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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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影片条目（不断的完善中）

1.这世界不会为你而改变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结尾，猝不及防的，小四在拥紧小明时刺入了残酷的一刀，不，连续很深的几刀。在小明无法动摇的处世态度面前，小四的劝说辩解苍白无力。小明也不曾料想到那把用来堵杀小马的刀会插在自己身上，因为甚至连小四都从来没想过自己会亲手杀死小明。

    小明不会为他而改变，世界不会为他而改变。这一切无情的现实周遭逼迫着小四狠狠地刺进那绝望的几刀。

    小四是个好学生，正直单纯。他有幸福也还算宽裕的家庭，关爱自己的父母、哥哥和姐姐。他有一群好朋友小猫王、小马，他遇见了小明，甚至还有自己的偶像Honey，一个语气平和跟小四讲起《战争与和平》的小公园前老大。

    牯岭街夏天躁动不安的气息里，小四爱上了小明。小四对小明说我会保护你一辈子，小四思考着小明是否真是命里注定的那个人。小四清楚着小明的过往现在，但他可以不在乎，一个在理想中翻覆的少年。

    不过随着故事发展，小四所拥有的一切慢慢毁灭殆尽。杀死自己心爱的人，能是何等的残酷与绝望，毕竟小四并非心狠手辣的小混混或者暴徒。虽然之前他用手电照着血泊中痛苦呻吟的山东，冷冷地问:Honey是不是你杀的？

    Honey的死去让小四愤怒，小明的离去让小四绝望。少年的精神支柱和寄托在家庭变故之后一下子荡然无存。

    和杨德昌的其他影片一样，《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结构严谨，细节生动，有着庞杂但是清晰的人物、繁芜但不凌乱的叙事。几乎单列一个非主角的人物都可以仔细分析一番:小马、滑头、Honey还有小四父亲，不曾在这部四个小时的影片里显得多余累赘。

2.残酷青春与社会现实

    杨德昌用自己稳健的影像描绘着20世纪60年代灯光昏黄的夜市，那沙沙作响但又异常细腻真实的对白，《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融入了作为一部杰作所能承受的历史厚重和现实压力。甚至有人戏言:《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用去了杨德昌太多的才华，完全掩盖了影片前后作品的光芒。

    1991年，张震刚刚14岁，稚气未脱的他诠释着杨德昌记忆里学生时代的残酷青春，当个人理想与社会冲突交织碰撞在一起，小四和小明注定只会是一场悲剧。

    10年后日本导演岩井俊二又用莲见刺向星野的一刀见证了青春的荒唐，他的这部电影揭露了太多青春里不应有的罪恶和创伤。禁锢中老去或者爆发，青春就是一句奢侈的谎言。

    岩井俊二电影从《燕尾蝶》开始喜欢和中国扯上了联系，《燕尾蝶》里昏黄的火光边固力果唱起了《南海姑娘》；《关于莉莉周的一切》的故事灵感来自王菲演唱会现场的忠实歌迷；《花与爱丽丝》的阳光午后，爱丽丝对宫本雅志用中文说出了:“我爱你”和“再见”。

    点滴浮现很多人还是记忆犹新，但说起《关于莉莉周的一切》里莲见捅向星野的那一刀是受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结尾影响，有人可能不置可否，但岩井俊二来上海时曾向记者解释过《关于莉莉周的一切》里少年杀人的结尾确实来源于杨德昌影片里的小四。

    回忆里的冲绳岛阳光明媚，少年们尽情享受青春岁月的欢乐。但恰恰是这次冲绳之旅让星野险些丧命。当地司机告诉他，如果人们带不吉利的东西来小岛，就会在这里受到惩罚，丢掉自己的灵魂。归返途中少年又目睹一出死亡，星野难以平息这种震动。

    可以说冲绳之旅时让阳光少年的戏台轰然倒塌，星野就脱胎换骨变了个人。而小四的戏台倒塌则是因为底下柱子一根根折断倒下，父母的遭遇、Honey的死亡、小明的离去还有自身的挫折，在和小明摊牌无效的情况下，他也随即崩溃失衡。

3.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

    比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铺展蔓延而开的绝望，《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压抑至极，灰色透顶。影片里有着太多麻木不仁的封闭，太多不堪忍视的欺凌。
    
    很多人难以接受星野的突然爆发，只因为他在乎着身边人的看法，需要改变，需要认同——即使改变并不能给他带来多少快感。事实是后来星野的所做所为对那群少年少女们来说，是场难以脱逃的噩梦。津田被逼援交，久野惨遭凌辱，对于昔日好友莲见的欺辱更是不留情面。

    少年少女们在与青春不相符称的封闭里，在莉莉周的音乐中寻得心灵宽慰和存在躯壳，依赖着莉莉周的音乐逃避生活，忘却疼痛，冷漠亲情，缺乏友情，所谓的爱情都被包裹着不敢外露，《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只有青春的压抑，全然没有洒脱。

    星野变本加厉的残暴更加反映出少年内心的混乱，怯弱的莲见对于星野的欺辱始终默不做声，逆来顺受。无论是被侮辱的或是被损害的，津田的死亡和久野的抗争是两种可能，影片在冲绳之旅后鲜乏温暖画面。

    在莉莉周的演唱会，青猫带着青苹果来现场赴约。莲见这时才发觉残存的一线希望都是对自己撒谎，转瞬之间一切都毁灭了。他不曾料想BBS上的青猫就是一直以来欺辱自己的星野。纵然从那时起他才知道青猫只是网络上擦肩而过的鬼影，可现实狠狠地抽了他一记耳光。星野依然用他的蛮横拒绝着莲见的畏惧或者说善意，青猫以现实里的星野出现，带着坏意扔掉了莲见那张门票后独自进场。

    于是演唱会结束后，歌迷追逐着心中的莉莉周。人潮涌动之际，星野出于本能地回头，发现了身后的莲见。他一下子软倒在了地上，莲见的抽身之速在人头攒动间便消失不见。

    莲见深深地刺了星野一刀，而且可以想象这道口划得很长。这一刀草草收场但足以致命。

    青猫消失了，星野死了。

    影片让这对曾经的好友在青春岁月里选择了折磨:星野欺辱莲见、莲见最后又结束了星野的生命，相信没人会在星野倒下时言不由衷地赞赏。毕竟这样的方式除了残酷，没有其他更悲哀的形容。

4.结局的结局
 
    小四杀人引起了社会关注，逃过一死却得面对高墙内15年的漫长监禁。小猫王特意录制送他的《A Brighter Summer Day》磁带被警卫顺手扔进了垃圾桶，画外音不忘加两句“那什么玩意啊？”“他妈的！”。

    莲见侥幸脱身，他那一刀不为人所知，莉莉周的歌迷们在网上讨论着少年的死去。莲见染了发，沉默地听着老师教导，阳光漏进教室里，久野弹奏的钢琴声流水般淌动，一切似乎依然从前。

2005.12 #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关于莉莉周的一切》
                                           

看完牯岭街的时候,已经是早上10点。过了好几天,也是好久,只有黑夜的日子,久违的清晨阳光在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刺痛眼睛。看完便倒头睡去,大概是眼睛盯着屏幕看了太久,大概是感动于且不适应久违的阳光,闭上眼睛之后竟发觉眼角湿润。于是打算醒来的时候,抒发一下对电影的感想。

这几天通过一些台湾电影大概了解了下台湾的近代历史。49年后的台湾,在很短的时间内经历了政权更替,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政治打压和屠杀。日据时代结束但文化影响无法抽离,大量外省人又操着各地的口音从大陆逃亡到台湾。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激化,不同的文化族群之间越发疏离。新官僚阶级的腐败也使得社会风气恶化,人心惶惶。 这一切都让那时候生活在台湾的人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产生疑惑,也对未来的生活前景感到迷茫和不安全。 乱世总是孕育理想主义,可悲剧的是,乱世之下的现实又往往轻易击碎理想主义。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部电影就通过影片里的几个人物和他们的故事,讲述了60年代的台湾年轻人的理想主义的生和死。

影片里处处都是“现实”和“理想”的冲突。一开头,小四父亲就带着儿子取去查考卷,他是怎么都不相信儿子因为语文考了50几分而落榜名牌高中的.未果。父亲和母亲分别代表了两种生活哲学:父亲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安分守己,坚守自己的处世准则,刚开始的时候还对社会上的不公平据理力争,是个理想主义的坚守者;母亲则处世圆滑,和大多数人一样,只图个平稳安康的生活,大事化而小,小事化了,是信条,孩子吃饭上学是人生目标。大姐为了抚养弟妹,打算放弃留学,三姐倒是一门心思地信奉基督教,二哥则混迹于流氓群体间。小明是过于早熟的女孩子，谙熟世事于心，频繁换着男友只图生存,是被现实完全同化了的孩子；但她只爱Honey，一个理想主义的集中化身，昙花一现的中心人物。这所有的矛盾人物都对小四的成长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父亲，Honey,还有小明。父亲是理想主义的启蒙， Honey让小四的理想主义热情达到最高点，而小明则最后代表现实完全摧毁了他的理想主义。

父亲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嘴巴里说得最多的话就是:这不公平嘛。然而他是被现实击垮的第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那个年代成人世界沦陷的缩影。一场政治风波和友人的背叛击碎了他坚守社会正义的准则。从据理力争到唯唯诺诺,两次前往学校为小四求情的对比，非常犀利。父亲的垮掉是小四对理想主义世界的一个大失望与大打击。于是他狠狠打了不公正的教务主任，也和父亲立志说要凭实力考上日间部。他努力用自己的理想主义去拯救着父亲的信念。

Honey是整部电影里最不现实的人物。导演让他在明亮到浪漫的小公园冰室以背影登场，一身大哥派头，回过头来发现还是全片最帅的人物。因为小四上的是初中夜间部，影片大多数都是黑夜的景，使整部影片的色调都是灰暗不清的。只有Honey登场的时候，强光用到给人虚幻的感觉，完全不符合整部电影写实风格，很明显，Honey是所有年轻人理想主义的集合体：他鄙视弟兄们开始只想着趴钱，他自始至终一身帅气的海军装，他待小四宽厚尽管知道小四和小明的暧昧，他知道弟弟爱表现要开演唱会就取消砸场的打算，他读了那么多书，只记得 战争与和平 里的一个老头孤身去挡拿破仑的大炮，他单挑整个眷村帮派，实践着孤胆英雄梦……从出场到最后遭暗算而死，他都处处体现着少年理想主义里的正义和美好。他的最后一句台词是，我猜想你就是那种不要脸的人。然后便被不要脸的山东推于车轮之下。Honey是小四的偶像，他让小四看到理想主义的光芒，他实现了小四很多力不从心的，或者没有勇气去实践的愿望。如果我13，14岁，Honey也会是我的偶像。

小明则是无情现实下的完美作品。 父亲早逝,母亲多病,寄人篱下。她长得清新可人,笑起来纯洁无比。但是又明白那么多世情冷暖,行为“水性杨花”，男人于她大概只是为了生存。投靠小滑头，因为小滑头掌了权,投靠校医,因为校医可以为母亲免费治病,投靠小马,因为小马有钱。但是你不会鄙视她,你很容易懂她,你或许还会同情她。她懂得Honey,爱慕他的正义感和“老实”，但她无能为力地挣扎于现实中。她是整个电影里最坚强的人物，一点情绪上的大起大落都没有，这样的沉着里透着麻木和冷酷。当她天使的外表一点点在小四面前被撕开，她现实的本质袒露在小四面前的时候，小四的理想主义被狠狠地打了一个耳光。他还是企图拯救她，和她说：你不能活得被人看不起。但是小明的一句话点了电影的主旨:“我就好像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为你而改变的！” 父亲垮了,Honey死了,小明则完完全全否定了小四的理想主义,于是他的世界分崩离析。他给冷酷现实的最后一击就是刺死小明的那好几刀，他不要让肮脏的现实继续腐蚀他心目中的她。

小四的理想主义从生到灭都没有被自己所主宰,处处被身边的人的沉伏,世界的明暗所影响着。但是他却讽刺地一心一意地要去改变别人和世界。这是理想主义的核心。他要拯救父亲,他要保护小明,他想要为Honey报仇去杀山东。然而失败了,都失败了。一个少年的全部理想全部崩溃于现实前。原来他一直没能改变别人改变世界。太失望了。

但是影片的最后还是给了我一点点希望。又是在一个晴天, 小猫王给狱中的小四送来一盒卡带,告诉他他寄给猫王的录音,猫王居然收到了。还给他回了信送了他戒指。小猫王的梦想居然真的实现了。影片最后理想主义的落脚点居然那个小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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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那么有感于这部电影,大概是我心里还有那么一点理想主义的火花。忘了谁说的,青春是一种状态,而青春的支柱,在我眼里就是理想主义。如若一个人对实现美好理想的的信念也没有了,那么才是真的老了。 其实我明白为什么我的一个好朋友在看到UP开头,老头在妻子离开后翻开那本载着共同理想的相册时,会流下泪来。我笑他煽情,心里却也为之所动。

其实不止是60年代社会动荡下的台湾少年,也不止一战后的美国迷茫的一代,每一代人都或多或少经历过理想和现实的冲突,理想主义的变迁,遗忘,或而实现。
现实生活的真面目其实是资源的争夺。资源的有限和人类生存能力的局限性直接或间接地不可避免地会阻碍理想的实现。理想或大或小,或和三五好友建立乌托邦,或反腐救人济贫除暴,都不得不和现实发生冲突。我相信每个人在成长的某一个时刻都对现实不满,都有改变现实的冲动。如若谈不上理想,那至少是一些蠢蠢欲动的念头,对于许多人,他们挥之不去,于是乎成了理想。我和我的那个朋友都是心中理想主义未灭的人,可是环顾四周,照照镜子再眺望一下不远的未来,却又真的发现自己处在理想的荒漠,现实的泥潭里。我们并没有老,但是也不青春了。大概就是这种尴尬的处境让牯岭街这部电影里,小四的自我摧毁和小明的沉沦都那么震撼和让人自省。我们不甘像之前的那么多代人一样臣服于现实,我们也没有自信可以用一点点理想的火苗抵过之前那么多代人都臣服的现实,我们更没有勇气爆炸自己,用生命的高贵换来对世界的一点鄙视。每一代人的理想主义都在一次次的不甘和不敢中变得无力,空留其壳。你还有理想么?我有。你还坚信你能改变世界实现理想么? 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实现呢? 日后吧。青春之前我们不懂什么叫轰轰烈烈,青春之后我们还是不理解什么是轰轰烈烈。

我还是会在深夜看到一些社会的不公平而愤愤不平,会为有多少儿童失学有多少人每天饿死或因得不到基本的卫生医疗而病死而困扰,会为自己偶尔“戏子”的行为所懊恼和鄙视……但是我一打开门，走在路上，打开电视，看着新闻，又被淹没在现实的无奈里。迷茫的不是一代,是一代代。或许不“垮掉”已经是最好的情形了。

我喜欢杨导演的作品，我也讨厌杨导演的作品。我喜爱他 因为他的作品时常从少年的角度来诠释一些困扰所有人类的深刻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过少年和青春.我们小时候什么道理都不懂，没有很多理性元素来合理化我们的想法。所有的愿望和想法都是发自内心的，原始的，纯真的。正是如此，那些关乎生命意义和理性主义的话题才变得越发沉重和深刻，因为连最纯真的孩子也无法逃过，也经历着,感受着。我同样讨厌这样的角度，它让我无处可逃。如果说 一一 里导演从一个老人的角度和我说：你知道吗？人生就是无止境的循环，在不知不觉里你就老了,生命不过如此。我可能会侥幸地想，我才二十岁，我还有机会用精彩的生活改变你这个悲观的想法。但是洋洋的一句:我也老了,则彻底地打击了我。原来我已经逃不掉了。牯岭街也是一样。电影里那些我也经历过的年岁和想法,目睹过的丑恶和无法,都告诉我原来我很早就被困扰于这些沉重的问题里。既然已经躲不过了,那么是否逃得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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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想法已经不是我刚看完电影时的原始的感动。又是被理性化后的造作文字。人连表达思想的时候都有延时,有了延时就有外界的不纯净可有机可乘,他们混入我的骨髓里,真感情,假面具我也不分不清楚。看来我们真是要一无所有了。

有人说，青春的躁动来源于荷尔蒙，迷茫的眼神，蒙胧的情愫，不安、犹豫、鲁莽、激烈...《牯岭街少年杀人案》，故事源自一个真实事件。再看这部老片子，心中不由泛起几分尘封的“荷尔蒙”的回忆...

“打KISS，泡MISS！”正如电影的第一句台词，这就是青春的开始。金色朝阳下，骑着单车的少年上学去...然而，平静的开场、柔和的色彩却掩盖不了全片无处不在的暴力和血腥，恐吓、打架、群殴...在杨德昌的镜头里，青春是毫无顾忌、肆无忌惮的。

电影的主角“小四”（张震饰）穿着白衬衫，干干净净。办公室里，小四的父亲正在向老师求情，请求查卷，以便使小四能进入“建中”日间部。显然，父亲的努力是徒劳的，小四还是进入了夜间部，也来到了生命的转折点。在这里，小四结交了两个好朋友——小猫和飞机。飞机戏分不多；而小猫，一个瘦小的男孩儿，比小四矮一个多头，却是影片的灵魂人物之一。

有人评说，小猫其实是导演自己的化身。小猫的出场总能给观众带去快乐——他模仿猫王的漂亮歌声，那么小的个头，要站在台子上才能够得着话筒；他总是在老师面前为小四求情，甚至拆了椅子要去火拼；矮个子的小猫还总是试图像一个大人那样说话，“别这样啦，自己哥们，不要这样啦，看我的面子嘛、来来，我帮你约一下，有事好好说嘛，给哥们一个面子嘛！”正是他，不自觉地将小四引入了另一个圈子，让这个好学生目睹了暴力，体会了无望的爱情和苦涩的青春。

也是在夜间部，小四遇见了少女“小明”。小明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在她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远远超过十几岁少女的负荷。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她，对残酷现实的体会远比小四透彻。贫穷、动荡、寄人篱下，时时刻刻处在一种没有安全感的不稳定状态中，这使得小明身上既有少女的清纯羞涩，又有成熟女人的冷酷。她曾是“小花园”老大HONEY的女友，是男孩们追逐的对象，也是小四青春年代的第一个MISS。

HONEY是小明的男友，也是小明唯一觉得可以依靠，可以给她“安全感”的男人。为了小明，HONEY砍伤了人，逃亡台南。虽然是少年帮派的老大，但就像小明说的，HONEY为人其实十分老实，总是不服气，和别人冲撞。如果不是小四最后那刺向小明的尖刀，我总觉得，小四总有一天会成为和HONEY一样的“老大”。

电影的一些独特设计，颇值得回忆：

其一，是带着浓郁方言色彩的台词。

“我只怕两种人，一种是不怕死的，一种是不要脸的。” ——Honey

“我还以为你是好学生哪，原来又泡MISS又卯架。” ——小马

“小姐，你管这个色儿，那个色儿，我们拍的可是黑白片呀。”——导演

“如果我把烟戒掉，每个月省下的烟钱，就可以分期付款帮你买一副眼镜了。”——小四父

“怎么地？心情不好啊？没有问题的啦，睡一觉，太阳出来就好啦，活人总不能让屁憋死吧？你说对不对？”——卖馒头的人

无论是上海方言、山东话还是闽南语，经典的台词，如画外音般提示着历史。故事发生在特定的年代，数百万中国人随着国民政府迁居台湾。他们中的大多数，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过一种安定的生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广播里时而出现的“反攻大陆”，街道上进进出出的装甲坦克车，阁楼上挖出的军刀和日本女人照片，时刻提醒着观众，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这里的气氛紧张而不安。而这一切，也不可避免地潜入了下一代孱弱而敏感的心灵。

其二，是一段HONEY和小四的对话。

“我在台南，无聊的要命，每天可以看几十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有一个老包，大家都以为他吃错药了。我记得，好像全城的人都翘头了，而且到处都被放火，他一个人要去堵拿破仑，后来还是被条子削到 ——《战争与和平》。其他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这一本。……太晚了，书读得又不够多。”

本性淳朴，但同样被迫过早踏入社会的HONEY，明白小四正喜欢着自己的女友，但他并没有暴跳如雷，没有再次为了小明而去伤害别人。因为他了解，小明正“爱”着眼前的小四，而不是如当初爱他般，只是为了寻求一份“安全感”。真正懂得小明的，唯有HONEY。但是，他还是死了，死在了成人世界的谋杀里。HONEY说，“我只怕两种人，一种是不怕死的，一种是不要脸的。” 对“二一七（Liang Yao Guai）”老大说完这席话后，他就被这个显然违江湖规则的、不要脸的老大推到了车轮下...叹惜这个懵懂的、轻狂的、莽撞的少年，不懂成人世界的规则。

其三，自然是故事的结局，也是导演的最后陈数。

小四终于明白，小明不止他一个男友。HONEY逃亡时，她曾和“滑头”在一起；母亲生病时，她曾依靠于“小医生”；自己辍学时，她又入住马司令儿子“小马”的家...终于，小四把原本准备刺向小马的尖刀刺入了小明的身体，喊着“你这样会被人瞧不起的，你没出息啊你，不要脸，没有出息啊，……”小四的爱情得不到回应，懵懂心头隐藏着的压抑，随着喷涌而出的鲜血找到了出口，也走到了尽头。

末了，小猫带着自己录制的唱片去探监，无情的看守却把它扔进了垃圾桶...猫王的曲子《A BRIGHTER SUMMER DAY》再次响起...这也是片子的英文名字。

影片落幕，小四那一代的青春也告落幕，带着时代的烙印，或沉重或惘然，时光荏苒，空留一声叹息...

四个小时的电影，花了三天看了两遍，写着写着，却越来越为这个本该纯洁的女孩而难过。

耳边一直回想着小明的话，“对我好，就是要跟我交换我对你的感情，这样你就安全了，你太自私了，要改变我……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为你改变的...”。对于小明，也曾一度失望，曾和许多观众一样，恨铁不成钢——她和身边每一个追她的男孩子相好，她可以随便投入别人的怀抱。但HONEY的死，彻底带走了小明的“安全感”，一度因为小四的爱而灿烂起来的青春不可避免地夭折了...如果说，在小四由明转暗的青春里，小明是他最后的亮色；那么，在小明早已暗淡无光的青春里，小四就是她唯一的亮色。

是啊，执迷不悟的小四最终还是没有懂得女孩的心。孤独让他们结合，孤独又让他们分开；他们都不愿意改变自己，而是希望改变对方来证明自己...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青春的回忆是生动的，青春的代价是沉重的，像罂粟花般，妖艳地开放在汗津津的阳光下...

 “我对历史课中学到的东西一直存疑，原因是它与我个人所目睹的状况不相同。几百年来人们就在这种真相不明的状态下过活，多可怕。所幸的是，许多有智慧的人在他们的艺术、建筑、音乐、文学中留下足够的线索，让他们的后代能多少重建事实，以及恢复对人性的信心。电影也应对后代有相同作用。” ——杨德昌

1.


以上是两张台风夜发生在台球厅的帮派械斗场面的截图。杨德昌巧妙利用了手电光的移动性在定镜头中实现了场面调度。第一张截图中小四手中的手电筒照向墙壁，使得墙壁成为了一个反射光源，交代了室内的惨状（可以看到墙角下躺着一具浑身是血的尸体，之前还利用小四进门时的手电光交代了“山东”的惨状）；随后在第二张截图中手电光照向楼梯墙壁，刻画了小四离去的背影（同时也为小四的转变埋下了伏笔），而随着小四的离去，屋中陷入黑暗，暗示了这个帮派的覆灭（本土帮派对外来帮派的胜利，此处也影射了台湾当时的白色恐怖，杨德昌巧妙地将两岸政治上的对立投射到了帮派的冲突上）。

2.
<图片3>

小四在医务室中模仿约翰·韦恩，注意那顶帽子的两侧帽檐被小四刻意翘起，而后老师走进来将帽檐又抚平。此处细节和其它片中的细节（小猫王对美国流行歌曲的热爱，小马炫耀他的录音设备等等）刻画了台湾年轻一代对欧美流行文化的崇拜和向往，与老一辈人形成了文化上的割裂（影片前半段同样在医务室中，有一个场景，一名学校职工和校医聊天，满口青岛怎么怎么好）。

下图则更明显地显示了这种文化上的割裂和矛盾：
<图片5>
日式房屋+中式家具+美国流行文化符号（日本殖民遗留、大陆人大量移居台湾、欧美文化入侵），一个镜头即概括了当时台湾社会的文化现状，杨德昌的洞察力和再现能力令人难以望其项背。

3.

被小猫王拆过之后时灵时不灵的收音机被斜搁在厚厚的书本之上。收音机播报的都是一些严肃的政治新闻，象征了以小四父亲为代表的老一辈大陆人，而这个场景出现在他被政治审查之前：被欧美文化重创的传统文化/作风又在政治审查中水土不服。这三者在一个小小的收音机上交汇冲突，又是一个以小见大的绝妙隐喻。该场景中另一个颇耐人寻味的细节就是收音机被放置在阴暗的角落里，而提供光明的是一盏西式台灯。影片快结尾处，小四父亲的朋友去小四家拜访，指着收音机说：“坏掉了嘛……这种没用的东西扔扔掉么好了”。

片中诸如此类的细节数不胜数，杨德昌将它们一点点拼接起来，勾勒出那个年代台湾的轮廓。正是这种有些细碎的叙事策略，以一种包罗万象的姿态承载了政治、苦难、迷惘、青春、友情、爱情……观众以任意一种角度切入这部电影都能找到共鸣。

杨德昌的这种导演特质在《恐怖分子》中已经很明显地被体现了出来：以一种冷峻的旁观者视角（得益于杨德昌的留美经历）抽丝剥茧般地暴露出时代最核心的病症——《恐怖分子》中人与人的疏离、《牯岭街》中的社会巨变、《独立时代》和《麻将》中年轻一代对生活的迷茫以及《一一》中现代社会的情感问题。这种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是杨德昌之所以是大师的原因之一，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同样体现了这种特质的《悲情城市》是侯孝贤的最佳作品。

    只用一部电影就可以让人喜欢上杨德昌。我看了4部，但仍然不敢理直气壮地谈论他和他的电影。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当你真正领会一部作品时，才有资格去评论它。否则，任何观点都是肤浅甚至粗鄙的。对于杨德昌的电影，我依然认为自己还缺乏理解它所需要的生活阅历。因此，即便有所感悟也不敢乱下结论。

    但也许是职业原因，我最经总是想起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部91年的老片子。有同事说，《牯岭街》的叙事方式很值得新闻写作的借鉴。而我也慢慢觉得，原来很多新闻事件的发生机理都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有不少相似之处。影像作品与文字作品，似乎有了很多的相通点。

    但我认为，影像的表现力要远远强于文字。因为直观的画面和生动的细节更容易激起受众的某种情愫，从而超出作者原本想要表达的内容。巧合的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正是改编自一则短小的新闻，而它的价值却远远超出了这个微不足道的新闻事件。

孤独的青春记忆

    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在“小四”身上找到自己年少时的影子，正统的家教、不错的学业、沉默的性格、敏感的心灵……当张震那张稚嫩而羞涩的脸出现在镜头前时，我忽然有一种亲切感，那种神情像极了多年前的我。

    《牯岭街》是张震的第一部电影，那时他只有15岁。没有经验，反而更适合表现小四的青涩。在后来的《麻将》中，张震已经有了些许“风尘气”。而经过侯孝贤的“调教”，他才彻底转变成一个文艺青年。

    在杨德昌冗长的镜头下，“小四”多以沉默、老实的形象出现，甚至很少见到他笑。即使在“山东”被honey的朋友砍倒后，“小四”战战兢兢地去收尾时，也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与其他孩子不同，他无法真正与外界相融，他比别人多的，是对这个世界的观察与思考。但同时，他也必须恪守自己的准则，做一个老实的孩子，可靠的伙伴。

    但千万不要被他的表面所迷惑。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一个人在想什么，对于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更是如此。

    “小四”的内心世界并不复杂。知识分子的父亲给了他正统的家庭教育，但现实却远不是那套冠冕堂皇的“仁义道德”。邻居蛮不讲理、幸灾乐祸；学校则惟利是图、师德败坏，“小四”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他困惑，他沉默。

    他有朋友。但小猫是个人小鬼大、颇有江湖义气的早熟少年；飞机老实、木讷，不足为谋；小马具有侠义心肠却养尊处优、以自我为中心。在这些朋友中，他也无法找到共同点。“小四”的孤独也许正在于此，他要承受经验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反差，又无法从朋友身上得到感同身受的共鸣。

    “小四”说话并不多，但他的台词都隐藏在那双沉默的眼睛里。他要成长，要面对太多超出自己生活经验的事情，他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胆怯、好奇与不知所措，只能低垂着头，眼睛里若有所思。有时，你甚至不忍直视那双眼睛，因为它表现了残酷现实对一颗纯洁心灵的侵袭与污染，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成长过程中的困惑与挣扎。但“小四”究竟领悟了什么？你只能猜测，却不会知道，只有“小四”才知道。

    即使在小明面前，那双眼睛仍然是沉默的。但这种沉默中，已经有了故作沉稳的一面。感情是对小四最好的抚慰，然而无论在经济还是所谓的“舆论”上，小明都处于弱势。这与小四在现实生活中的弱势没有两样。

    在小明身上，小四清楚地看到了自己。他要小明独立，是因为他自己不够独立；他要保护小明，是因为他自己也需要保护。他把对自己的各种复杂情感都投射到小明身上，即使是刺向小明的那一刀也是如此。

    尽管小四杀人还有着更多的深层原因，但那一刀无疑是对过去的自己的否定。在面对成长中完全不同的环境时，小四不知所措，他不愿承认却又无法改变这一点。因此，他对慢慢倒下的小明说，“你站起来啊，快点站起来啊！”小明还是倒下了，小四的心理支柱也坍塌了。

    在我看来，每个少年身上都有小四的痕迹。因为在我们的成长中，总有一段挥之不去的孤独与无所适从，在我们向外界寻求认同的背后，必然存在着内心的自我否定。因此，小四杀掉了小明，也杀掉了“过去的自己”。

    但即便如此，现实也不会因小明的死和小四的入狱而改变。影片的结尾，当小猫把自己录音带带给监狱里的小四时，狱警在摆弄了一番后还是很不屑地扔进了垃圾箱。这个细节正道出了现实对他人价值的漠视。我想，这不仅是悲剧的根源，也许也是杨德昌的无奈吧。

故事与背景

    如果单纯地评价一件事情，我们会很容易得出结论；但如果结合背景的话，故事往往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类似于“少年杀人事件”的新闻在都市类报纸的社会版中比比皆是，只是人们往往只关注事情本身而忽略了它的背后。如果对每个类似的新闻事件都做一番剖析，就很容易得出不同版本的“少年杀人事件”。在媒体的报道中，“马加爵案”如此，“杨佳袭警案”如此，借鉴了该片叙事手法的《少年杀母事件》也是如此。

    任何一个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在一个看似极端的故事背后，必然有着复杂的个人、家庭、社会，甚至历史因素。相比各种微小的诱因，一个清晰的时代背景显得更加重要。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那时，大陆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台湾则处在国民党的窒息统治中，但那时的台湾已经有了开放之风。“小猫”只是一个够不着话筒的小孩，却因对猫王歌曲的精彩演绎而在酒吧里小有名气，足见“舶来品”的受欢迎程度。

    社会开放，对物质与虚荣的追逐也随之而来。“小四”最经常去的地方，除了家和学校，就是小猫驻场的酒吧，酒吧是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场所，不但没有对青少年说不，反而千方百计吸引他们消费。即便是学校，也已变成一个依附权贵、师德沦丧的地方，在电影中，老师的形象是很模糊的，除了对学生的训斥与辱骂，他们没有任何为人师表的表现，而校长更是冷漠、自私、蛮不讲理。与之相对应的是，恪守着传统道德标准的父亲，生活和事业却屡屡受挫，不仅被政治运动牵连，也被朋友出卖。

    在这些并不宏大的时代背景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和历史因素。大陆移民与台湾原住民的隔阂、阴晴不定的政治环境、帮派斗争的雏形，等等，在杨德昌的长镜头下可见一斑。

    放在这些背景下，“小四杀人”的动机似乎就不难理解了。尽管作为一名少年，小四还无法对外界的种种拥有一个清晰的意识，但这种现实对一颗脆弱心灵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在如此解剖这个事件时，小四的形象慢慢鲜活起来，他不再是新闻报道中冷酷无情的杀人犯，而是一个被社会摧残的悲剧少年。

    更重要的是，杨德昌为小四的形象注入了浓厚的知识分子情怀。在看到那篇短小的新闻时，杨德昌也许并不了解主人翁的成长经历。但在编剧时，他必须对故事进行充实。因此，在杨德昌的笔下，小四有了一个籍贯广东的知识分子父亲，有了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有了一群讲义气却无法交心的“哥们”，有了敏感沉默的性格。我更愿意相信这段经历取材于杨德昌本人，不仅因为自身的经历可以使故事显得更真实，还因为，小四若有所思的神态使他很像一个“思想者”，而在杨德昌善于摆弄的长镜头中，处处都是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

    把一则微不足道的新闻改编成一部教科书般的现实主义影片，可见杨德昌的深厚功力。其实，杨德昌并没有对故事本身做太多改变，而是花了大量笔墨让故事的背景变得清晰。因此，当我再回味这部长达四小时的电影时，感到的是厚重而不是冗长。这也为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不要孤立地看待一件事情，放在它原来的背景下，故事的面目就会有很大不同。

    在很多新闻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借鉴。记者们更倾向于通过小说的笔法挖掘主人公的成长经历和性格来源，以使文章更加生动。尽管这种方式还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读者很喜欢。

    我曾经认为，在新闻写作中，任何一个独立的事件都可以用不超过3000字的篇幅讲清楚。但现在开始觉得，3000字所承载的内容是很有限的，要真正还原一个新闻事件的本来面目，甚至用一篇小说都不为过。然而，新闻报道的特点决定了它往往无法花费大量笔墨去渲染背景，而只能描述事件本身。

    相应地，读者似乎也麻木到只会从单薄的新闻报道中寻找故事离奇而庸俗的一面，而不是关注它背后的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记者和读者构成的大众漠视了新闻故事的主角，就像电影中被漠视的小四一样。

儒者杨德昌

    我的本意是想说“杨德昌更懂中国人”，因为他的叙事背景通常是东方文化。在东方文化的背景下，杨德昌把中国人的孤独、不安、冷漠甚至尔虞我诈表现得如此自然，这一点让我惊讶。更让人惊讶的是，这种描述竟然由一个台湾导演来完成，而不是大陆导演。

    是杨德昌更懂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吗？不尽然。大陆的文化传统显然比台湾更加深厚，相比同时期的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受过正统文化教育的大陆“第五代”导演，杨德昌不见得更懂中国文化，况且他还有多年留学美国的背景。

    但也许正是这段“留洋”的经历，使得他更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进而可以从更新的角度看待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这显然影响到了他的叙述方式。

    杨德昌喜欢把镜头架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冷冷地窥视人们的生活，镜头里，人的动作和表情如此自然，仿佛不是在表演而是生活。这种类似于纪录片的表现方式容易让人觉得乏味，但仔细看时却又意味深远。《一一》中，敏敏对昏迷的婆婆叙说每天发生的事情，但很快，她就无法接受生活中表面忙碌下的空虚，“我怎么这么少？我为什么会这么少？”敏敏哭着反问自己的镜头成为影片最具冲击力的画面之一。那么，当我们也每天反省自己的生活时，会不会一样被这种空虚打击得泪流满面？这是杨德昌不动声色的质问。

    杨德昌像旁观者一样叙述每一个故事，他讲得完整而细致，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因此你可以做出不同的解读。

    也许是受国产电影的太多影响，我更习惯于在电影中得到一个完整的故事，获得一个明确的道理，并拥有和其他人相同的观影体验。因为大陆导演更倾向于把情感投射到主角身上，并围绕他构建故事，这种故事的主线往往很清晰，观众也很容易揣摩出导演的意思。因此，当我第一次看杨德昌的电影时，对这种“散”、“慢”的叙述方式颇不习惯，在观看《一一》时尤其如此。在这部被称为台湾最好的电影中，我试图揣摩出杨德昌到底要说什么。最后却发现他什么都想说又似乎什么也没说，他只是把生活的片段剪切后又重新拼接起来，组成不同的形状，让你自己去想。

    其实，所谓的“好电影”只是一种感觉而已。如果非要说出个一二，反而失去了那种韵味。但在电影中，导演的影子清晰可见。在我看来，导演对电影的驾驭应该体现在故事的维护而不是干涉，如果故事中有太多的巧合和偶然，让你“看到开头就能想到结尾”，那必然不是一部好电影。一个好导演的作用应该像一个优秀的足球裁判一样，维持比赛的流畅与精彩，让观众欣赏比赛而不是讨论自己。

    杨德昌个优秀的讲述者，但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局外人”，他将自己的某些特质投射到电影人物身上，从而完成与电影的互动。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麻将》中的伦伦、《独立时代》中的小明和《一一》中的简南俊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儒者的影子。这就是杨德昌。

    这并不奇怪，反而证明导演与电影已经融为一体。杨德昌并不是想通过这些人的命运变化来说明什么，而是通过他们的困惑表达自己的困惑，通过他们的思考表现自己的思考。生活中，杨德昌就是一个儒者，自然有着自己的思索与感悟，不同的是，他的职业决定了自己对生活的体察更加细致，于是，他会很自然地把自己的体验融入到电影中。像《麻将》中的伦伦和《独立时代》中的小明，就是杨德昌在电影中的代言人，尽管不是主角，但他们的思考却贯穿了整部影片。

    最后要说的是“说教”。我谨慎地赞同“杨德昌是一个说教者”的看法，这从两部电影的结尾中可以看出。《麻将》的结尾，台北的晚上，伦伦出去找马提娜，经过一番找寻，两人终于遇见并在街头忘情地接吻……我一直认为，这个结尾有刻意设计的痕迹，“伦伦在没有找到马提娜的踪影后失望地回家”应该是更合理的结果。但杨德昌似乎不想对伦伦太残酷，在失去了朋友之后，杨德昌“慷慨”地给予他爱情，也为他的生活带来一丝亮色。

    《独立时代》的最后，小明和琪琪分手后的瞬间又双双有所领悟，最终相约“去喝咖啡”。这同样是个让我意外的结果。按照杨德昌一贯的犀利，他是不可能为电影设置一个完美结局的，这两部电影却偏偏如此。是杨德昌真正解开了自己的困惑并对生活充满信心？我怀疑。我更愿意相信，是他太仁慈，不想给观众蒙上“现实残酷”的阴影，而巧合的是，《麻将》和《独立时代》正是两部以少年和青年为主题的电影。也许悲观的杨德昌对年轻一代仍抱有希望吧。

    相比之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一一》的结尾则是不着痕迹，浑然天成，让人回味悠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虽是以少年犯罪为主题，却旨在表达对社会的批判，而《一一》更是将目光投向人们的精神层面，在这两个更为宏观的主题上，杨德昌表现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这并不是说《麻将》和《独立时代》中的杨德昌是不真实的，对结尾的“温馨”处理恰恰体现了杨德昌作为儒者的仁爱之心。但我想，在这个过程中，他是痛苦的，像《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一样，真实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