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潘金莲

（文/杨时旸）
    原本，《我不是潘金莲》属于北方的粗粝和尘土，一个哀怨又执拗的农妇，穿越一道道人墙，耗尽时光奔赴她心中认定的真理。在电影的呈现中，冯小刚做了一次大胆的挪移。他把平铺直叙的北方变成了幽深婉转的江南。看起来，这种转化更多的是出于视觉上的考量，但最终，这个故事的内逻辑和发生的外部环境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互文关系，隐喻又印证着彼此。
    潮湿的空气、拱桥与奇石，成为了电影中那些人物心理景观的外显，微妙的官僚系统，就如同那些幽秘的曲径，被长久的时间塑造成复杂的结构。那个孤独、执着、单纯甚至有些愚蠢的女人，被置于其间，形成了一幅残忍山水画。远观柔媚安逸，近看冰冷绝望。
    《我不是潘金莲》是那种典型的“中国式故事”——它只会发生在中国，就如同冯小刚所说，“既不可能出现在美国，又不可能发生在朝鲜”——这种故事的背景必须处于某种剧烈又独特的转型期，有些东西已经松弛自由，而有些东西仍然冥顽不化，这二者之间的拉扯形成了一种古怪的力道，进而塑造出了独特的人格、内心、语言、关系以及那些令人不可思议却又无比真切的故事。通常，这一切最终被归纳为荒诞。这类中国式故事梦幻又写实，迂回、曲折却也粗蛮，一秒钟之前令人啼笑皆非，一秒钟之后让人万念俱灰。任何经验与总结，在它面前都迅速失效。
     客观地讲，刘震云的这部长篇小说并不太适合用影像的方式加以呈现。它有着漫长的序言和短暂的正文，显然，这是一个作家的文学野心，他用一种不激烈、不批判、不俯视甚至不悲悯的态度呈现了一桩悲剧，语调悠缓、松弛，掺杂着戏谑，它达成了刘震云心中的一种理想状态——“这一地悲剧掰开揉碎了都是一地喜剧”他曾这样说，这句话反过来依然成立，他在《我不是潘金莲》的原作中还原了悲喜交加的生活本相。冯小刚的影像化改编，必须付出裁剪掉大量起承转合作为代价，那些幽暗的心理动机都被粗暴地省略，只剩下最终的决定和结果。所以，冯小刚加入了画外音，想由此部分找补回话本式的舒缓节奏，这是他的又一桩用心的心思。
    “上访”是中国式的“在路上”题材。誓不回头地奔赴一个可能空幻的终点，一路上历尽磨难，看透人心，也拷问自我。这或许是这个电影类型最旁逸斜出的分支，却也是读懂中国最重要的路径之一。
 无论从外部呈现形式还是内容题材上看，《我不是潘金莲》都是一部和这个电影盛世格格不入的作品，可以看做是冯小刚多年来与票房、资本、广告植入以及观众趣味迎合纠结之后的一次不吐不快。如果说，之前的冯小刚是服务型导演，这一次的冯小刚则更偏重于表达。某种程度上说，这更像是对他做导演之初那些被幽禁或者被忽略的作品的一次呼应。在之前的那些用来仅供消费的“行活儿”里，他谨小慎微、妥协又逢迎，但在这部作品中，有时尖锐得令人震惊。更重要的是，他的尖锐并非亮出刀尖和利刃，而是笑着掀起对手的某些常年的伪装，向人们轻轻地抖落，那些不便言说的真相，那些幽暗明灭的心思都大白天下。
    当更多的电影人愿意拍摄流光溢彩，冯小刚赌气一般地把自己扔向了另一端的灰霾。这部电影沉重又危险。更重要的是，它呈现的还并非中国地下纪录片中的脏乱差与表面化的残酷景象。这个故事描摹了一种封闭的死循环，建立在浮华又兴旺的经济美景之上，一种被虚伪滋养起的、每个人都参与构建的茁壮生态，但最后，每个人都成为了这个生态的殉难者，“死”得不明就里。
    为应对这个沉重的题材，冯小刚选择了微妙的呈现方式——圆形构图以及江南风光。大银幕上的那个圆圈其实是对中国主流观众的一种冒犯。这是一个把方画幅尽量扩大的巨幕时代，一个不是3D都不好意思投进院线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冯小刚的反叛立场被普遍地理解为故弄玄虚，乃至于在拍摄之初，他就需要不停地向各方合作者进行解释，最终以激烈争吵和坚持己见告终，但实际上，从结果来看，这种构图模式和他所讲述的故事确实相得益彰——和事件本身的意味相得益彰，和他与刘震云不急不缓又调侃嘲讽的讲述口吻相得益彰。
    圆形构图和江南蜿蜒的树枝、拱桥和奇石，构成了标准的中国画形态，这些宋元古画的构图几乎在明确地向观众不停地提点“这故事只会属于中国”，这是一种外部形式上的强调。更重要的是，这种古画形态让观众达成了一种旁观和审视的视角，它像慢慢展开一幅手卷，人们俯身就投入其中，起身也就抽离事外。它婉约、隐匿、蜿蜒、从不直接了当，这个圆圈可以把残酷的现实小品化、品读化，范冰冰和大头躺在床上，它变成了春宫；当张嘉译出演的新领导和下属站在桥边煞有介事地分析形势时，又变成了反讽。当一切真实被圆形框定之后，真实也就变得暧昧起来。不知道这与冯小刚的爱好是否有关，中国当代艺术是否对他产生了构图上的灵感激发，你去观看的时候，总会发现诸如艺术家周春芽之类的作品的影子，影影焯焯地反射在其中。
    除了这种精神意趣上的原因，圆形画幅显然还为了聚焦，这种构图粗暴地框定了观看者的视野，这成为了又一重隐喻，每个人都只能看到自己视野里的东西，在自己看到的事物和逻辑里打转，与他人的经验和视角无法联通共享，人们彼此间由此陷入死结。
    画幅第一次变回方形，是从李雪莲首次进京开始的。车出了隧道，圆圈就随着天光大亮变得有棱有角，江南的阴柔变成了北京的方正，格局和人数就变大变多了。大型的会议，多重的领导，复杂的关系，方画幅的北京显然比圆画幅的江南复杂、坚硬又现实，它适合另一套凌厉又明确的硬逻辑，江南那里互相太极推手，来到这里都变成了硬碰硬，比如，没有身份证的坚决抵挡在城外，有了问题，一连串的人就突然都没了工作。如此而已，没有商量的余地。
     这部电影从一降生，尺度就成为了被广泛讨论的问题，并非因为它有怎样的从外部发出的抨击，反而是熟稔地从内部加以呈现和开掘，比如，极少有电影用如此郑重地方式重现中国大会的会场、秩序和生态，这是我们第一次从中国大银幕上看到这样的情景，鱼贯而入的和尚与道士，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代表，那些在头顶拍掌又双手缓缓向下压的首长，这是冯小刚作为委员多年来的切身感受和深刻记忆，不知道他在心里深藏的镜头中私下演练过多少次，这一次才得以如此流畅地呈现。在中国，有一些场景是具备视觉垄断性的，大会的会场算是一个。冯小刚的这次操练是戏剧化的重现，但正是这种郑重的排演和虚构的重述才让一切更具备力量。以往，人们看到的这种场面都是固定的视角和机位，显示庄严和整齐划一，表达信念与团结一致，但冯小刚用虚构的故事，切近了这种庄严场面的后台，让人产生了一种窥探最核心私密的复杂感受。更重要的是，他呈现这一且不是为了八卦，而是为了一探究竟，探究更靠近顶端的那一层所思、所想、所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比任何地下电影都来得更加猛烈。除此之外，还有那么多第一次呈现在大银幕上的东西——比如，高高的灰墙之外排着长队要说法的人们，还有时刻想把他们送回故乡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有着焦急、困惑和愤懑的表情，在冬日北京的雾霾中彼此对视，他们到底被什么力量塑造成敌对的双方，从此势不两立？在此之前，人们只能在隐秘的影像中偷窥这一切，而这一次，它终于可以被大张旗鼓地敞视。
    冯小刚更广受欢迎的前作都是那种让人捧腹大笑的东西，虽然也憋着一股讽刺的坏水，但说到底仍然是消费主义的欢笑，通常目的明确，一切到欢乐为止，最好还有个温暖的结局，但《我不是潘金莲》不同，相比于以往的冯小刚，它并不密集的笑点背后都是黑灰色的人性坑洼。
    所以，它点破了很多事，很多不便言明的事，比如官场的两套语言系统，一套用于场面，一套用于操作。两套语言各司其职，通常配合紧密又顺畅。但李雪莲的较真却从这两层心照不宣的系统中穿过，说到底，她的问题，必须要言行和一才能解决，而那些长久沉溺于两套话语体系的人已经把那种虚伪内化了，他们真的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也不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错漏。他们弥补、糊弄、和稀泥的过程当中，说着场面话，做着场面事，尽了全力，但就是无法深入核心。所有人都制造问题，所有人又都被蒙在鼓里，最终所有人本身都成为问题的一部分，成为彼此的麻烦。他们在表象上无谓的打转，与根源离题万里。在此之前，几乎从未有一部院线电影能够如此清晰又锐利地划破这层现实的帷幕。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人间烟火升腾的故事中，却也能够始终弥漫着一种微妙的反抗，一种不动声色的冷静旁观。
    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过，范冰冰饰演的李雪莲几乎是整部戏唯一的女性，领导是男性，法官是男性，连最后李雪莲寻死时劝诫她的人也是男性。这个为自己要说法的女人，成为了一个被雄性动物环伺又围猎的对象，她是个外来者、闯入者，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方法，所以她成为了戏剧化的引信，正是这个突然介入的、与众不同的“弱者”让整个“强者”系统陷入了迷惑和慌乱。
某种程度上说，这算是冯小刚和刘震云合作史上的一次回归，对接和回应着《一地鸡毛》之类的中国式故事。很多人走向商业成功之后，都会变得愈发远离最初的起点，其实，在众多导演之中，冯小刚是最早“下海”的一个，当更多的人都秉持着导演的表达欲时，他主动成为了服务商，而当大多数人都向市场跪拜的时候，他又突然转身上岸。这个时代，有人选择腾挪，有人选择闪躲，冯小刚选择穿墙而过。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比很多同行都可爱。
（本文首发《新京报》书评周刊）

电影中，无论是与前夫的离婚（复婚再离婚）案，还是后来的有损名誉的“金莲案”，范冰冰饰演的女主人公李雪莲都是没有胜算的。明面上人证物证不足，她本人又对法律条文一窍不通，甚至于告状动机——为了县城的房子（或是为了胎死腹中的孩子）——也并不单纯，难博同情。
可就是这样一个浅薄无知外加胡搅蛮缠的农村妇人，却搞得市县两级班子鸡飞狗跳，搞到市长、县长、法院院长成了“下岗职工”，搞到第二届领导班子要从地方到中央对她实施围追堵截，开展一次又一次的“围剿”。
不得不说，这是奇闻一件。

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观众不难发现，除了李雪莲一位女性之外，其他重要角色都是男性。男性角色不仅在（传统观念中）性别上占有绝对优势，他们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更让矛盾对立呈现一边倒的态势。结果，恰恰也是这群站在制高点上的男人们，在用官场上屡试不爽的“推手”应付这位村妇时，却被李雪莲像集邮一般，一个个变成了被告。这种身份、局面、剧情上的反转，让整部影片看上去颇为荒诞。
对于李雪莲而言，她的成功“逆袭”并非来自于她坚持不懈地再三上京，而是京城那位首长赐予她的“隐形权利”。正如影片中的由张嘉译饰演的市长马文彬所言，“与北京联系上的农村妇女还算是普通的农村妇女吗？”
也正是因为有影片后半段这位觉悟颇高的马市长不断发表自省言论，让本片的主旨不再是讽刺官僚作风，而是偏向于倡导为人民服务和依法治国的主旋律。这也是电影能过审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李雪莲从来没有支持者，甚至没有同类。她固执己见、冥顽不灵，争的是一句真话，与争权争利的世道格格不入。
在她的对立面：市长、县长、法院院长争的是保住乌纱帽；把她变成“潘金莲”的赵大头，争的是儿子转正；就连素昧平生的果农，争的也是“用她的死”抹黑隔壁果农。所以，即便十年后李雪莲决定不再上访，也没有任何人相信她。“听了牛的话”，像是揶揄，其实是轴人李雪莲的真实独白。而那头对她爱答不理的大黑牛，一直都是李雪莲的精神图腾。

李雪莲在整部影片中与其他人物是有距离的。
在镜头语言上，巧妙地使用了圆形画面——既能“聚焦”，也能产生透视和景深——让这种疏离感体现的淋漓尽致。
同时，圆形画面大多出现在乡野、下级机关。那里有着推诿和世故最初的滋生土壤。而方形画面则出现在北京，是中国权利和法制中心，也是方圆规矩的诞生地。四平八稳的方形画面更能彰显公平正义。
对于普通观众，虽然无法揣度冯导运用圆形画面和方形画面的初衷，但粗浅地将此片的镜头语言理解为，是“追求圆滑处世之道还是正义公道的一次公平辩论”也并无不可。

在官司上，秦玉河是“根”。他的意外死亡，解救了其他被告，让案情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剧终。在角色上，李雪莲是“根”。其他所有人物是她延展，与她发生联系。而在演员上，范冰冰也是“根”。她需要既当红花，也当绿叶，表演要有张力，又要时刻保持收敛。
一般而言，出场时间有限，并有着更加讨巧的官场丑角形象的男演员们，在表演上更为讨喜。对于贯穿全片的女演员而言，需要完成角色性格的统一，并在面对不同情景时有着不同层次的惊喜爆发，其实并不容易。而这一次，范冰冰却凭借李雪莲成功“突围”，贡献了可能是从影以来的最好演技。
因此，对凭借该片拿下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影后并提名金马的范冰冰，我们不妨多些夸奖。让演员的修炼之路多一些肯定和掌声。

冯小刚的电影，常常像是为了捡拾那些被鲜肉偶像挤出荧屏、窝在北京胡同里的老牌演员，号召而起的一次用实力说话的集体亮相。《我不是潘金莲》有着非常出色的群戏，串联了众多男性角色，像张嘉译、张译这样演员的存在，总是无形给人很踏实的感觉，至于范冰冰饰演的女主角，他们是把这朵花衬托的更夺目了，还是衬下去了，去看电影吧。

今年电影市场泡沫的破碎趋势，其实给很多电影从业人员敲了警钟，比如演员，演员本就该试着去驾驭不同类型、挑战自己的角色，若无视戏路越来越窄的危险，或者顾虑形象将自己留在舒适区，演艺生涯就会变的前途未卜，很多合适的角色也就擦肩错过了。学不会再深入不同的人物状态，拿出使人信服的演技。在翻云覆雨的电影界，这决定着他们演员道路能走多远。这话倒不仅适用于演员。

大众对于范冰冰的印象多半停留在一个时常红毯亮相、拍光鲜亮丽时尚大片的范冰冰，她在荧幕中塑造的种种角色并不讨彩，因为那是一个个空洞的花瓶角色，中国电影长期的浮夸、虚假，本能而怯懦地回避、冷落人们真实生活的所在，从某些意义上说，可坑害了不少纵有抱负理想的演员，悄无声息地榨干了他们身上的朴实、演才，让他们变成了不沾一丁点土的“豆芽菜”。我想看过《苹果》、《观音山》的人，自会明白这其中的道理。范冰冰愿意接拍这部电影，在形形色色的男人之间游走盘旋，勇气胆识值得称赞。其情形一如冯小刚在《老炮儿》中，在一群不遵循道义、行事风风火火的小鲜肉里争一口江湖老气。

在《我不是潘金莲》之前，范冰冰与冯小刚也合作过刘震云编剧的《手机》，影片中范冰冰饰演的出版社编辑，是葛优角色严守一的秘密情人。她的艳俗放浪，连番的电话勾搭，导致最后严守一家庭破裂，与新的爱人也催生出信任危机。所以偶然听到走进影院的观众把《我不是潘金莲》，大都简称为“潘金莲”，不禁觉得好笑，冯小刚导演与范冰冰合作两次，拍的她竟然都是“潘金莲”。

这部政治尺度很惊人的电影能够顺利拍摄发行，更多得益于编剧刘震云与导演冯小刚的圆滑机智，刘震云的小说语言非常独特，唠家常似的几句话就能准确勾勒一个人物。他有把一个荒唐无稽的事情讲到最后使读者信以为真的天赋。兴许在这里刘震云得到了他的律师老婆帮助，《我不是潘金莲》的故事内核不是一个展露出尖锐对抗姿态的伸冤案例，而是刻画一个“李雪莲”这样的“固执”农妇，为一件“家务事”、为了脱掉“潘金莲”的恶名，而近乎荒谬地上访了二十年（电影中缩短了十年），最后以一个意外事故收场。这样巧妙的设定，使它看起来更像是一出闹剧，发生的一切似乎都不必太当真。但若这个故事随便换个人设，其锋芒力度便会昭然若揭。很多尖锐的东西，目前我们只能以闹剧的形式呈现。以怎样的心态看这部被划入喜剧类型的电影，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相比原著小说的百无禁忌、直白凶猛，冯小刚拍的可谓谨慎又匠心独运，短了不少戾气的攻击性，或者是他故意把观众的目光支离散开了。比如在电影中，围绕李雪莲家乡发生的情节，均以圆形画幅呈现。取景地江西婺源，雨雾笼罩、林屋排列、古色建筑等场景，在不占画布一半的圆形中，每一帧都是一幅引人陶醉的山水风景画，极具美感。李雪莲与官员再激烈的冲撞舌战，也很难改变这种淡雅别致景色氤氲出的迷惑性，它像是完成了对敏感地带的消声处理。在北京的上访，冯小刚又用手机屏幕式的立长方形，《新闻联播》般的领导人会议报道，来表现权力中心的规则与凝滞。最后又使用窄宽荧幕做了一个伏笔的收尾，想想都大有门道。构图，暖寒的色调运用，也可玩味有趣。

但比起老谋子那部题材相似的《秋菊打官司》，巩俐造型的惊叹世人，土到掉渣。范冰冰的农村妇女造型显得没有那么夸张，棕色长袄搭配斗笠，颇有几份江湖侠气。尤其是许多段李雪莲走在落雨的道路、桥梁间，伴随着密鼓声，我们看不见她的面部表情和眼神，额前几卷长发迎风摇散，沉默坚毅，体内蕴藏着满腔的力量，像身披重担的女豪杰，去揭露挑破大小官员自利贪图的丑陋面目。

自然很多观众会把目光投射到影片“官场”揭露的层面，李雪莲的存在仿佛便是为了勾连并展示各级官员的样貌，来说“天底下乌鸦一般黑”，她本人倒不是故事的真正主角了。电影的多处段落，也完全没有范冰冰的身影，而是被一些领导人推诿责任的吵骂、遮掩的反思语录替代，李雪莲则一个人走在买凶杀人、拦车和闯大会堂的道路上。雨里来、雾里去，像鬼一样缥缈的范冰冰，在人面前被冻的红扑扑的脸蛋，看久了倒显得天真可爱。个人感觉在这里她的演技还算在线，到电影后半段，局势反转，她不再摇尾求人，再不给任何男人正眼看，也很好表现出了无人理解的孤独，但内心又不渴求这些人怜悯的情绪。

这与原著小说的编排有异曲同工之妙，李雪莲的故事被放置在超长的序文里，而一个讽刺上访文化的黑色小幽默确被当作正文。尽管看似许多官员围绕着李雪莲愁的焦头烂额，但李雪莲并不重要，对任何人都不重要，不然她所执拗的东西，不会拖了数十年无人问津，无法得到真正的解决。给我们留下更深印象的只是官场的变动，一群没有更高精神趣味的中年男人在等级森严的政治体系中衍生出来的争夺饭碗的勾心斗角的千姿百态。

“官场”一词的说法应该来自民间，或者是群体内的自嘲。它看似与我们十分遥远，但每当我们需要做什么，哪里犯了错误，或者它主动来刁难时，我们的生活就会被完全搅和进官场，目睹其真实一面，并不得不与它处处配合，发挥“忍”术。我们实在受了它太多窝囊气，却还总要高声歌颂。像我的长辈家人，他们对政府服务机关的看法大都是它不会为人们排忧解难，却是带来忧难。李雪莲凭借一己之力，把一层层搞得天翻地覆，市长县长三番五次亲至家门做动员工作，对观众来说，更多是呼出一口恶气，过过干瘾。李雪莲上访换置到现实中，立即就会变的惨不忍睹。官场总是有一面是令人恐惧的东西，一面又是荒诞可笑，刘和冯都取了它荒诞的一面，舍去了那令人恐惧的一面。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李雪莲风风雨雨的数年，便是“一入官场似海深，再回首已是百年身。"但这话倒不仅仅在说李雪莲，小说中还出现过一个叫董宪法的专委，总觉得是因为自己太正义，不懂得官场礼仪，职位才一直上不去。当正义变为灰心时，便有些得过且过，深觉得还不如在牲口市场倒腾牲口伢子快活，当自己也因李雪莲被撤职时，他甩下一句“去球”，真去倒腾牲口伢子去了。他很恰当形容出了混官场的这些人的真实心情写照，也难怪电影结尾处，李雪莲偶遇被她撤职的县长，对方也反而觉得自在安然，开始真正理解李雪莲的处境和所求。尽管不快活，官场还是像一个旋转的漩涡，像卡夫卡《城堡》的描述一样，指令经过无数层传递到土地测量员K.身上时，他并不知道究竟在执行谁的命令。在官场里没人能以超脱的姿态观察自己的处境和变迁的环境，他也不得不和城堡里的所有人一样，像个螺丝钉一样，被不自觉地被裹挟进去，半辈子也不能从中抽身离开。一路勾心斗角，一路处心积虑。

但我觉得还是不应该说电影全是围绕着他们的，单独看李雪莲的线，其实也能看出很多典型的中国现实剖面，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剖面。

在得知前夫去世，自己的状再无法告下去的时候，失控的李雪莲蹲倒在菜市场，嚎啕不起。不得不说范冰冰的哭戏还挺能打动人，病后的一段她短发凌乱，脸色烫红的差，进入状态撒开演了，是感受到了李雪莲这一路的遭遇曲折吧。她决定放弃自己的生命——在果园上吊。后来她却又心态转变接受了这个世界的面目，怪诞而又有些灰心地笑起来，不置气了。这时镜头才给了范冰冰演了全片也没求来的面部特写，她在为自己感到可笑。

纵观李雪莲上访之路，她有许多次动摇和不坚定，人情世故的冷淡欺骗和由之而来的失落情绪，几次影响了她的选择，但都没有打倒李雪莲的生活热情。第一次李雪莲静坐市政府被拘留，心身受挫死了心，心想前夫肯承认错误便不再追究，好生过日子。前夫却把她逼进了道德不洁的死角，李雪莲不得不重归上访路。十年后再次死心的李雪莲，听了老牛的意见不上访，问题却又被官员激化，后又中了厨师大头算计她的骗局，怒火再难平歇。

能跟李雪莲说话的这头牛也别具意味，知识分子常说“对牛弹琴”，大概就是他们对待没有文化的人的态度。有多少知识分子，把农村生活的那些女人统称为“农村妇女”，觉得他们丑陋、刁蛮、不讲理，差不多是地球异类。刘震云访谈中说他讨厌知识分子的这种无知，他们口口声声在说所关注的乡村议题，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来说丝毫不重要。他们忽视和没想到的，却是那些人生命的一切。人与人的不理解，或者引申到他们各自代表的群体之间的不理解，已经畸形扩大到了这种程度。

就好像那些被李雪莲折腾的死去活来的官员到底也没想清楚李雪莲究竟想要什么：她仅仅是为了脱去“潘金莲”的帽子，还是就是对他们行政无力的报复？

如果我们把这件事单独剥离出来，事情就会突然变的很好理解。李雪莲与丈夫为了多生一个孩子，假装离婚，怀孕期间，丈夫出轨跟别的女人好上了。无论怎样丈夫在伦理上没有尽到责任，放在人情社会，我们都会站在李雪莲这边，可惜人情规约没有强制力。李雪莲上访其实是走上了一个错误的告状方向，她开始寻求冷冰冰的法律条文的帮助，在法律制度面前，她前夫的行为没有任何问题。

但李雪莲如果没有选择上访，情况可能会更加难堪。就像原著小说中，决定不再上访的李雪莲立刻选择了去果园上吊自杀。

中国乡村有着相当高的自杀率，学者吴飞在根据自己多年在河北某县城的田野调查，出版了一本名叫《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的人类学书籍，很是精彩。根据大量调查、口述，吴飞认为乡村的自杀行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精神疾病类的自杀，和“受到委屈”而自杀。这些非精神疾病类的乡村的自杀往往是“神圣”的、“取义”的，把他们送上绝路的是“受了委屈”、“自己的正义得到歪曲”、“人格受到了损害”。而自杀，不是示弱，恰恰是一种抗争。是威胁说：自己不是那么没理、也不软弱，这是追求正义的姿态、也是对他人实施惩罚。

人情的正义并不具备强制力，即便你理解李雪莲，你也只能道德谴责她的前夫；甚至在最亲密的家庭关系中，更可能包庇非正义情况，家庭中的任何矛盾也都被视为应该被化解。这时想要伸张正义的人，如果始终不愿意咽下这口气，被逼到边缘地带时，一种选择就是通过自杀来为自己伸张正义。另一种选择就是寻求国家强制力来干扰他的家务事，把国家当作最后的正义依靠。

显然，受到委屈的李雪莲，在各种熟人关系里“正义”无法得到伸张时，便走上了第二条道路，寻求国家援助。但国家选择的是用消极的手段来应对、积极的手段回避，“家务事”或者说公民的尊严是他们并不想管理的事情。像《我不是潘金莲》最后的定档海报中，圆形红色背景的李雪莲，茫然而没有答案地望着我们。而周围的男人，要么是轻视她，要么是想从她戳开的口子里得到自己的利益。

可以说，李雪莲如果自杀了，便会成为乡村自杀案例中极具代表性的典型案件。尽管国家有各种理由认为类似的家务事难以清断，但当当事人不得不跳离乡村礼俗，把国家当作最后的正义之地来为自己寻求正义时，逃避绝不是国家应该采取的姿态。就好像李雪莲可以给牛讲明白的事情，如果有任何一个官员不再以“对付”的心态而耐心聆听，并不会一直得不到纾解。

这部电影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是，以下犯上倒不是说不可以，但你必须能耐小，没什么污点。比如李雪莲，在县政府门口静坐，要越级上访，把有牵连的官兵吓的兵荒马乱。你该说，抓起来不就好了！扔进派出所，随便找个罪名编排一下。问题就坏在李雪莲老实巴交，一个罪名找不到。不然费那么大功夫——玩呢？

一根筋的上访女子李雪莲和地方一众官员十年间的缠斗，几番会错意表错情，直弄到天昏地暗一地鸡毛，如同片中舞台上那出《三岔口》。冯式喜剧片里一贯呈现的民间生存策略，小奸小坏小算盘小聪明，彼此都悲都惨都不容易，终局相逢一笑泯恩仇。
然而，片中的庙堂是民间脑补的庙堂，民间则是庙堂臆想的民间，圆凿方枘的世情，仅靠异形画幅的精巧转换，也许还不能轻易让人换一个视点和心境打量这个世界。
视觉呈示上颇见功力，全片画幅变换虽非影史首创，但毕竟在中国电影中独树一帜。表演上众配角的演绎可圈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