雏菊1966

歌是《继续堕落》

歌词如下：

一起墮落囉!

加把勁吧 妳說 妳說 往前衝吧 妳說 妳說 沒有問題 妳說 妳說 沒有藉口 妳說 妳說 勇敢追求 妳說 妳說 愛情是幸福 妳說 忘了從前 妳說 妳說 邁向未來 妳說 妳說

妳是妳 我是我 沒有對 沒有錯 白天夜晚 各有一半的天空 繼續墮落

忘不掉吧 我說 我說 揮不去吧 我說 我說 沒有絕對 我說 我說 沒有永遠 我說 我說 拒絕承受 我說 我說 愛情是痛苦 我說 討厭從前 我說 我說 害怕未來 我說 我說

妳是妳 我是我 沒有對 沒有錯 白天夜晚 各有一半的天空 繼續墮落

中場休息!!!

我 我 我 我

ㄞˋ ㄞˋ ㄞˋ ㄞˋ

妳 妳 妳 妳

多麼輕易就說出口 怎麼知道不是胡說 愛情那只是傳說 算了過去 不用再說 算了未來 不用再說

妳是妳 我是我 沒有對 沒有錯 白天夜晚 各有一半的天空 愛與被愛 通通都不屬於我

繼續墮落

快完啦!!!!!!!

ㄠ ((((((((( THE END

存于【菲斯克尼的嘲弄】公众号

在发动的齿轮与轰鸣的战火的画面重复交替之后，两个肢体像木偶一样的比基尼少女正坐在木制背景墙下，她们的动作伴随着木门开合的“咯吱”声——这正呼应了金发少女说的话：“我想要做一个处女/洋娃娃。”她们对话中的“panna”在捷克语中有歧义，既意味着处女，也意味着洋娃娃。（Cheryl Stephenson, 2018）黑发少女说：“世界上的一切都堕落了。”于是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滤镜快速转换下，属于堕落世界中的她们达成了要一起堕落的共识。她们在餐厅约会年老的男人，忽视餐厅礼仪、狼吞虎咽，最后一次次地把约会过的不同男人送上火车。她们在舞厅用更夸张的肢体行动与舞者“比赛”，在顾客头上吐着泡泡。黑发少女认为必须想点更好玩的事。金发少女褪去衣物用蝴蝶标本遮挡胸部和下体，引诱着男人，然而她却只想询问果酱的下落。她忽视着男人的求爱电话，在唱诗般的背景音乐下，两人烧着房间里垂落的纸条，像默剧演员一样，浮夸地在床上表演着吃。她问：“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说爱，而不是用鸡蛋代替。”

然而，当少女们落到郊外时，再多的恶作剧也无法使得勤劳的园丁与自行车上的工人们注意到她们。金发少女说着：“我觉得我们会消失在稀薄的空气里。”于是她们回到房间里，（在剪辑师的帮助下）用剪刀剪碎身体。她们潜入无人的盛宴，恣意浪费与破坏一切。当吊灯上的她们被画面投入河里，在她们呼救的同时，伴随着生硬的打字机的声音，屏幕弹出了：“这是他们唯一的结束方式”，“有任何方式可以拯救这些恶毒的行为吗”。于是，不再“堕落”的女孩们呢喃着“如果我们听话，如果我们工作，我们会很高兴”，清扫了盛宴的“废墟”。吊灯朝她们的身体落下，画面复归于电影开端的战争影像。

电影的故事起始于少女们的对话“世界上的一切都堕落了”。面对如此强大的“虚无”，她们选择以一种共同变坏的方式来对抗虚无。她们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映射出欧洲战后最为流行的哲学思潮——存在主义。这一思潮专注于研究人的境况、情感、责任与自由，被认为源于德国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作品《畏惧与战栗》（194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存在主义研究的中心便由法国存在主义学者让-保罗·萨特从德国转移到了法国。根据萨特存在主义的观点：世界是荒谬的，生活是痛苦的。当人们来到这个世界，面对外界的混乱与荒诞时，他们感到无助和拘束。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似乎人类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他们只能对自己和外界感到恶心与呕吐，却并不能改变这种痛苦的结局。

在影片中，少女们破坏社会礼仪、欺骗并且玩弄感情、不停地浪费与吞咽食物。在《存在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2012）中，萨特认为人类有自己的权利，也就是说，人们可以用独立的意志做出绝对自由的决定和行动，并用这些来界定自己的本质。混乱、粗俗、冷漠，她们用自己的方式蔑视虚伪、挣脱规则、以实现所谓的对虚无的反抗。然而，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恶作剧在她们的自由选择下，构成了当下的她们本身。正如《存在与虚无》（2014）一书中，萨特强调了拒绝所产生的虚无。当人们拒绝自己时，他不再拥有自己的感觉。也就是说，否定剥夺了人们的存在感。自我本质在女孩们拒绝外界的过程中被消解了，她们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因此金发少女说道：“我想知道为什么园丁没有理会我们，至少他可以赶我们走的……你知道我害怕什么吗？他根本看不到我们。”

存在的焦虑引起一场更为盛大的狂欢，于是电影在一场无人的盛宴中达到高潮，她们的双手蹂躏珍馐、双脚在佳肴上起舞。然而否认虚无便是否认自己存在本身。

这种反抗容易让人想到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在对人类文明进行阐述的过程中，与存在主义的个体自由选择所不同的是，弗洛伊德从宏观角度出发，消解了个体，认为个体自主的人格不过是人类一般压抑的僵硬表现，而人格是漫长的历史过程的最终产物。史前冲动与行为记忆随着人类种群的繁衍萦绕在人类的文明之中。而俄狄浦斯情结正是人类文明的遗传基因之一。不满的儿子通过杀死创立秩序的父亲/暴君，却变为新一代的父亲/暴君。在《雏菊》中，两个少女出于对堕落社会不认同，选择通过否认的方式抛弃这样的社会。不过，一系列愈演愈烈的恶作剧显示，这些局外人，在对现有秩序的蔑视和拒绝的过程中，破坏了现有秩序，起先作为反抗主体的少女们对社会客体的否认，使得少女成为了她们一开始要反抗的客体，自己成为了自己原先反抗的理由，即“堕落”。

希蒂洛娃在评论这部影片时，曾给出过她的观点，她并不认同两个女孩的“极具美感”的破坏行为：“这是关于人类毁灭事物的能力，同时这能力的背面是创造力。”《雏菊》中的年轻女孩在决定变得和世界一样堕落，但她们犯下的“破坏性行为”时相当天真的、幼稚的。他们的说话和举止像木偶一样。（Jan Čulík, 2018）戏谑的过程反而反映出生活的严肃性。她们疯癫一般的行为为理性、道德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反面例子。面对真实生活的枯燥、礼仪的繁杂、爱情的虚伪，雏菊们的评价是：这样糟糕的生活。电影预想了一个新的可能性——放纵虚无、无规则、无道德的可能性。然而在结尾，河中付出代价的两个少女求救着：“我们再也不想堕落了”，伴随着打字机冷漠又有力的声音，字幕升起“这是他们唯一的结束方式”，“有任何方式可以拯救这些恶毒的行为吗”，“我们会给他们第二次机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她们听话地收拾残局，打扫宴会。不过，清扫完毕时：

黑发女孩：“这是一个游戏吗？”

金发女孩：“不是。”

黑发女孩露出难过的神情。

金发女孩：“我们很高兴。”

黑发女孩：“但这并不重要。”

摇摇欲坠的吊灯即将落在她们的身上，而故事到这就停了。不再堕落也无法弥补过去，把弥补当作一个新的游戏，便也不算新的结局。捷克意识形态部曾评价《雏菊》说：“隐喻式的语言和寓言为模糊的解释留下了空间。”在尝试阐释的过程中，少女们表现出固有的破坏本能，而战争则正是人类最高级的暴力形式。以此隐喻：恶作剧行为是战争意识在个体身上的微观征兆。显而易见的是，不论是影像中所展现出的恶作剧行为，还是这种出现在片头片尾中被隐喻的战争，它们并无弥补的可能，即“第二次机会”。

捷克的木偶手工艺发达，许多捷克电影人会将木偶戏剧元素融入电影。《雏菊》的主角和木偶剧院之间在电影的开场就已建立起了牢固的联系。幕布在一个粗糙的舞台上打开，两个人物坐在一个木制的背景下，没有完整的着装，只穿着比基尼。（Cheryl Stephenson, 2018）电影开场时，角色机械僵硬的肢体动作伴随着木门开合的“咯吱”声，这一行为模式配上金发少女的话：“我想做一个洋娃娃”，明显地表现出了她们的木偶身份，她们在公共场所（餐厅，舞厅）表演，在后台（化妆间）挑选衣裳、化妆。此外，电影开场时黑发少女给金发少女一个耳光，让其进入“现实”世界（舞台）。然而这种不可思议的行为与不协调的情节，正如注重观众反应的木偶戏剧一般，在审美体验上拉开了观众/主体与角色/客体之间的距离，由此不至于让观众因为厌恶少女们的行为而批判这部电影。“不真实”的处理，相当于过滤去了观众的情感代入，从而去除了观影过程中常见的主角认同。缺失了某种现存的标准（自身的真实世界），并且拉长了评价的过程使得观众无法联系、回忆自己的亲身经历，在这种陌生体验的过程中，只得凝神关注着客体的行为动作。这些对木偶和木偶戏的视觉暗示不仅为电影建立了一种美学，而且还建立了一个散漫的领域，在那里主角不仅为电影的观众表演，而且为电影中的观众表演。（Cheryl Stephenson, 2018）

电影的先锋不仅体现在角色的木偶化上。从整体结构来看，频繁的跳切打碎了故事的空间结构，整部电影变成了拼贴影像。在这里，时间好像超现实绘画中融化的时钟一样，消失了。只有当少女们用手去拨墙上的挂钟和背景中时不时的“滴答”声，才能确定时间的存在。与传统的叙事不同的是，破碎的时间与空间还原了梦境与幻想的非理性秩序结构，它重构了一个新的“现实”。在《世俗神话：电影的野性思维》中，伊芙特·皮洛认为：“电影思维求助于自由的思维和遗觉形象的重现，把图像性和非图像性的表现方式、动作性和情感性的表现方式结合在一起。不遵循那种形成抽象判断和掌握概念真值的思维法则，按照自己的扩散性体系创造出支配思想展现过程的法则。”影片场景中的抽象拼接形式，复现了混乱、原始的图像思维，创造了诗性语言。她与编辑们合作，专门创作复杂的拼贴画，专注于图案和个别镜头的意义之间隐藏的相互关系。（Jan Čulík, 2018）从影片细节来看，希蒂洛娃安置了植物、蝴蝶标本、墙壁上的联系方式涂鸦、门锁的万花筒式快速特写帧，揭示场景位置、连接转换下一场景、暗示人物心理。当她们在郊外（远离了观众的舞台空间）疑惑为什么没有人意识到她们的存在时，闪现着一系列快速的门锁镜头，这一镜头正暗示了少女在拒绝外界从而被世界拒绝的现况。

“尽管地下电影在不断努力着，但我们还不习惯速度、加速的节奏、突然的突变、跳跃剪辑和所有与特技摄影有关的一切。我们仍然缺乏光学技巧的训练。”（Claire Clouzot, 1968）结合了波普艺术的《雏菊》，极具先锋性与前卫性，这使得影片又“拼贴”上了波普艺术的内涵。大量复制的特写镜头、光学技巧下变换着的彩色滤镜，放大了时间转瞬即逝与享乐主义气息。而这正呼应了影片内容对现代社会中存在与虚无、破坏与文明的讨论。

第12届#法罗岛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第3个放映日为大家带来《雏菊》，下面为大家带来前线天使女孩们放浪狂野的评价了！

George：

垃圾世界中和美好电影。

蹦擦擦：

当叙事不再重要，只剩支离破碎的浪漫。

野凡：

这部影片即使放在今日依然十分先锋前卫。

supremacyacron：

这部电影献给那些精神生活完全错乱的人。

蝠蝠：

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更何况是两个落入凡尘的天使怪人呢、、、

果树：

这部电影证明了纯真与邪恶，放纵与秩序，多彩和无味，堕落与进取，都可以是同义词。

法罗岛帝国皇后：

神作神作神作，色彩、布景、构图、镜头上能超越《雏菊》的寥寥无几，意识流视听极致的同类电影越来越受我青睐，例如《石榴的颜色》，不用动脑单纯的电影享受。

土：

回味起来，影像风格是极其大胆的。生活周遭运转起来的逻辑被抽空、被童话化。电影重造的现实已经毫不重要了，因为观众所见已从主角与导演一起毁坏、无视、玩弄以及（视觉）欺骗变成一场纯粹的影像魔术。

曲有误：

视觉上很具有冲击性，我们堕落是因为证明我们存在过，失控的秩序碎片化分散，水里的木棒抓不住，碎片也不可能复原，混乱的精神生活也不会骤然重建，构图，色调，剪辑，镜头都很厉害，洋溢着灵动不羁的光彩。

sparrow：

片头两人消磨时光时的骨骼配音很奇妙，即已昭示了精神迷惘且堕落之少女的生活。实验性的捷克新浪潮，同时女性视角的世界也独具先验性，欲望、麻木、冷漠、嬉笑、厌恶通过鲜明而迷乱的色彩展现出一种特定年龄阶段的游戏人生与轻佻之态。

Pincent：

可以理解成一部带有许多音乐和肢体元素并模仿基顿默片的女性喜剧，尽情地释放生命力和食欲，时尚、自由，并反抗男性凝视的视角，带着毁坏、拆剪一切的姿态，“什么事情我们都该试一下”，而结尾尽情堕落后依然是被捆绑、服从某种规则的。

盆满钵满赵+： 画面真美。 想证明自己存在，所以选择去堕落，如何去堕落，通过各种方式去骗吃骗喝。 片中破碎无处不在，滴答的打字机，爆炸声，混乱的残羹剩饭，各种细碎的图案…伴随着不明所以的细碎语言呼吸，纵然画面那么美，也产生一种强烈的生理不适感。 而把破碎的一切拼凑放回原位仿佛可以将一切恢复，短暂休憩，依旧世界崩塌。这个片子真的是献给精神世界完全混乱的人吧。

子夜无人：

“我不能总是考虑新鲜玩意” “我们可能得考虑更糟糕的生活”。布景、色彩、剪辑共同达成惊为天人的视觉体验，两个女性之间所有的对话和行动，都在尽情燃烧一种极度天真下的旺盛生命力。她们在用本能一样的放纵去诱惑男人再推开男人、降临晚宴再摧毁晚宴、享受艺术再剪碎艺术、践踏规则再重建规则。当破坏感达到顶峰的时刻，那盏施华洛世奇水晶吊灯骤然陨落，它变成了我们精神世界里平地而起的核爆。你看吧，快乐是一瞬间，幻灭也是一瞬间，唯有因我们的挥霍而留下的灾难会成为人类记忆中的永远。

Bob_Chow：

捷克新浪潮。行为逐渐重复，在相同母题下的诸类疯狂的绚烂的影像之间不断表达的只是拥有细微区别的符号，然而影片剪辑节奏之快导致观众仔细区分符号意义的时间不足（符号不因其指代物产生意义，而是在某一体系下的差异性）。战后捷克社会的衰老，人们的离去，离去一个堕落的却单纯的形象，不断在火车站送走，具体的人总是孤单，但是规矩总依旧存在，直至最后仍需依附。战争的炮火是开端更是节奏，灾难与革新总是以类似的模式被表达。不畏惧凝视的回望已经足以构成挑战，参照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吞噬和吸收，剪短，都是割离的尝试，但依然是窗内的世界，聚光灯下的牵线木偶（吱呀吱呀的声响），没有逃脱。时间和结构弱化，纯粹的影像但是却大量渴求解析，除非仅作为欲望化的充斥性癖的审美，那么必然是成功的。

#FIFF12#DAY3的主竞赛场刊评分将在稍后为大家释出，请大家拭目以待了。

我猜每一个有暴食倾向的人看到此片都会打心底拍手称好，因为这两姐妹简直神复原了我们这些人的日常状态：疯狂贪婪食物，而后又在堕落后感到无限的懊悔和空虚，接着下定决心好好做人，勤奋工作，周而复始地在这个过程中一遍遍循环……

有暴食倾向，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正常的心理需求未得到满足，而内心巨大空虚又需要填补，这时食物就成了填补者。正如影片中这两个混乱姐妹，她们不断询问自己是否存在，一切是否存在，当肯定世界已经走向堕落时，她们也选择以堕落回答堕落，她们戏弄男人们的感情，偷别人钱包，大毁宴席，在舞会上搞破坏，每一件事与每一件事之间你找不到任何逻辑和理性，而食物在这里，本质上已经超出生理需求或者美味享受的需求了，食物成为堕落本源的象征，是人内心虚无的体现。

同时，配合着导演的各种滤镜和蒙太奇、超现实镜头，更将这种混乱推到一种令人称叹的地步，我们跟着两姐妹一会儿在泳池，一会儿在卧室，一会儿在餐厅，一会儿在草地，一个多小时的片，完全不知道她们在干什么，只看到她们不停地吃，在吃的空隙间来几句摸不着头脑的对白。整部影片如同夜间做的梦，超现实的画面却实实在在表达了我们所处现实的空洞和荒谬，尽管此片是60年代的片字，但放在当下看依旧能引起共鸣，互联网让世界互联，却让个体和社会越来越原子化，价值观看似包容却实际越发单一，各种综艺网剧段子八卦持续轰炸我们的眼镜和耳朵。我们对信息暴食，对娱乐暴食，对资本暴食，但依旧无法解决自我的存在问题和虚无感受。

回到影片结尾，疯狂姐妹躺在收拾完残局的长桌上，一遍一遍地说着“我们很高兴”，似乎将一切打扫清理完毕后，明天就是新的开始，她们真的可以勤奋工作并感到快乐吗？真是这样吗？

整个电影像一场梦。

叙事如梦一般，场景忽近忽出，没有明显逻辑，颜色时而黑白时而彩色。主人公完全是由直觉来引领行动，思考和逻辑是被直接跳过的。脑中涌出的想法会直接变成行动。

两个女主的行动像两个不愿被束缚，疯狂的两个意识，在物质世界的显化。也像是两个内心中小我的自娱自乐和讨论，想象和意识即现实。

梦，直觉和逻辑，一直是两个吸引我且让我好奇的的课题，人为什么推崇理智和逻辑？为什么要压抑感性呢？人为什么要符合条条框框的社会标准？在世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的行动会带来什么？看雏菊的时候好像又体会了做梦的感觉。

随意的一个想法，用直觉和第六感行动异常迷人。不得不说，我也很想靠直觉生活。以上原因让这部电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更偏爱。

此电影已列入我的favorite，对我影响很大。见识到了电影还可以这么拍，艺术的表达形式多种多样。Vera Chytilova导演的名字很好的背下来了，实在很欣赏。

《雏菊》Daisies，1966. 捷克斯洛伐克

导演：维拉·希蒂洛娃（Věra Chytilová，1929-2014，捷克电影导演）

现在，是时候来深入研究捷克斯洛伐克新浪潮（Czechoslovak New Wave）电影中的瑰宝了，这些先锋艺术与杨·涅梅茨（Jan Němec，1936-2016）、杨·史云梅耶（Jan Švankmager，1934）等本土导演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20世纪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短暂的政治解冻期间，许多流媒体平台都有专门针对这一运动的主题放映。这些电影体现了著名的布拉格电影学院（FAMU）的创新前卫精神。有一则不确信的轶事称，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1915-85，美国电影导演）曾说过，除了FAMU，没人能够教授导演专业。

没有哪部电影能像维拉·希蒂洛娃的电影万花筒一样，体现出这场运动大胆的实验精神，它通常是通过肢体行为来上演。两名年轻女子假扮成顺从的女学生，引诱男人带她们出去吃饭。随着她们随后的无政府主义式的滑稽表演、过度的暴饮暴食和破坏派对的行为，她们把社会上对于女性的狭隘观念建构称为一场闹剧。看这部电影，不仅要看两位主演（出自非专业演员）的出色表演，还要看埃斯特尔·克伦巴赫乔娃（Ester Krumbachová，1923-96，捷克编剧和服装设计师）的奇装异服和雅罗斯拉夫·库切拉（Jaroslav Kucera，1929-91，捷克电影摄影师）的创新摄影，包括跳跃剪辑、突然变化的色彩，以及对于实验动画的插入。

也许这是“新浪潮”中最无政府主义的一幕，维拉·希蒂洛娃的荒诞主义闹剧讲述了两个鲁莽的年轻女人的不幸遭遇。她们认为这个世界是被“宠坏了”的，于是开始了一系列的恶作剧，其中没有任何东西、食物、衣服、男人和战争受到重视。《雏菊绽放》是一部具有政治美学和冒险精神的电影，被广泛认为是女性主义电影的伟大作品之一。

《雏菊》（1966）剧照。

“我想成为拥有蛋糕最多的女孩。”——考特尼.洛夫 “人只有从思想中获得快感，才算成为真正的人。”——维拉·希蒂洛娃

三十年前，美国另类摇滚歌手考特尼·洛夫（Courtney Love，1964）的音乐将女性的最高欲望与抛掷头饰时的狂怒融合在一起；而在更早先的时候，维拉·希蒂洛娃（Věra Chytilová，1929-2014，捷克新浪潮导演）的《雏菊》（Daisies，1966）便已在银幕上塞满了极尽丰盈的糕点、馅饼和奶油泡芙—— 所有的食物都被她电影中的女主人公们疯狂地吞噬，一口接一口地撕咬。两个喜欢穿着相配的小猫高跟鞋将乏味生活变得混乱的年轻姑娘，一位名叫玛丽的金发女子头戴花冠，另一位黑发女子也叫玛丽（两个主角都叫玛丽，分别由伊特卡·采尔霍娃和伊万娜·卡尔班诺娃饰演）。女孩们在电影中面无表情地诉说：“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变糟，”从故事的进程上展望，她们将会面临许多糟糕的事情，这意味着她们需要寻找到尽可能多的方式来放纵自我。

这位捷克电影人的处女作作为新浪潮（New Wave）的杰作以及极具女性魅力的感官盛宴，同时，也是一部罕见的既包含政治寓意又拥有戏谑感的女权主义电影。黑发女子在热气腾腾的牛奶浴中对金发女子说：“你没有在这里登记，不用工作，没有证据能证明你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雏菊》试图证明了她们具有某种力量，她们少女般的滑稽动作是可以破坏官僚主义和父权秩序的。

《雏菊》（1966）剧照。

开场的黑白字幕为影片奠定了基调，尽情地使用了库里肖夫效应（Kuleshov effect，指苏联导演库里肖夫发现的关于蒙太奇的一种理论 —— 由此看到了蒙太奇构成的可能性、合理性和心理基础，他认为造成电影情绪反应的并不是单个镜头的内容，而是几个画面之间的并列）来彰显出一种男性主义的基调和严肃感。屏幕上旋转的铁齿轮切换到了空中轰炸的纪录片镜头；与这种带有节奏感的军国主义风格截然不同的是，下一个场景便是片名“雏菊”，以及两个女孩如玩偶般地坐在野餐毯子上，她们倚靠在木栅栏上。女孩们穿着无肩带的比基尼，双腿伸直成僵硬的V字形，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在暗示电影即将上映。“我连这个都做不到，”扎着辫子的玛丽哀叹道，她吹响号角，让她的伙伴和观者都能有所注意。过了片刻她又说：“我们无能为力，”这句话也是贯穿全片的另一种重复，其强化了她们对自我缺乏能动性的虚无主义意识。

《雏菊》（1966）剧照。

尽管《雏菊》在整体观感上总是故意呈现出一副泰然自若的姿态，但两位女主角们非常乐于将礼仪及传统的女性美德从“神圣的货架上敲打”下来。“你在做什么？”当其中一位双膝并拢时，另一位玛丽问道。“我是一个处女，我看起来像个处女吧，不是吗？”她回答说。此刻，两人面对面，背景中响起了鼓声，当一个人拍打着另一个人，画面逐渐从黑白变成了花丛中的彩色场景。

《雏菊》的镜头不断地在田园风光、城市通道和公共公寓的装饰内饰之间来回穿梭，陶醉其中的恶作剧者们尽情狂欢，把布拉格及其周边的乡村变成了一个荒诞的游乐场—— 一路上哄骗无知的老男人来买单。在一个场景中看似毫无歉意地懒散，在下一个场景中却转变成了四处游荡的活力：玛丽们在玉米地、火车隧道和码头上游逛，把Punch和Judy夜总会的摊位变成了属于她们自己的裸露狂剧场。

《雏菊》（1966）剧照。

食物，才是女孩们的最终目标，而男性的认可或关于异性恋的前景则对她们毫无诱惑，她们有时会公然嘲讽男性的性魅力。影片进行到一半时，当一个坠入爱河的年轻男子在电话里喃喃低语着情话时，玛丽们正大口大口地吃着香肠，叉着腌黄瓜，并把香蕉从皮上扯下来直接塞进嘴里。随着歌剧音乐在背景中响起，她们热情地切割、吞咽象征性的食物，仿佛正在蚕食着电话另一头的男人。“现在我知道什么是爱了……”男子谄媚地说，而坐在一旁他所谓的爱人却回答道，“还要再来一块肉吗？“，并用叉子戳了戳她女性朋友的肚子。

《雏菊》摒弃了线性叙事和社会现实主义，颠覆了苏联时代电影制作的陈旧观念，就像它轻率地颠覆了一部关于傻笑少女的电影是不可能具有严肃性的观念一样。不管希蒂洛娃声称《雏菊》是一部“道德寓言”，这部电影在今天之所以还能如此引人入胜的部分原因是，它的无政府主义女士们几乎都侥幸逃脱了一切惩罚。“让我们准备一场宴会吧！”一个人对着另一个人再次说道，在影片的最高潮之时，她们偶然发现了酒店宴会厅里的奢华筵席。这也许是电影史上最精彩的一场食物大战，直到戏剧的结尾，没有一盏吊灯、窗帘或桌布能够幸免。“这有关系吗？”其中一人举起一只破碎的杯子问向另一个。“不，没关系，”对方一如既往地回答道。

她们将自己在表演上的乏味与在公共和私人领域中的缺乏实质内容等同起来，玛丽们把妇女和女孩曾经扮演的那些微不足道的角色用欣喜若狂的方式展现出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仍然是有限的展示）。她们在最后一幕肩并肩地宣布：“我们真的很开心！” 《雏菊》对过度放纵和不守规则的享乐进行了无尽的歌颂，人们铭记住它的原因与其说是这部电影曾经受到过捷克政府的严厉审查，倒不如说是它预见了当今女权主义话语中超女性化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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