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阿根廷人

切•格瓦拉以被俘的方式结束了他在尤罗峡谷必将失败的困兽之斗。十几个小时之后，他被枪杀在一间破旧的小学教舍里。他的尸体被玻利维亚军方炫耀式的拍照展出：照片上，已经死去的他须发虬缠，投向死亡的最后一瞥竟带着怜悯与安详，脸上闪耀着属于受难圣徒的柔和光芒。
切•格瓦拉的人生上是一个常人难以理解的传奇。身出名门却矢志革命，大功告成却又挂冠而去。放弃了在古巴的官位，身份，家庭和安宁，从刚果到玻利维亚，他践行着他所笃信的革命理想，直到子弹让这个不安分的生命永远地终结在玻利维亚的热带丛林之中。如此悲壮而丰富的人生，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不说绝无仅有，也绝对的世所罕见。也许这也就是他能够成为传说的最基本的理由吧。
对于历史人物来说，一大悲剧就是生前不得施展，死后却又被抽离成了布满光环的符号。生前死后无人真的理解，身后收获的不是盛名，而是寂寞。切格瓦拉就是这样一个寂寞的传说。他被印在人们T恤的胸前背后，他被涂鸦者描绘在墙壁上，他的招贴画贴满了世界的角落，他被许多人奉做神的存在。六十年代的巴黎，青年人喊着他的口号冲进壁垒，而在中国的云南边境，许多苦闷的知青被他的日记鼓舞，偷渡边境去解放东南亚受苦的人民。人们把他当作反抗的象征和宣泄的出口，年轻人也在他的传说中寻找叛逆的理由。愈发可悲的是，他被商业的力量打造成了无所不在的消费符号，与闪烁的霓虹交相辉映。他被揉进了流行艺术，揉进了商业运作，被揉进了青春梦想，被揉进了革命旗帜，揉进了各式各样的载体，变成了时髦的象征，却沦为了一个内涵无比庞杂却空洞虚无的传说。
可毕竟，他只是一个人。尽管他有着无比传奇而悲壮的人生激励，标志性的雪茄，虬髯，微笑和军装，但他只是一个人，一个复杂而悲情的历史角色。他被人们比做终生奉献革命的英雄，可也有大量证据指明他是一个神经质的暴躁屠夫。也许当我们拨开重重光环重新审视这个人，会发现所谓的圣徒光彩可能只是那些悲情时刻我们产生的幻觉。在行刑前，据说切曾经被问到，你相不相信上帝，他答道：我更相信人类。剥去光环并不是说要否认格瓦拉的价值，而是只有把他还原为人，才能真正的被这个不屈的人类灵魂震撼与感动。
索德伯格08年的这部分为上下两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格瓦拉传记片，平稳压抑的犹如现实。挂着战争和传奇的噱头，讲得却是一个人真真正正的故事。断断续续的四个小时看下来，很少能在心里泛起一丝波澜。本来古巴革命的历史本然的就极富传奇色彩：82个人承载一艘名叫格拉玛的游艇从墨西哥秘密潜入古巴，一经登陆便遭袭击只剩十几个人生还。却在短短三年时间，从深山密林的游击一举推翻了貌似强大的巴蒂斯塔政府。但是电影的叙述，平淡而平静。充满了各种游击生活的琐碎细节和战斗的残酷。通过对背景的渲染和营造，丛林游击的处处杀机给人带来一种窒息般的压抑感，但战斗过程本身确实平平淡淡，尽管充满了流血和死亡。据说电影中的各处细节，是导演对格瓦拉日记和其他一些史料的真实还原。而正是这种还原，让革命与游击，褪去了那份火红的浪漫色彩，只剩下热带雨林令人晕眩的绿色和树缝间投下的刺眼阳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残酷的奋斗牺牲。格瓦拉就是这样带着这种奋斗与牺牲走向了一座又一座丛林，直到死去。影片没有刻意地渲染任何悲剧色彩，因为故事和历史本身，就已然足够悲壮。
大量的细节展现了格瓦拉作为一个人的可爱与强大，而更重要的是无助和失败。他的部下会叛逃，他招募的新兵会临阵退缩，他会被卡斯特罗安排到无关紧要的位置，他无时不刻地受着哮喘的折磨，他被他想要拯救的人出卖，他没能带着自己的部下冲出生天，他没能说服看守他的士兵解开他的缰绳，他最终被捆绑着手脚枪杀，他遭遇了人的失败和人的无助。正因为格瓦拉被还原成了人，他在这场注定无法成功，用生命挑战宿命的战争中获得了神一般的光荣。
切人生最闪光的一刻，我想应该是当他放弃了在古巴的一切而重新拿起枪的时候。他是真正的战士，真正的战士或许最怕的就是胜利。而我又觉得，他重新地踏上战场，召唤他的应该是那个当他二十几岁骑摩托车横穿南美大陆时在心里种下的梦想。贫穷和压迫让这片灰暗的天空无法呈现彩虹，让这片贫瘠的土壤种出希望。或许正是这种不公点燃了他心头的火种。而我觉得，格瓦拉身上最强烈的魅力，不在于他的反抗，而在于他反抗的原因——那些我们时时刻刻都不应忘记的梦想，和那些对于压迫和不公的愤怒吼声，这或许才是格瓦拉传说的真正意义。你或许不认可或者反感他的做法，但你不敢说自己从来没有做过他的梦。
他只是个传说，这个传说是属于一个被存在被创造的神的；但他是一首史诗，这首史诗，属于那些因为有梦而不安分的人类。

《切.格瓦拉》：一部关于“人”的史诗

文/廖伟棠

1955年，切.格瓦拉在墨西哥结识卡斯特罗，彻夜长谈。下一个镜头就是一年后墨西哥湾迷乱的浪花，切.格瓦拉靠在运载古巴革命者的“格拉玛”号船舷上久久沉思——四个小时后，电影的结尾又闪回了这一幕，浪花依然迷乱甚至过度曝光。而上一个镜头，是切.格瓦拉的尸首被绑在政府军的直升机上，掠过玻利维亚的山谷，阳光灿烂，谁也忘不了，平静的绿林下，曾是围困他的地狱。
开头和结尾——剧情的透露我到此为止，我想说的仅仅是，开始时他尚有卡斯特罗等八十一人与他踏上远征，最后他孤身一人，他的战争既是少年大卫对巨人歌利亚的战争、也是他与自己一个人的战争。电影百分之九十篇幅着墨于前者，以致于可以作为一部不辜负千万美元投资的战争巨片来观赏，但是百分之十极其克制和隐忍的对后者的表现，为战争的残酷染上了一层超越性的荣光，也使这部好莱坞制作能成为一部史诗式的悲剧。
的确想不到Steven Soderbergh可以如此现实主义——也许他终于明白了越真实越超现实这个拉丁美洲式道理，《卡夫卡》中残存的表现主义印记在这里被现实细节磨光，却渗进了骨髓，切.格瓦拉的游击队在犹罗峡谷中最后一战时凄惨得如来自另一世界的零星鸟啼、以及那一两个长度不超过十秒的主观蹒跚的镜头，一下子纠结起前面三个多小时的压抑，转换成泰山欲倾的巨力向你压下来。我承认那一刻我突然感到浑身战栗，不觉间竟然泪流满面——
因为我们陪伴切.格瓦拉经历了他的地狱篇。两个小时带着种种牺牲迈向古巴革命胜利的上集，紧接着两个小时带着更直接的牺牲迈向个人死亡的步伐，前者场面转换眼花缭乱，却让人感到沉闷，后者在狭窄山谷作困兽斗，忍耐的时间越长却越让人感到急促如心脏狂跳。观众的心理速度跟上了切.格瓦拉挑战自己肉身极限的速度。Steven Soderbergh用目不暇给的镜头切换配合明亮环境下的浅景深，成功地营造出游击战中充满不可知因素的噩梦氛围，我们不时看到焦点外的世界如幽灵一样向镜头飘来，迅即又落回实处，这种一张一弛的节奏也像极了切.格瓦拉在遗着《玻利维亚日记》里记载的战争，还有隐藏得更深的切.格瓦拉的内心：孤绝的意志在痛苦中咬牙、冲突。
可以说没有上集《阿根廷人》对胜利的现实主义还原描写，我们不能从那个英雄符号中寻找出作为一个人的切.格瓦拉；但如果没有下集《游击队员》对残酷的失败所作的抽丝剥茧式提炼，我们亦不能在这个悲惨的死者身上寻找出圣徒的面貌——正当切.格瓦拉哮喘加剧、摇晃着骑马穿过光影斑驳的丛林时，一刹那逆光中我们看见他的面容圣洁彷佛不属于现世。随即他堕马、发狂刺伤马颈等镜头又把我们拉回绝望的现世。“正因为近则愈小，而且愈看见缺点和创伤，所以他就和我们一样，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异兽。他仍然是人，不过如此。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伟大的人。”鲁迅如是说英雄，Steven Soderbergh也懂得这道理，正是一个并不完美的、混杂的切.格瓦拉，反证了被萨特誉为“二十世纪最完美的人”是可能存在于我们身边的。
这时再回去看上集的混杂也觉得明白了，与四年前Walter Salles《摩托车日记》相比，《切.格瓦拉：阿根廷人》更少浪漫化，前者回避政治冲突、只作感性提示，后者麻利地切入革命时期和后革命时期的纠缠，历史历历在目，提出足够的问题让观众反思——一如下集的失败亦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为什么你要拯救的人偏偏要叛卖你？这是悲剧英雄必然的宿命吗？现实与神话往往表面巧合，实质呢？Steven Soderbergh并没有神话化地处理这些关键的时刻：游击队做梦一般走进河水中，埋伏的枪声大作，出卖游击队的农民罗哈斯脸上现出一个最平凡、最正常的、人的表情，而正是这“正常”令我们陷入最痛苦的疑惧之中。
罗哈斯这一张脸，和不久面对死亡的切.格瓦拉的那一张脸，竟然都属于人类之脸。切.格瓦拉的临终遗言中有一句，Steven Soderbergh的版本与一般传记流行版本不同，当政府军士兵问切.格瓦拉是否相信上帝的时候，传记说切.格瓦拉回答“我个人倾向于耶稣”，而电影里切.格瓦拉说：“我相信人类（Mankind）”。电影里的切.格瓦拉，是人，不是神，但是一个配得上人之称号的人；电影里的女游击队员塔尼亚，是人，因此会在说及失去联络的切.格瓦拉时痛哭、在最后一役穿上美丽的衣服。这是一部关于人的电影——正是在缺乏人的现世，这些真正的人才被异化为“神”。

英雄葬礼
切，已经故去很久了，今日再看那段历史，感受依然很深，很深！
深到，已经不会打字，那就转抄几句吧！
格瓦拉等人的遗骨被运回古巴后，暂时停放在哈瓦那的何塞·马蒂纪念馆内。1997年10月9日（即格瓦拉遇难30周年），古巴国务委员会发出通知，确定当月11日至17日为国丧日，并确定将格瓦拉的遗骨以国葬的规格安葬在他生前战斗过的圣克拉拉

一直以来，小资和愤青在审美情趣上几乎是水火不容，其趣味始终朝向分岔的方向，但在他们开列自己的偶像排行榜时，常常会难能可贵的出现一个交叉点：切•格瓦拉。套用一句耳熟能详的话来总结：为人不知格瓦拉，识尽名流也白搭。
在死去三十多年间，切•格瓦拉演变为世界最知名的肖像，那幅带有红星贝雷帽、坚毅眼睛和长头发的肖像，在世界内在的影响力，远远比雷锋和梦露头像更为知名。以至于肖像成为一种具有神祉意义的符号，使切•格瓦拉的革命史本身被有意无意的忽视、遗忘。这样看来，电影《切•格瓦拉》在纪念切•格瓦拉的同时，也起到了“钩沉”古巴革命往事，普及切•格瓦拉英雄事迹的作用。
在切•格瓦拉偶像崇拜的累积过程中，传记曾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我自己在前些年就读过两三种版本切•格瓦拉传记，其中有美国人写的，法国人写的，也有古巴人自己写的，还包括切自己所写的日记。当然，这种热闹的事，肯定也不会少了中国人，陶竦在写格瓦拉传记时，为之冠以“完美的人”的称号，《凤凰周刊》的师永刚做了一系列的画传， 图文并茂地将切•格瓦拉加入了流行明星之列：邓丽君、雷锋、梁朝伟、蒋介石……流行性与话题性是他们共有的特点。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中国导演张广天也曾拍出一部话剧《切•格瓦拉》，该话剧的台词时而像温柔如抒情散文，时而又激昂如战斗檄文，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张广天并没有把世人对切•格瓦拉的两种普通误解消化掉，并调兑好。
史蒂文•索德伯格在26岁那年，凭借《性•谎言•录像带》一举成名，并被誉为电影金童之后，拍了一些诸如《毒品网络》、《卡夫卡》、“罗汉”系列之类的二流电影，从独立到主流的路途中，他迫切需要一部作品来证明自己，因此筹备五年，选取了切•格瓦拉的题材，可谓是一次精明的选择，占尽了先天优势——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消费主义的甚嚣尘上，切•格瓦拉身上所代言的那种理想主义气质，几乎可以隔代相传地，成为物质时代文艺青年的迷幻药和镇定剂。
《切•格瓦拉》也顺应了近几年来多集电影的趋势，上下两集分别被命名为“阿根延”和“游击队”，分别对应格瓦拉的与卡斯特罗一起推翻古巴独裁统治和他离开古巴在拉美地区推行游击战争最终死于玻利维亚的两段历程。电影开始于切•格瓦拉在墨西哥结识卡斯特罗开始，也就是说，电影的重心着力表现切•格瓦拉“革命家”的一面。而他的成长过程，或许是为了规避巴西导演沙利斯所拍的《摩托日记》，完全没有展示。
或许是为了配合切•格瓦拉的革命性，电影中，索德伯格的叙事方式也充满“革命性”，他并不按照编年体的方式老老实实的讲故事，尤其是上半卷，所有的情节，似乎都只是切•格瓦拉在出席联合国大会后接受西方记者时回答的闪回。电影的某些镜头，可谓是切•格瓦拉知名肖像的投射与放大：雪茄烟、高腰皮靴、浓密胡须、坚毅眼神、贝雷帽……
除此之外，对切•格瓦拉的命运的讲述，总处于一种“断断续续”的状态，情节的跳跃之下，留下很多空白，需要影迷引用自己对切•格瓦拉的了解来填空。之所以出现这样纠结的局面，或许是因为索德伯格过于自信世人对切•格瓦拉的熟悉程度，但是他弄错了，即使每个人都对切•格瓦拉在生命史了如指掌，想在看电影的同时重温对切•格瓦拉的崇拜，但谁都想一帆风顺、舒舒服服地看完一部，而不是磕磕碰碰。对比之下，几乎让人怀念起《摩托日记》里那种叙事的简洁和清新。——即使像我这样，拥有几件印有切•格瓦拉头像T恤的人也不例外。

作为成功的革命者，切格瓦拉身后的命运可谓是一部传奇。因为，仿佛还没有哪位政治家会得到全世界草根们近乎神话的顶礼膜拜和在政治世界中的不温不火。格瓦拉一生成就的不是开国盛世，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多个同质个体所积聚的精神力量，甚至成为象征性的支柱。索德伯格的《切格瓦拉传》更是还原了这个已经符号化的纯粹的精神力量在尚是凡人时的生活记录。

最初认知格瓦拉，是在风靡摇滚的时代，很低级的以为这个戴着贝雷帽的男人是某位摇滚大腕儿。兀自端详，发觉不妥。这个男人的目光太坚决，不似搞摇滚之人眼神中的迷蒙颓废以及透着某种欲望的常态。况且，诸多摇滚青年的白T恤上都是他，而这个人哪有什么作品?这次的无知，仅仅让我知道这个男人和古巴有关系，尚不知他作为革命者的传奇。
后来，看到已经老去的球王巨星身上也纹了那个经典头像。在世界公认的两位球王中，一位已经正统到了政治家的楷模，而另一位一直在挺着酒足饭饱的腰身以纯粹个体的形式叛逆于社会，理想于自己。后者球技超人又“离经叛道”，却依然是精神领袖。所以，当看到那个纹身头像时，不禁困惑，格瓦拉何等魔力，让普天下追求绝对自由却最终还是倒在过度自由里的男人们如此膜拜？
因而，看过切格瓦拉的短暂人生，确实唏嘘。辅佐卡斯特罗打天下，在成为精神领袖和实权人物并不是没有可能的时候功成身退，带着小票人马去继续开天辟地，蔓延革命的火种。这本身就是壮举，暂不说革命后的古巴政权是不是也存在着一山不容二虎的人性常态，就是在艰苦游击后不贪恋权利、成就和享受也是古往今来成名政客中的异数。

在1967年10月9日之前，格瓦拉在冷战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以及独裁政治这些明确的时代符号中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是某些人的仇敌和某些人的关注。索德伯格筹备七年的这套传记电影果然聪慧到大智若愚，几近纪录片式的表现手法围绕着格瓦拉的生活常态和这个人在人间的影响力，朴实无华、甚至可以称为亢长艰涩的记录还原了那个男人、那个时代和那段历史。
对于死后至今，逐步被传奇、被符号、被象征、被商业化的这个人，有着一种从人到神的推动力在支撑。真实社会的政治家们如何理解不重要，重要的是格瓦拉革命生涯中的行为和最终命运。他在寡不敌众被俘后被就地枪决，这对于一个早已功成名就颇具影响力的领袖级人物来说无疑是一种侮辱和损害，也是命运的拐点。
在索德伯格展示的荒凉、贫瘠的穷山恶水中挣扎的革命者的不公待遇，无疑更确切了格瓦拉被超人化的浅显理由。如果，这之前他是英雄和引路人，这之后他的遭遇确实可以成就传奇和神话。当然，这照旧不是政治圈子里的评价，而是草根人们通过街头巷尾凝聚的口碑和种种传说的变异。而且很奇怪的是，顶礼膜拜格瓦拉的草根却是西方社会的青年居多并发源于此。
索德伯格的这套传记电影高明在于单纯忠诚的以旁观者的角度推动格瓦拉的人生际遇，不存在任何倾向性的如流水账一般记录格瓦拉的个体行为。观者可以认为这是新闻，也可以认为这是游记，还可以认为这是浪费胶片的行为。总之，看不到任何关于格瓦拉传奇生涯的评断和指向。这就对了，索德伯格很人文的关注个体就代表着神化的格瓦拉的社会影响究竟在哪里。

在运用完全的客观覆盖主题的敏感之时，索德伯格回避的悲悯之心隐然成为影片重量级的点睛之处。一幕戏是格瓦拉在联合国的发言，面对诸多要素，索德伯格的剪切俨然让影片转为了剧情电影：攻击的、缺席的、拥护的，以及整个环境产生的张力，都在德托罗饰演的格瓦拉固定时间的短短台词（重现历史）中展现，这在影片极具弱化戏剧性的场景中颇见功底。
另一幕就是格瓦拉的最后时刻，摄像机变成了第一视角：行刑者入画、走近、枪响、仆倒，与地面空间形成最后的视觉关系，淡出。作为革命者的临终时刻抑或就义时刻，如此这般处理，不用说那些高大全的主旋律和一言不发的写实手法，就是在全片都是第三者视角客观乖巧的记录全景之后，冷然如此一番绝对主观的煽情设计，决算得上画龙点睛，也不枉格瓦拉拥趸的关切和对题材政治敏感性的妥协。

喜欢索德伯格作品的重要原因在于他总是可以在“毫不娱乐”的画面中言之有物，而且不管票房如何，照旧做自己的电影。同样是彻骨的亢长写实，上部《阿根廷》就隐约透着一种向前的希望，而下部《游击队》的萧瑟悲剧性语境逐步慢慢贯穿全片。这两种味道当然依据于人物命运的转折，但索德伯格在枯燥写实中成功控制了这些涉及主观情感且容易跑偏的细节，只是一切于无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