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新管家

又重看了一遍，太喜欢这部电影。这大约与我对伊斯坦布尔的迷恋、两个月的土耳其之行、七个月的中东之行、以及在拘留所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等经历有关系吧。 当拉蕾得知最后一个姐姐要出嫁时，她不断侦查家中的高墙，试图找到一个突破口。而在拘留所，我也是手抓着铁栏杆，和那些女孩一样，被高墙束缚，但我只被束缚10天，她们却可能要在“牢笼”里度过一生。 每当拉蕾说“去伊斯坦布尔”，我就想起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风、夕阳和海边喝酒的人们。 当时的我觉得，艺术作品就是力量，它实现了现实中的我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艺术作品也同样是一种精神，鼓舞着我们去反抗、去斗争、去争取自由。 整件事缘起于五个女孩放学回家路上，和几个男孩子去海边玩耍。好多穆斯林女性喜欢穿着全套衣服就进入大海，我甚至在伊朗见过身穿黑袍的中年女性就这么走入大海，尽情地笑着。她们虽被束缚，却也按耐不住对海的向往，而海，象征着未知和自由。当女孩们被关在家中，她们穿着泳衣，把床想象成水域，跳上去“畅游”，借此怀念那个下午，以及看似不再能重来的自由时光。 告发她们的派特夫人，穿着传统的长袍，戴着头巾，象征着最保守传统的穆斯林女性，她们自身就是畸形社会的受害者，却也是维护者。派特夫人对她人的道德指指点点，美其名誉“为了她们好”。而当几个女孩冲向正在回家路上的派特夫人时，年轻的拉蕾是唯一一个冲上去骂派特夫人的，“你以为你穿了这身衣服你就是圣母了吗？！”这句话说的真让人过瘾。拉蕾从这时起，就慢慢展现出了野马那不羁的性格。她最小，却也最有希望。 奶奶和叔叔得知海边的事之后，女孩们被带去医院检查贞洁，一层膜仿佛就是她们最珍贵的财富，或者说，那层膜才构成了一种交换的资本。直至今日，穆斯林国家的女性依然把贞操看得很重，甚至有不少国家，强奸犯还可以通过娶被其强暴的女性来免遭法律惩罚。这些在我们看来可笑的“老生常谈”，其实都切实地侵害着那些女孩子的利益，毁灭她们的一生。 奶奶那句“若是无法保证你们的贞洁，你们以后将永远无法结婚”，直言不讳地道出了女性那仅有的婚育价值。于是，她没收了一切“能使她们堕落的东西”，把她们关在家中。由于父母早亡，五个女孩被隔代、保守的奶奶和大男子主义的叔叔抚养，这或许也是造成悲剧的原因之一，隔代人之间、异性之间的观念差异太大了。 拉蕾的洞察总是那么透彻，“家变成了一所我们始终都无法逃离的老婆加工厂”。女孩们学习着做家务，以完成她们的长辈对她们成为“流水线老婆”的期待。她们不被教授别的技能和知识，不被教授在社会谋生的手艺，以至于几位姐姐在面对拉蕾的“去伊斯坦布尔”的建议时，都表现出了恐惧。男权社会从一开始就剥夺了女性去追求自由的机会，让她们即使心向往之，却也只能被恐惧吞噬。 看着她们学习做饭，我忽然想到在中东，我跟所有女孩子说我不会做饭不喜欢做饭，她们惊讶地跟我说：“那你在我们这是嫁不出去的呢”。可是，难道女性的全部价值，就是嫁出去？ 穿上“得体”的连衣裙、整日地学习做饭、做家务，女孩们眼神迷离、空洞，她们只有在擦窗、看着户外那鲜嫩的绿色植物和耀眼的阳光时，眼睛才焕发出如少女的光芒，其他时候，她们如同行尸走肉。她们被有计划地一步步培育成家务机器人，然后失去自我、变得麻木，向命运低头。 而只有做口香糖、穿姐姐的内衣走秀这些“刺激”的小事，才能在这平庸而了无生趣的生活里，点亮拉蕾那灵动的心。 当看到电视上几个女孩去看球赛的画面，奶奶一下子腿软，晕了。你无法想象“去看球赛”这样正常的行为，在她们那个社会里是怎样的不堪而饱受非议。艾敏阿姨为此切断了家里和村里的电，只为不让大家看到。既然村子距离特拉布宗比较近，那应该是一个远离土耳其热烈西部的东部保守村庄，那里的中老年女性大多都戴头巾，而我想，若不是凯末尔出身军队，强势改革，如今的土耳其全境，依然会呈现东部那保守的面貌。 这件事之后，奶奶找来了工人，加高了门和墙，家，变得更像监狱了。 奶奶想为索纳伊提亲，但索纳伊反抗了，于是倒霉的塞尔玛就被送上了婚姻的“断头台”。长辈们一些简单的言辞，就草率地决定了一桩婚姻。两个年轻人面露难色，但谁也不敢反抗。这一切都以“真主的旨意”为借口，突兀地降临在女孩的生活中。而这一切，小小的拉蕾都看在眼里。她开始她学习开车，做各种准备，为逃离做准备。 一家人五个姐妹，最终做出逃离决定的，是最小的拉蕾。这或许象征着年轻的无限张力，以及所蕴含的希望。 塞尔玛的新婚初夜，无论是丈夫还是丈夫的家人，都对床单格外执迷，不见血迹不罢休。随后就把女孩带去医院，检查处女膜。在医院的检查床上，塞尔玛对医生说“我和全世界都做过”，这或许是她的一种报复，她没有其他方式，只能通过脑中那自由地世界，想象出另外一种不受束缚的人生。做爱在那个社会里，被赋予了太多外在的诠释。 当一群人又其乐融融地来向埃杰提亲时，拉蕾再也忍不住了，她打翻礼物，朝着咖啡吐口水，看着令人解气。她不愿看着姐姐们一个个在婚礼上眼神空洞，因为她从那些画面里，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她代替她们去反抗，也是在为自己反抗。 客厅里的女人们，用“同谋”的身份，讨论着每个女孩贤惠能干。而每个女孩都要通过端茶送水表现出温柔贤淑，就像一个被雕琢精良的保姆一样，把自我的价值寄托于这些琐碎的事情中，寄托于服饰男性和生儿育女中。 拉蕾想，“当同样的命运降临到埃杰身上的时候，她已经不做任何反抗。”但埃杰却在暗暗准备着另一场无声的反抗。我想起了帕慕克的《雪》中讨论了女性自杀率的居高不下，尤其是在土耳其偏远乡村。女孩们无力反抗自己的命运，因为她们从小便不被教授任何生存技能，她们害怕独自去面对社会的浪潮和艰险，她们从一开始便被剥夺了反抗的能力，只能任由命运主宰，忍气吞声地过完一生，如果不想妥协，那死亡显得更为容易。 而只有年幼的拉蕾，不如姐姐们成熟，也自然地更无所畏惧。生存的困难、对未知的恐惧，都没有成为她屈服于命运的借口，她告诉开卡车的小伙子，她要去伊斯坦布尔。她不顾及遥远、不顾及那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不顾及自己或许没有任何生存能力，她不顾一切地想要逃离，冲向那迷人的未知，拥抱希望。 在那些绝望而空洞的姐妹中，只有拉蕾的眼神坚定、透彻、无所畏惧，让人仿佛能看到希望的光。而此时，伊斯坦布尔已经不是一个伟大的奥斯曼都城，而是自由的象征。 最后一个姐姐努尔出嫁前，同样的流程：量裁衣服、披上头纱。拉蕾暗中观察着这一切，还好她没有麻木。 面对这被决定的命运，五个姐妹选择了不同的方式面对，索娜伊拒绝，塞尔玛服从，埃杰自杀，当轮到努尔时，终于在拉蕾的反抗精神下，暗流涌动。这大约代表了土耳其边远地区女性面对命运的不同处理方式。 而在最后关头帮助他们逃离的卡车司机亚伦，是个同性恋，同性恋是穆斯林社会里的边缘群体，虽然人数不少，却因教义而被赋予不堪和肮脏的名义。但他却有着一颗极其善良的心，三番五次帮助拉蕾，而不像那衣冠楚楚的叔叔那般，道貌岸然。 拉蕾和努尔坐大巴前往伊斯坦布尔，看着窗外的那些空镜头，我眼前仿佛也重现了从阿玛斯拉沿着黑海坐大巴抵达伊斯坦布尔的那一天的情景。一路上，身边的土耳其女孩都在和我用翻译软件聊天，直到日落时分，我们停止“交谈”，眼巴巴地望着窗外的一轮红日，等待着两个小时后会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伊斯坦布尔。堵车已经开始，车流浩荡，却阻挡不了我们那一刻对前方的无限向往。红日渐渐沉入海平面，天空由朱红过渡到黑夜。我没有在炫目的夕阳抵达伊斯坦布尔，但我永远记得那轮红日、那片海、那个可爱的女孩。 而当我在拘留所，看到两个女孩终于乘坐大巴来到伊斯坦布尔，夕阳的光把她们美丽的发丝染成了金黄，迎风飘扬。那个镜头，对我来说，就是自由。这虽然是属于人类的自由，但更多的，是属于女孩的自由，是属于不甘于服从命运、想要探索人生更多可能性的坚强女孩们的宝贵自由。自由之外，一切都不那么重要，哪怕漂泊、哪怕艰险、哪怕恐惧。 我遇到过很多“不那么自由”的中东女孩，她们并没有屈服于命运，不然也不会学习英语，然后与我相遇。但她们却很难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有时她们会羡慕地看着我电脑里的照片，听我说讲不完的故事。我深深知道，无论在我们社会，还是中东社会，女性的道路都非常非常不易。但没有人能帮我们，除了我们自己。 拉蕾就是我们的光，是希望，是自由。

如果人到中年，膝下无子，而有五个女儿，你会怎么做？把她们嫁了——这是简·奥斯丁笔下班内特夫人的答案。婚姻、家庭，丈夫、孩子，似乎从来都是女人的宿命，也为她们提供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女性地位的普遍改善和社会对两性角色刻板印象的改变，在当今最开明、开放的国家里，也不过是近百年的事。 2013年，《傲慢与偏见》出版整整两个世纪，土耳其导演丹尼兹·甘姆泽·埃尔顾文也在筹拍她的第一部长片，这便是今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中的《野马》。不同的时间空间，不同的语言文化，同样的五个女孩；如果我们问家长如上的同样一个问题，答案也是相同的：“把她们嫁出去”也是一个现代土耳其保守家庭的唯一选择。 故事开始于乡村学校某学年的最后一天，也是暑假第一天——每个人青少年时代最开心的时候。而影片却以哭泣开场，五姐妹中最小的拉莱含泪挥别自己最喜欢的老师，因为学期一结束老师就要搬到首都伊斯坦布尔去。回家的路上，姐妹们决定步行，途经夏日迷人的海滩，又与几位男生和衣下水打闹。回家后一切情转直下，有邻人看到了海滩上的一幕并向祖母告状，五个女孩被逐一教训。拉莱带领姐姐们进行了激烈的反抗。 五姐妹自小失去父母，在一个大家庭中由奶奶和叔叔抚养长大。经历这件事后，家人决定终止女孩们的学业，将她们禁足在家，教她们怎样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女人”。故事在压抑与抗争中循环往复，但姐妹们的归宿则逐一落定，展现了代办婚姻下的典型情况：大姐幸运地嫁给了自己的爱人，二姐嫁给了一个素未谋面的提亲者，老三自杀。只有拉莱意识到必须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她开始偷偷学开车、与外界建立联系，最终大闹四姐的婚礼，两人一起逃到了伊斯坦布尔。 生于土耳其的埃尔顾文毕业于法国极负盛名的电影学院La Fémis，《野马》中的镜头无不带着法国学院派对唯美影像执着的追求。但是，用这样的美来讲述一个严肃、压抑甚至是伤感的故事，这合适吗？导演说，影片的美学和叙事直接受到帕索里尼《索多玛一百二十天》的影响，用一种疏离的姿态描述最骇人的现实。这种疏离给观者造成很大不适，影像之美与情节之哀的反差产生让人眩晕的荒诞感，它撼动人们的审美稳定，逼迫（而非邀请）我们反思。 埃尔顾文的这部长片处女作在内容上虽然撼人，但结构上却是规规矩矩的学生论文，只要细读便可在开始的几幕中找到贯穿始终的全部线索。影片开头拉莱在一年中最快乐的日子（暑假第一天）哭泣，这种“本应”与情节的矛盾在全片中不断复现：五个女孩充满活力的身体和头脑，本应像自由的小野马一样快乐、奔放，却被礼教和传统的束缚圈在了家的牢笼中。另一个线索是老师，作为一个现代的、解放的女性形象，她显然是学生的榜样，而她要搬去的伊斯坦布尔更是女孩心中的灯塔。拉莱在片中无数次问人，既然这个小村如此封闭保守，为什么不去伊斯坦布尔呢。“远”是她每一次得到的答案，好像在说自由是如此遥不可及，逃脱命运的机会虚无缥缈。 而拉莱最后的大逃亡便是导演对自由之遥远的一个回应：女孩，你必须靠自己，才能达到自由的彼岸。没有人会怜悯你，因为即便是最亲的奶奶、叔叔，也是思想受传统礼教约束的人，他们的“为你好”实际上与你毫不相干。人们生活在一个被吃人的旧伦理贴上“好”标签的模式中，于是便也想不断复制这种模式。 拉莱必须武装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学会开车、学会与人交流、学会利用极其有限的资源。说到“学”，教育是解决女性地位的根本手段，这是埃尔顾文在片中毫不遮掩的一条信息，也是她在采访中一再强调的观点甚至是信念。于是在片尾，拉莱带着姐姐跑到伊斯坦布尔后，直接找到了曾经的女老师。知识女性不仅是女主人公的榜样，更是女导演给出的一个隐喻，她是现代女性自食其力、掌握自己命运的象征。 与很多处女作一样，《野马》也带有极强的自传性质，影片开头女孩们因在海滩上与男生纯洁的嬉戏而受到惩罚便完全出自个人经历。不同的是，当年的埃尔顾文并没有像拉莱一样反抗，而是默默承受。她的愤怒与不平是后来产生的，于是她想拍一部电影，把一见到男女相处就疑神疑鬼的妄想症式的保守主义打个粉碎。但很快她和我们都意识到，没有任何事物能做到这一点，除了女孩自己。 那个战胜了保守礼教的女孩，不是戛纳座上宾的导演埃尔顾文，而是当年在巴黎埋头苦读的电影学院学生丹尼兹。 （刊于《北京青年报·文艺评论》2015年7月17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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