臻麒被法庭裁定谋杀罪名不成立，仅以“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获刑一年（主嫌则是终生监禁），又因受押近两年足以覆盖刑期，被当庭释放。法庭判决的依据是，其人智商经测定低于人群平均值，且受拘捕以来一直坚称没有杀人，直到疑似遭遇刑讯后方才改口。电影对此基本如实还原。

但另一方面，影片又通过布置层层悬念，不断迟滞真相的抵达。唐文奇尽管在司法层面获得庭审和陪审团的轻判，但观众从全知视角却能知悉他与亲姐之间似有“密谋”，同时其人也并非如其形象那般“忠厚呆愚”。电影有一处细节，显示唐文奇的 LCCI（伦敦工商会）会计资格成绩格外优异，这也呼应了“低智商”的他为何一开始能和墨尔本大学毕业的高才张显宗参加同一场面试。显然，电影频频暗示唐文奇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不论他是否如结尾喻示那般身陷蛛网）。但这个人物无疑又与张显宗形成了鲜明的视觉比对：一者的情绪/欲望/想象被披露无遗，甚至在部分时刻有着一闪而过的真情流露，而另一者虽然尽显无辜憨态，却始终藏于疑似包装的低智外表之下晦暗不明。影片最后的司法判决，势必也会因这种视觉情感的不同配重而与观众的外部审视形成某种张力，进而达到间离的效果。

这便是本片颇为反类型的一点：从始至终，并不存在一个揭橥一切的叙事推动者，告诉观众最终应相信谁、厌弃谁。本片既无一般律政片中大放异彩的毒舌状师，也无代表公民理性与市民良心的抗辩陪审员，至于社会派推理体系中的警探、义工更是无从谈起。所有人物，仅仅是在其职司份内获得极为有限的视域，一如斯坦尼体系下所谓演员目光所及的追光之地。人人皆是演员，人人皆以特定方式表演——众律师虽然看似比陪审团成员更具理性与洞察力，但实质上仍只是庭讼程序的演绎者，并不具备鸟瞰的真知能力，仅仅是工于戴上头套/戏服后的那项角色任务；除此以外，他们并不比仅凭日常经验和价值体验就作出判断的陪审员高明多少。本片的值得玩味之处，正在于绕过了“公义何为、真相何在”等一般律政片议题，也不提理性与正义光辉如何彰显，而集中于人物在虚实折返之间的自我呈现。

我们看到，作为全片承重，张显宗可谓这一自我呈现的典型。影片不仅以大段意识流影像直陈其内心，更在叙事层面至少给他分派了四重“角色任务”。先是在媒体面前扮演一个寻亲孝子，然后在案件与庭审中扮演一个弑亲狂魔，接着在意识与潜意识里扮演一个掩盖阉割恐惧、向世界宣战的“末人”，最后则是在观众面前扮演一个似乎还存有人性（中性表达）的可悲边缘人。这四重身份彼此纠缠，同时各自对应着几种堪称病态的社会关系——被成器兄长置换了亲子身位的家庭、专重窥私与奇案的大众媒体、自以为是的精英阶层、不通人性的官僚机构、迷茫又专爱算计的小市民，以及最为根本的，繁重生存压力下的不公社会——甚至连人伦亲情也必须让位于这种难以直表的社会驱迫。本片的重音和力度，正在于此。

除了张显宗之外，其余各人物同样也在进行着虚实交替的角色扮演。唐文奇自不必说，其亲姐唐文珊（杨诗敏 饰）更是在证人席上表演了一出感人至深的“庭哭”，有力促成了陪审团的转意与唐文奇的轻判。三名诉讼律师亦自恋味十足，有着种种由演惑真的矫饰，比如一身正气、时刻秉持司法公义理想的唐嫌代表律师游嘉莉（苏玉华 饰），以及总要用英文发言以至于被法庭时时提醒要改为中文的检方律师朱爱伦（周文健 饰）。二人身上总有一种“我便应当如此”的形象包装，做作且虚伪。而即使通透如张嫌代表律师吴冠峰（林海峰 饰），也不能免俗地要参与同僚们的讼辩游戏。这些法律精英们与其说是我们在一般律政片中所熟知的“讼棍反派”与“正义使者”，毋宁说只是在各自司法理念中完成法庭任务的功能角色。

至于众陪审团成员更无不是某种人设符号的替代品，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十二怒汉》（12 Angry Men）的余影，但实际上他们更类似于《失控的陪审团》（Runway Jury）中价值失范、身份迷失的现代游牧民。这种情形显然并非脸谱化这么简单——事实上，何爵天有意选择有深厚舞台经验的演员撑起群戏，为的不是追求“自然”，而恰恰是要让“表演”的技法和痕迹凸显，以抵达日常法庭内的“表现”。（参见BBC中文2022年11月24日的报道）

有趣的是，正是因为众人皆竭力维持自己在庭讼中的“形象”，同时又都讽刺地绕开了案情的“真相”，才使得从始至终在庭内失语的张显宗获得了某种视觉赦免权，进而取得一丝源自观众的信任感（尽管这种信任十分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观众得以取代公堂，悬搁影像之中纠缠众人的身份迷思，自觉引出关于案件的私人判断——这无疑仍是基于信念的主观判断，却至少不会是某种叙事幻景营造的伸冤快感。也正是在这种“后真相”的情景中，众人的虚实形象才能延伸开来，枝连蒂结地触达法庭之外、银幕之外那个社会的症候。

当我们把视野推及整个香港社会的“身份形象管理”时，我们也就相应地看到了这部电影所欲扣住的那个更宏大的当下性（这正是何爵天的野心所在，至于效果如何可另作他论）。人们不免要问影响这一当下香港之角色扮演与身份迷思的因素是什么，答案无疑是多方面的，其中自然也包括了某个极为晦涩但懂得都懂的因素（比如影片中两次给予以港徽特写，却未见更具标志性的港旗）。它们集中构成了一个后现代时刻里关于香港身份的反诘——弑父杀母，虽然大逆不道，但终究还是有“一票认可”的惊悚余地的。这并非是要人们同情暴行，而恰恰是要发出刺耳的警醒。《正义回廊》正是以这种惊人的符号语法和视觉挑衅，展现了一种不失温度的冷眼旁观、一种超越程序的时代关怀，因而也就无怪乎它能够获得港区民众口碑与票房的双重肯认，且令人确信能够在类型港片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张显宗说自己是一个没有共情的人，但先不说庭审时候的表情变化。在哥哥问他有没有后悔的时候，他的内心一定是被触动的。所以在哥哥挂电话离开那一刻他才会情绪失控。而至于唐文奇，最开始那份被忽视的二级会计手稿似乎就已经在暗示，而到最后再次出现呼应似乎已经明示了。 影片中出现张显宗面试seq片的场景，可进行到下一步的时候他“流血了”。影片中还出现了他幻想抓jinv并杀害的场景，这个时候又杀的很利索了。或许意味着张显宗虽表面“希特勒”，但内心也是惶恐不安的。 两个人都挺表演型人格，一个在脑子里表演着希特勒，一个在庭上模仿审问。一个聪明一个傻，但他们又都有一样的目标。张显宗想要扼腕血溅但没有，唐文奇吞药但被救了回来。张显宗杀了父母是因为不公，唐文奇是为了什么就没有确切方向。但可以猜测几点：或许张显宗是他唯一的朋友，他因为不能得到社会认可所以依赖唯一的朋友杀人。又或许他对社会的怨恨早已积怨已久，虽然他说自己连一个值得怨恨的人都没有，但这句话也间接表达了他内心也很不满，只是无处释放。两个人都希望被社会关注，被认同。 影片第一个杀人还原是唐文奇最开始动刀子的，而第二刀也有他的帮忙。或许杀谁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他或许也只是一种认同。两个人也只是互相利用对方。 唐文奇说自己害怕张显宗，他害怕的大概不是这个人，而是自己表演后的不安。影片最后由唐文奇坐在床上房间布满蜘蛛网心脏处趴着一个蜘蛛结尾。他装傻和失忆是不是真的，还是只是像蜘蛛网一样布满四周伪装成一无所知。可心脏处的蜘蛛还在那里趴着，这是一辈子都忘不掉的阴影。 演归演，如果一直演下去，那就是真的了。

另外：张显宗的希特勒表演只在脑海里实现了，而唐文奇的表演才真正做到了有始有终。只可惜这个终会伴随一辈子，就像那只蜘蛛。逃不开的。

最近，由翁子光监制、新晋导演何爵天执导的电影《正义回廊》成为了香港电影界的一大热话，上映至今票房已冲破千万港元，且呈现稳步上升的强劲势头。坊间好评不绝，对于一部有血腥暴力镜头的奇案三级片来说，如此成绩实属理想。

电影改编自2013年轰动一时的“大角咀弒亲凶杀案”，首被告周凯亮在大角咀海兴大厦一处单位内杀死父母，后联同次被告谢臻麒合力肢解尸体，两人同以谋杀罪名被起诉，结果陪审团以8：1的大比数裁定周凯亮罪名成立，判处终生监禁，谢臻麒谋杀罪名不成立，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判囚一年，因判决前已被拘留两年覆盖刑期，故当庭释放。

《正义回廊》是何爵天的首部长片。与香港大多数新锐导演都会选择相对安全保险的家庭题材为出道作不同，何爵天更在意的是作品是否充满话题性，能否在短时间内引发观众的强烈好奇心和广泛讨论。

选择大角咀弒亲凶杀案，一方面因为案件发生时间距离现今不远，观众可以在网络上查阅有关两位被告的视频片段，而且凶手骇人听闻的犯案手法、对双亲痛下杀手的冷血残忍引人侧目，周凯亮甚至在杀害双亲后还若无其事地报警求助，又高调接受传媒采访，发出寻亲呼吁。

另一方面，当年法庭和陪审团一致认为谢臻麒因智力问题无法主动参与谋杀，只能受制于智商达126的周“操纵”和“诬陷”。案情和判决背后的种种疑点，并由此延伸出对何谓“真相”、“正义”之思辨，都是编导希望借一度销声匿迹的奇案类型带出的值得深思的主题内容。

何爵天在香港演艺学院电视电影学院主修导演，毕业后曾涉足不同类型制作，如电影、广告、MV等，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林超贤的《激战》和《破风》。他在2016年拍摄香港电台剧集《狮子山下》时结识导演翁子光，之后便在后者的工作室担任副导演及编导等职位。由此可见，《正义回廊》深受翁子光《踏血寻梅》体察人物与环境之关系的社会派脉络影响。

《踏血寻梅》对香港奇案片的重大革新便在于创作者注入对社会低下层人物的深度关怀与信任。以往同类作品对事实及当事人毫不尊重、趾高气扬的猎奇剥削风气在《踏血寻梅》不复见，取而代之的是细细描绘“死者”王佳梅（春夏 饰）和“凶手”丁子聪（白只 饰）忧郁苦闷的日常，以及他们痛苦挣扎的心理活动，并从尝试重组案情的臧Sir（郭富城 饰）的连番发问牵扯出边缘人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孤独悲歌。

翁子光在《踏血寻梅》之前已经摄制述说社会底层青年成长历程的《明媚时光》和《援交少女》，“阶级差距”、“房屋问题”在翁子光的作品序列里始终占据一席之地。

翁子光接受港媒专访时曾透露， 上世纪80年代，他的父母用40万港元买下位于新界荃湾祈德尊新邨的500多呎（约46.45平方米）的住房单位，一屋只有两间房，却要容纳5个人居住。翁导说他嫲嫲的房间能看到美丽的海景，随着时间流逝，“我们在对岸看着青衣的楼一直起，它变得像上海黄浦江一带，好多楼，一直起，一直起”，最后起到连海（峡）景也不见了。

这让翁子光心生感慨，在商业运作主导、寸金尺土的香港地，“家”的概念轻易便会被影响与破坏。《踏血寻梅》里王佳梅写在墙上的一组混杂英文与数字的密码，指的就是“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一定程度也是他个人经历在其作品中的投射。翁子光电影中的底层人物大多住在狭窄逼仄的公屋和劏房，在他看来，香港公共屋邨的自给自足、秩序井然背后有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

劏房是一个被极度压缩的公共空间，可以说几乎没有私隐，如此压抑不安的生长或居住环境会对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是翁子光在作品中借由呈现“连打飞机都没地方”，令人難以呼吸的局促环境，从而对缺乏流动性、阶级固化的社会体制发出激烈控诉。

进一步说，如果说过去奇案片对于凶手/受害者的诠释是强行剥离社会性的“性格决定命运”，那么翁子光作品里则强调孕育人物成长的这片土地，以及对其内部结构与运作法则的观察和批判，即“环境决定命运”。在《正义回廊》里，张显宗对父母心生恨意的原因之一亦在于房产纠纷，箇中原因是不少香港人均将“上车”（拥有属于自己的物业）视为短暂人生的唯一目标。

不久前，《正义回廊》票房逼近一千万，作为主要投资人和监制的翁子光旋即在脸书上发了一篇感谢文，简单回顾了替《正》寻找投资的辛酸历程。从文中我们可以大概得知如今仍愿意为香港电影投放资源的投资者，他们对《正》的顾虑首先便是影片的主角都有谁？怎么回本？其次就是对主角残杀自己亲生父母的奇案三级片“能否过审？能赚钱吗？”从《正》在初始集资阶段遭遇的困境，翁子光以知名导演和编剧的身份四处奔走尚且如此，我们已可想象当时《踏血寻梅》的前期准备有多困难。

或许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说，光是投资“香港电影”便已面临亏本的巨大风险，而且还是一部放弃内地市场，仅在香港本地上映，带有血腥残忍场面的三级片，难免会令不少追求商业利益的投资者却步。

可能有不少人认为，以翁子光如今在内地和香港电影圈的知名度，随便拿出几百万应该不是问题吧。实际上，翁子光在文中也说明了自己本来是想趁楼市低迷给首付买层“纳米楼”作为在港的栖身之所，好让自己不用再跟父母挤在一间狭小的居室里，结果最后还是把这笔钱用在了支持新导演上面。

“纳米楼”（nano-flats）意指面积非常细小的住宅单位，虽然香港坊间多用215呎（约19.97平方米）作为纳米楼指标，而实际区间大概在“200多呎”范围游走。但是低于200呎（约18.58平方米）的住宅单位（私楼最细的“龙床盘”面积只得11.15平方米）比比皆是。简单比对一下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最低居住空间标准，中国台湾147呎（约13.66平方米）、英国398呎（约37平方米）、新加坡500呎（约46.45平方米）、日本269呎（约25平方米），香港可谓“细绝全球”。

言下之意，翁子光是押上置业首期（若按他在文中的话说，应该还有一部分是与编剧孙霏共同营运制作公司的积蓄）、美亚娱乐主席李国兴投资的部份费用（《踏血寻梅》也有美亚投资）、两位匿名贷款人、为人爽快的“K先生”（不少人猜是古天乐）的100万元，再加上香港电影发展基金的250万元资助，才有今天的《正义回廊》（制作总开支约1000万元）。

翁子光早在2018年就说过，面对香港居高不下的楼价，他也是没有买楼置业的条件。尽管在《踏血寻梅》的成功之前他已是两部卖座港片《僵尸》和《救火英雄》的编剧（但在香港编剧的待遇普遍不高），之后更自组工作室提携新导演新创作，北上发展，身兼编剧、制片人、监制多职。但是面对越发紧绷的创作氛围，连翁自己执导的新作，讲述港英时期四大探长叱咤一时的枭雄片《风再起时》何时能上映也还是个谜，谈何回本或赚钱？

再则翁导的作品风格本来就偏向奇情+写实主义的类型组合，多数投资者对该类题材无不报以万分谨慎的态度。往现实一点说，当年《踏血寻梅》虽然获奖无数，但在票房上是亏本的，也难怪翁导在文章开首就半开玩笑地说《正义回廊》上映两周的票房已经超过《踏血》的总票房（800万港元）。

疫情久未平息、电影业青黄不接、创作空间日益收窄等，这是如今香港电影（包括翁子光自己）正在面对的严峻现实与冲击。 但即便生存环境如此艰难，依旧还是有新导演愿意去尝试、开拓不同类型的电影制作，还是有不怕亏本的投资方愿意出钱出力。

我想强调的是，比起一再执着于港产片“死了没有”这种毫无意义的问题，创作者们该怎样在夹缝中求出路，将“消亡”的危机感和恐惧感转化为涅槃重生的机遇，理应更值得我们去思考与重视。

回到《正义回廊》，何爵天和三位编剧谭广源、叶伟平及梁永豪对弒亲案的审讯流程进行了戏剧层面的改写和虚构，如两位被告的姓名分别以张显宗（杨伟伦 饰）、唐文奇（麦沛东 饰）代替，真实事件中出现的相关人士、组织或团体名称均以假名或模糊化处理。尽管电影不乏对凶手杀人、肢解、弃尸过程有着血腥味极重的细致描述，但区别于过往奇案片穷尽煽情之能事，只顾贩卖色情暴力、宣泄官能快感，何爵天和编剧们显然拥有更大的野心。

他们试图在137分钟的影片时长里一并处理两名被告的家庭背景/人生经历/精神状态/犯案动机；检控官朱愛倫（周文健 饰）与两位被告的辩护律师吴冠峰（林海峰 饰）与游嘉莉（苏玉华 饰）在法庭之上的唇枪舌战、一般证人和专家证人的供词；警方的调查过程、取证手段；由9位成员组成的陪审团内部辩论过程；以及案件对三位不同领域的年轻人（记者、律师、警察）产生的影响。

可想而知，要求观众在两个多小时之内完全吸收并消化如此庞大的信息量堪比登天，而对于初出茅庐，雄心勃勃的导演和编剧来说，由于篇幅不足，以上题旨很多都只是开了个头，却没法深入。但是香港观众普遍就对此类“包罗万有”（每样都有一点，即意味着难以拍得深刻）的影视作品怀有好感，当遇到一些存在明显缺陷的叙事内容，他们总有办法以“刻意留白”、“不轻易判断”等理由为创作者辩护。

与此同时，导演为了提高庭审戏在视听层面的可看性，运用了很多剧场的表现手法（戏中几位主演，如杨伟伦、麦沛东、林海峰、苏玉华、朱柏谦等人都曾有出演香港舞台剧的资深经历，因而能够很快适应舞台式叙事手法），例如舞台剧中的“转台”技巧，让演员们突破单一固定的场景（法庭内部），随着被告/证人的供词穿梭于不同时空的情景，或旁观两名被告的行为和对话，或打破第四面墙直接与观众“交流”。

导演在聆讯过程还会利用一些光影、声效的特殊手法来表现隐藏在庭上问答互动背后的戏剧冲突，如剧情进行到张显宗表姐邵佩琼作供时，法庭内的灯光黯淡得像在教堂内告解，观众只能看到被告与证人的双瞳，画面更不时回溯到张在餐厅向邵坦白杀人罪行的瞬间。唐文奇自辩时，往往配上闪电及雷暴的音效，是否隐喻唐不可告人的内心挣扎？又如，当呈现主犯张显宗复杂的心理肖像时，导演让张显宗幻想“成为”偶像希特勒，他的家人、唐文奇则“化身”纳粹军官和士兵，用一口流利德语交谈的超现实片段为核心内容。

诚然，对于一些平时不太常看法庭戏的观众来说，上述为求达到特定叙事效果的戏剧手法的确值得他们赞不绝口，也有助于他们理解熟悉香港司法系统的运作逻辑。然而只要我们稍微回顾一下电影史，就会发现那批最为出色的法庭电影的共同特点均在于精彩绝伦的台词和对白。《正》在“陪审团商议”和“法庭辩论”部分参考的正是其中两位佼佼者：《十二怒汉》和《桃色血案》。

我敬佩新导演想要有所突破的创作激情，但是《正》在叙事手法上的所谓“创新”某程度而言只是为了掩饰对白的苍白肤浅。兴许导演太想借一件过去之事讽刺、影射近几年的种种荒谬（大部分香港新导演的通病），趁机表达港人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哪怕被指“抽水”（指桑骂槐）也在所不惜。于是人物不时会说出一些影射当下现实的“金句”，不仅明显与该人物在戏中所属的身份、身处的社会环境相悖，更是在间接削弱、甚至摧毁一部法律电影理应具备的严肃姿态。

若以此为出发点，《正》言语之间隐含的讥讽语气实际指向一种“代际矛盾”，而这也是控辩双方在法庭之上围绕着“法律诠释权”而制定的控罪/辩护策略、由此展开的激烈论争，道德和真相变得模糊，工具理性成为主导之外，引发观众通过持续的辩论思考“何谓公义”的陪审团内部构成隐含的深层意义。

导演将9名成员逐一划分为中老年大叔、师奶/青年、保守/激进、既得利益者/不相信制度、政治冷淡/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等四个类别。这种塑造人物群像的方法确实有助导演言简意赅地向观众传递“陪审团”之于香港法治的重要意义，透过学识渊博的年青一代如哲学系毕业生高思钧在质疑体制（能否彰显公义）、认真讨论案情之余，又不忘向在场其他成员（和观众）解释陪审团制度的由来，以及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则。“代际矛盾”因而在陪审团成员们对案情的一致专注中得到暂时性的和解。

话虽如此，陪审团的成员形象最后还是不免落入脸谱化的桎梏，光是从成员整体构成便能看出导演为了营造新老世代之间的戏剧冲突（及短暂和解），从而牺牲了个体自身的复杂性。这种情况还出现在滥用职权的便衣警、害怕承担责任的上司/怀有良知的年轻警员；不讲道德操守的报社总编/良心发现的网媒记者；视法律为上位游戏的知名大状/替弱势群体发声的新人律师。

就连第一被告张显宗也抵受不住陈腔滥调的“侵袭”。影片对张显宗的戏剧化处理实际上是放大了外界对他的各种猎奇窥视和想象：极度崇拜希特勒、对于性有着无限意淫，参加三级片试镜，却在性感美女的挑逗下窘态尽显，甚至连在法庭上与倒叙和闪回披露的弑亲原因：张的父母偏心、留学外国时多次遭黑人欺凌及歧视、张的物业被迫转交兄长以偿还债务，导演处理起来亦无非是突出其冷血猥琐的一面（不过片中提出的几种假设均无法充分解释张杀人的动机，这点我倒是欣赏的）。

至于讲述他进入职场面试碰壁（初识唐文奇）的部分，更加可以见到导演为了影射中港矛盾而忽视了人物的实际情况（张面试时的表现如何？能否胜任这份工作？）。要到影片最后一幕，被判决终生监禁的张显宗与兄长在监狱探访室的隔窗对话，这个角色的矛盾心理才真正凸显出来，可惜为时已晚。

英文片名“The Sparring Partner”，中文有拳击训练时的陪练员，证据确凿的张显宗显然就是那位上场比赛（杀人弃尸）的“拳手”，言下之意，故事的真正主角便落在了跟在他身旁的唐文奇身上：智商只有84的唐究竟只是一名人畜无害、整天挨揍的“陪练员”，定还是有份参与谋杀罪行的“搭档/同谋”？

这也是影片后半部分法庭和陪审团的辩论重心，导演和编剧们似乎倾向于认为唐文奇在庭审期间其实是装傻博取陪审团同情，然而除了张显宗的口供，并无更多直接证据能够证明唐确实有参与谋杀，同时警方不恰当的取证方式、唐的姐姐声泪俱下的“感人”供词，令整场审讯逐渐偏向有利于唐文奇脱罪的言论立场。

如果说《十二怒汉》是陪审团通过深入分析讨论案情为无辜人脱罪，极力避免冤狱的发生，当中隐含对司法制度的高度信任及其存在的必要性，那么《正义回廊》则走向与之相反的另一面：高思钧说出“冤狱比放过有罪的人更不公义”，更像是一句自我安慰、安慰观众的妥协话语（香港观众映后讨论的焦点还是在唐有没有参与谋杀），实际上是（创作者认为）本应接受惩罚的罪人无罪释放，一切只是因应“无罪推定”、“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及“精神障碍辩护”而采取的辩护策略。

所以《正》也包含如何“演场好戏”的后设元素，法庭之上真相与否并不重要，公义得不到彰显，唯一的“真实”或许只剩下历历在目的行凶过程，以及众人的“演技”。我想导演和编剧们应该更认同《桃色血案》传达的法律理念（两面性），不过限于篇幅，电影亦只能浅尝即止。

尽管《正义回廊》并不完美，充满导演和编剧为讨好观众不慎流露的机心，但面对创作空间越发收窄、影视作品同质化情况渐趋严重，香港电影更需要多元化，更需要这样一部摆脱偶像崇拜、个人主义包袱的精彩群像戏。今年下半年港产片集体经历了一次久违的口碑与票房双爆发，我衷心希望势头正猛的《正义回廊》也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本文首发于「虹膜」

导演：“如果放弃内地市场，主力在香港地区上映，回本的确有点天方夜谭，于是，我又傻傻地去找大陆负责做网络电影的平台负责人聊下，得到的回应是:大佬，你的主角杀自己父母，怎么可能过审?

本来我想趁楼市低迷，首付买回一套纳米房（20平以内的房子），好让我可以不用再睡在我父母那套“居者有其屋”的碌架床（指双层床），也好让无儿无女的我老去后有地方落脚，然而这笔钱终于都要用在这部《正义回廊》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