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宅门

　　 郭宝昌完全是在吹牛逼。首先，郭宝昌说自己在宅门生活26年，而实际上，他是被郭家收养，12岁以后才进入乐家大宅。郭宝昌生于1940年，也就是最早1952年才进入大宅，而1956年乐家大宅就被充公了。所以郭宝昌的宅门生活不过4年。 　　 乐家人发声之前，一直说自己写的就是同仁堂，一直把自己往人家乐家人身上贴。非说自己是宅门少爷。实际上他不过是被人卖来卖去的一个苦命孩子。后来被郭家而不是乐家买了。后来郭家老人死了，没办法才被郭榕女士接入乐家宅门抚养。而乐四爷也就是郭宝昌口中的养父，并未承认这个孩子。这也是为什么到最后他都姓郭，而并未入乐家族谱。还自己吹牛逼说不愿意改，是人家根本不认。 　　 不认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郭榕女士并不是如郭宝昌所说，是乐四爷续弦的太太，而是乐四爷在七十五岁的时候收房的一个丫头。连婚礼都没有。什么叫丫头收房？宅门里买了丫头，使唤到二十几岁，如果一直嫁不出去，就会被老爷留下做个暖床丫头。根据乐家人的回忆，这个郭榕女士应该是智力上略有问题。每当别人叫她姨太太的时候，她总自己抽自己的嘴巴，用自残来表示不同意。别人问不是姨太太是什么，她自己说我是二太太。这时杨九红的原型"瘪爷"就会出来嘲笑她--比我还大呢，我才是四太太，你都是二太太了。当时乐家认可的太太其实是这位瘪爷，因为乐四爷在家里行四，所以叫四太太。郭榕女士因为智力上的少许缺陷，以为原来的太太死了，自己就是二老婆，就该是二太太了。但实际上中国但是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多妾制，根本不存在第二个太太这种叫法。 　　 这位瘪爷，也就是杨九红的原型，并不是什么妓女出身。估计是因为一直瞧不起郭宝昌的养母，因为那个年代，收房的丫头是很没有地位的。所以在郭宝昌的作品中被填了个比自己养母更不堪的身份。实际上瘪爷是济南当地的丐帮帮主的女儿。因为早年走江湖卖艺摔了鼻子，所以府里私下都叫她瘪爷。而乐四爷能在济南把生意做得那么好，也是全仗这位瘪爷家的帮忙。 　　 乐四爷本来在乐家不受重视，所以被家族排挤。因为年少时干过很多荒唐事。郭宝昌作品中三老爷子的很多事迹其实是这位乐四爷的作为。所以家里给乐四爷捐了个候补道就打发到济南去了。本是不想他插手家族生意。结果乐四爷违背了不可私开铺子的祖训，第一个在济南开了自己的铺子。也正是因此，赚到了不少钱，后来收买了同仁堂很多股份。不过即便如此，实际上同仁堂一直都在四房的管理之下。而乐四爷是乐家三房。四爷的生意一直是济南的两个铺子，后来把孙子乐大兴过继给自己无嗣的侄子乐鉴秋，乐四爷家才在北京有了铺子。 乐四爷本身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乐铁庵并不像郭宝昌写的那样没出息，而是一直在管理济南的宏济堂，乐铁庵死后，就交由自己的儿子乐芝田打理。郭宝昌大导演为什么要故意黑他口中的养父的儿子，原因只能大家自己揣摩了。 而作为郭家的养子，郭宝昌即便继承遗产也只是继承他养母郭榕女士的一些私房钱。并不能跟乐四爷的两个儿子乐铁庵和乐绍虞平分秋色。 至于为什么要把真正的四太太黑成妓女，还借自己养母的口一次次骂人家是千人跨万人骑的窑姐儿，为了把自己养母抬成正房不惜连对自己有恩的乐四爷都黑成一个老流氓老糊涂老混账，把人家乐四爷真正的继承人黑成卖国贼败家子，笔者于此实在不好揣测，大家自己思考吧。

最后剧本开头采购的老人带着少东家去买黄连的桥段，坑蒙拐骗的一锤子买卖，乐家是更不会干的。同仁堂多年来能够屹立不倒，靠的就是诚信，多顾客货真价实，对上游的药材商也是从来不肯亏待的。每到药材丰年，乐家仍然是以往年价格收货，一分不少自己常年采购的老铺，而遇到药材质地普遍不好的年景，乐家也是正常收药材，但是绝对不会用不好的药材入药做丸，而是收了质量稍微差一些的药材免费发给买不起药的邻里乡亲，如果药材实在太不行了，干脆就销毁。只有这样诚信做生意，大家一起赚钱，赚干净钱的铺子，才能屹立百年而不倒。要是像郭导演剧本里那样子进药，只消一次，就再不会有人卖药给你了。恐怕这就是郭导演人品的体现，更是他非大家族出身而好占小便宜的性格使然吧。

《大宅门》的时代可以结束了，不必再夸了，再夸下去就是笑话。 这部剧当年为何火，实际上渗透了一种情怀——即改革开放一代对自己的意淫。这种意淫，可以用三个词概括：流氓、嘴贫、能挣钱。白景琦就是这种类型的人。《大宅门》是一碗老鸡汤，由四十年代生人的老大哥郭宝昌熬出来，给六十年代生人的弟兄们喝，喝出了一个又一个收视狂潮，这不得不说是邓公的功劳，他老人家允许人民向“钱”看，从此开启了五零后六零后乃至七零后的致富梦想，但由于时代的原因，他们的教育水平比现今要低，国家经济又出于大跃进之中，各类法制不健全，处处都是逾规暴富的例子，什么养鸡养牛养鸭子，宰猪杀羊喂蝎子，去广州深圳批发电子表电灯泡，倒来倒去的，全都发了。但在那个封闭与开放并存的年代，说到底，就是自己来点小骗，骗了另几个小骗子，随即满心欢喜，自封为亦正亦邪的江湖大侠，自认前途已堪比范蠡雪岩，除此之外，别无他物。请注意亦正亦邪这几个字，可以说，改革开放一代是最早意识到此四字魅力的人，文革时与文革前，提倡革命，提倡道德，投机倒把者要抓起来，改革之后，风气渐松，亦正亦邪的倒爷儿立马成为社会新宠，什么革命社会四大件，手表自行车，早是穷人的象征。现在你得做生意，你要学得坏坏的，这样才有摩托汽车和女人跟着你，白景琦，就是这一代人的图腾之一。而且我发现此风气在电视剧界虽已是日薄西山，但仍有延伸之势：《血色浪漫》，《正阳门下》，皆有此种倾向。 当然，此风气虽有其空洞无聊之处，却也有其坚持的原则，但其原则亦可说是空洞的，为其衰落做了底部垫脚的圆木，这个原则就是：我虽然是倒爷，我坏坏的，我沾花惹草，又能赚钱，但我还要对老婆孩子好，还要严格教育下一代，还要孝敬长辈，撑起家庭，这是原则，我绝不改变。没错，又是白景琦。这其实又很符合改革开放一代的价值观，因为两部《大宅门》的播放年代是两千年左右，改革开放一代大多已经结婚生子，而且孩子都不很大，老婆又正是七年之痒，处在和婆婆闹矛盾的阶段，可以说，恰是中年危机的开始，《大宅门》的出现，给了这批男人很好的意淫范本，他们一边干着体制内工作，一边弄点小买卖，把自己幻想成白景琦——家境殷实，略有雪月，内不负妻儿父母，外可脚踢三市，拳打五街。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最终也只能是糊里糊涂地过一辈子，赚的不多不少，然后被留在大城市的儿女一扫而空，做了首付。这一代人的命。 时代变了，教育变了，现代年轻人往往接受美式政治正确，崇尚平等法制，动辄要求权利。从知识上说，他们多才多艺，钢琴绘画，多少都懂，数学外语，比自己父母不知好到哪里去。对家庭的观念也不再是“我要撑起家”，而是“家要撑起我”，对爱情也不再是“墙内有偶，墙外引花”，而是“花丛乱舞，不知有婚”。社会呢，人大颁布细则无数，中央也要禁吃禁喝。白景琦们吃不开了，钱不好挣，还要看儿女脸色，多年的风花雪月，到头来还是枕边黄脸婆。这时候，他们就开始了另一种迷信，即对外国的迷信，对儿女的迷信，外国制度好啊，养老有保障啊，教育水平高啊，空气很新鲜啊。你看你爹，当年用两瓶茅台混到科长，在国外，哪里会这样？人家讲实力啊，不搞这些，送酒要抓起来的。你去吧，学点有用的。 先前郭宝昌导演被拍了一部纪录片，说是成名后回老家，闻说亲戚的孩子辍学，郭导大怒，当面怒斥，骂俩孩子没出息，不上学哪里来出路？现在看来，郭导虽然说得对，但也未免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大宅门》之后，郭导又拍了《宅门逆子》，然后便是个三部曲，分别名为：《门可罗雀》， 《鸦雀无声》，《销声匿迹》……相信这里面既有年龄的原因，也有不能高飞的无奈。 据说郭导是张艺谋等人的大哥，那就算是吧。 弟弟们到底还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