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2011粤语

“倭寇”一词，对于自明朝以来的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隐晦莫名意味的词。即使是现在二十一世纪，2020年都即将步入全面小康社会的中国人来说，“倭寇”一词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默契——基本不提。何以如此？

追根究底，其实背后的原因是自卑心理。近代官方史书一般是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起点，而随之而来的心理暗示就是，中国末落的显现也是从那时开始。其实不是，是明朝末期的倭寇之乱就有迹象。中国文人自得之际，开口必是泱泱大国，夷狄之地，土鳖蛮人，不屑之。何况当时明朝人口、财力和军队数量都远超日本多倍，倭寇还非正规军，结果恰恰相反，明军几十年间在东南沿海却屡屡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1555年，戚继光调赴浙江就任都指挥使之际，东部沿海正不断受到倭寇侵犯。一股70人的倭寇登陆后竟深入腹地行程千里，从浙东窜入安徽、江苏，一路掠杀，还围绕南京城兜一大圈。当时在南京驻有军队12万人，却多不敢出战。最后这股倭寇虽然被歼，但明军伤亡竟达4000人！

这里就不细细分析这一反常现象，水太深，感兴趣可以看看《万历十五年》。由此中国人的自信心大受打击，何况后来还有一场更大更可怕的倭寇灾难。一脉下来，中国人接受不了一个文化、政治、经济等处处都是学习自中国的小国，竟然拿他束手无策，灰头土脸，颜面尽失，甚至可以说是身败名裂。狮子可以接受被老虎、大象、 鬓狗击败，唯独不能接受被蚂蚁抓伤了脸面，因为前者是狮子目光中承认的对手，后者根本不屑瞥之。羞恼，失落，惭愧，唯独不能暴力报复，那是粗鲁行为，同时也意味着承认了，至于承认什么不言而喻，最后的办法就是——如何维持着名头体面——成为禁忌，只字不提，唾面自干，烟消云散。很有中国特色的做法，仿佛不说等同于不存在，当然更没有不承认的问题烦恼了，从这黑底往上看天，可以看到的是无穷的黑夜。



徐浩峰在接受凤凰娱乐采访时的说道：咱们每个人都是古代人，如果你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很多古代人的情感，人的困惑，到现在一直没有解决，所以人类的历史会延续。这里借用，中国人的“倭寇心理”真的解决了？还是只是依据官方教科书的门面说法，敷衍自己，过得去就行。这里甚至都要“感谢”一番每年中国电视剧的固定保留节目——抗日片，没有它们的存在，没有政治上的嘱意，没有政策的扶持，这些事是否也会像电影最后，戚家刀收入库房一处雪藏呢？一个民族的苦难都可以形成一个产业链，养活后世的子孙，真是祖宗福荫庇佑，有些讽刺，当然外国也是如此，好莱坞对于一战二战冷战的伤口取材简直数不胜数。但观看两者是不是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心中多少有些答案，也许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能想，不敢想，能说，不能说，不敢说。源头根上不正视，不解决，自然会涌现一堆富有中国特色的事物，点到为止不详谈。 这些当然只是结果，不是原因，实质是中国文化异化畸形到一定程度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恶果。

话题扯的有些远了，不过这是交代必要背景资料，现在回归影片本身。一花一世界，每个人有各自的观看角度。我当然是谈我看到的“角度”，不谈各自的引申联想。真相了也没意思，说透是一件很过分的事，所以我个人欣赏的不是全部说透的影评，而是浅谈辄止，给了一把钥匙，开门不开门，全凭各自的兴趣动力，追溯动力。 《倭寇的踪迹》 武技、戏剧网上都可以找到一些。我只想谈谈为什么个人觉得应该——反其片而看之。


反着看《倭寇的踪迹》，见人心，见自己。
开篇点明“乌衣巷”，不清楚原书中的南京为什么要换成霜叶城，不过乌衣巷也算交代了地点是南京（前面背景中南京）。“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本片的“燕子”无疑指代戚家刀技。这里还有个有趣的小点，在b站上传的电影版本中，翻译的是“无疑巷”。中国人，起个名字都有那么多门门道道，花花肠子，不能明说，要么用典“乌衣巷”，要么只能学习“贾雨村”了，改不了的毛病，或者说是功夫。这里姑且借用“无疑”巷为由头，来说说本片，处处疑点。

第一疑， 《倭寇的踪迹》是徐浩峰自己写的小说，小说也清楚明白地写明了： 鸳鸯阵是戚继光的，倭刀改良是俞大猷，为什么到电影却调换了，如此明显的错误可能这么出现吗？

第二疑，裘冬月作为霜叶城第一高手，之所以对夫人和护卫容忍再三 ，是不能让人知道堂堂第一高手却守不住自己的续弦，归隐不过是为了和郄佬达成交易，保住看重一生的名声。但 彩船一战，名头都丢了，夫人想杀他，护卫辱他，甚至为了取信于护卫，先声明自己并无威胁，并可以帮助他，实则想令他和夫人自相残杀，这符合逻辑，但却出现两种幻想，后一种是成人之美。疑虑。

第三疑，海防官对“铁甲”的执念之深。他是帅才，焉不知纸浆纸甲比铁甲高级。 尽管采访中徐浩峰说此角色是搞笑角色，但他也承认纸浆纸甲是科学，而铁甲是个人审美，单纯有趣的人？

第四疑，夫人和护卫和裘冬月和郄佬的制衡逻辑链已经断了，夫人最后可能和护卫在一起？ 夫人可是杀郄佬手下那么多人。 郄佬已经要挟不到裘冬月，夫人和护卫失去了要挟的价值，还有那么多的房产没处理。

第五疑， 前面霸气侧漏，心机重重的郄佬，包括四大门居然允许梁开一门？前面的练兵彩头，全城四处追捕的是戚家军的人，留下这门时时刻刻蒙羞这些对名声视作生命的人？河边都是四大门的人，放箭杀死“倭寇”，保住名声才是口中的所谓正道。

第六疑，三个西域女子和海防士兵十人碰到一起，并把他们当成鬼魂，然后解绳子放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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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不回答疑问，再看文中的各自明暗反讽。

中国文化一般强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只是明面理想，真实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不教真功夫才是暗地遵守的规矩，徐浩峰的小说电影多涉及于此。《师父》和《国士》明写，《道士下山》和《大日坛城》暗写。“天道不独秘”，敝帚自珍，宁愿烂在肚子，也不能公诸于众。《倭寇的踪迹》是兼而有之。 四大门打不过一个赛兰，知道如响技巧的裘冬月不肯说，很好，很中国。如响说了的缘故，一是名头没了，二是借刀杀人。真不愧是第一“高手”！

《论语》中。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不正，为邪也。

看看片中是如何“正”名的：四大门无一人能打过“倭寇”梁痕录， 第一反应是——名声保不住了，不是真实实力逊色于人。最后用体面手法，冠名以“邪道”，以邪名破之，来掩饰自我的羸弱。





以邪念来为自己解脱负担，既保留了好人的名声，也做了坏人的坏事，一箭双雕。


上述背景提到的畸形文化、心理状态、行为逻辑，统统微缩映射到一部电影之中，就很耐人寻味了，可以把片中提取几则浓缩的寓言故事。 大中国，小故事。一大一小。

寓言故事一：偌大的霜叶城四大门打不过一个被刚刚指点秘诀“如响”的西域女子赛兰，而知道秘诀的第一高手裘冬月是知晓的，但众人询问时，裘低头不语，而众人了然、释然，结果包括裘在内，一败涂地。多年武功花架子。（《师父》中其实也适用到这方面的讨论）



寓言二：改编书中的五个丫鬟和十个士兵的故事，效果一样，晦涩幽默，隐射暗喻。





还有很多，裘冬月染黑胡须，明明对送水的女子有意图，却拒绝。

梁痕录和裘夫人的刀柄切磋，衣领划破，更是情欲满满，却只是暗示。

为何如此反常。



其实，开篇点到真正的意象是——残荷。荷花，佛教讲究“成住坏空”，世道明显已经步入了“坏”的境地了，结局又怎么可能如此伟岸光正呢？片中人人都有一个心中的“倭寇”——心魔，是名声，是权势，是情欲，是生存，是塔塔，是铁甲，是倭刀.....

问“倭寇”的踪迹在哪里，谁都知道，却谁都不能说。心中有鬼，外面找什么？ 前面心中如此阴暗的一群人，心魔未除，后面突然所有人都光明磊落幡然醒悟大彻大悟了？

所谓的大彻大悟，只会是事后“贤者模式”，再上一次前面的图。佛家倡导回头是岸，现实只见的都是一错再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活在电视剧中，这就是虚伪面。



最终解答前面提出的那么多疑问，不谈到导演，说不过去。

徐浩峰作品结局目前都是悲凉的，正如柳白猿再也不存于世，陈识的武馆梦碎，原作中刀客身死，学了如烟如响的两个女人都死，失传了，还有《国士》中的郝、梁、石求不得的那场比武，得不到的心中人，《道士下山》（不是电影版本）的何安下和周西宇，都是悲凉结局。

情欲方面，徐浩峰认为人的心性是敌不过生命的惯性的， 《箭士柳白猿》 月牙红最后跟的是匡一民，而不是柳白猿，《师父》中 陈识最终还是赵国卉错过。



而作为徐浩峰的处女作，会是一个虽有遗憾，但皆大欢喜的结局？梁痕录开了武门，携美而归，还有一个红粉知己可以相思；裘冬月成功真正打败梁，取回第一高手名头，并打算亲自送钱给那个女人；郄佬居然让贤，放弃心计；海防官也得到了西域美女送的铁甲；夫人也光明正大和护卫在一起..... 这是徐浩峰的作品吗？原作结局可是灰暗无比的啊。他自己导演的《箭士柳白猿》和《师父》尽管剧情细节和原作多有出入，但理念彻头彻尾不变。下面是本片的采访：

——凤凰网娱乐：投资人会不会对你的拍摄有所要求？你觉得这次你的创作自由是否得到了充分的保证？

——徐浩峰：这次是非常自由，低成本电影的好处就在这儿，商业压迫性并不大，商业压迫性大了以后，人就很容易做言不由衷的事情，或者失去判断。因为做电影最准的判断还是根据你自己的创作来的，来自市场的判断往往是不准的，因为市场就像一个章鱼一样，你永远不知道它的第三只脚藏在哪里，它永远是一个变数。与其遵循变的市场，我还不如遵循艺术。

处女作，一般成为导演的野心之作，因为都可以或多或少看出导演背后的追求是什么，个人作品中自我理想投射最多的就是处女作。正如你想了解金庸，不应该看《天龙八部》，而是《书剑恩仇录》，了解张艺谋，不应该是《活着》，应该是《一个和八个》，了解陈凯歌，不是《霸王别姬》应该是《黄土地》，贾樟柯的是《小武》......

综上所述，有疑无疑，明暗反讽，正道邪道，大故事小寓言，可以回答那些疑问了，正如影片中的处处幻想暗示，裘冬月比武前的自我幻想是：成功躲避，郄佬比武前的自我幻想是：以鞭克枪。裘冬月引诱二人自相残杀时，自我幻想是成人之美。结果是事与愿违，我倾向于重新比武后面的剧情——统统都是自我幻想和安慰。真相是黑暗而绝望的。梁死，赛兰死，夫人死，护卫死......

就像是李安的《少年派》，你相信哪个结局，取决于你自己。故意颠倒鸳鸯阵和倭刀改良是作者的一种提醒。



如果真是我幻想的那样，那这是一部被忽视的绝对好片，如果是自作多情的幻想，那这是一部失败品，因为前面的人物品性是断裂了，撕裂的，在没有特殊环境的催化下，人物前后行为逻辑应该是一致的，至少在本片中一个“假倭寇”不足以达到这种能量，我倾向于裘、 郄比武失败后，梁被弓箭射杀而死，镜头是黑幕一下，后面是反向结局。

片中有真假倭寇，本文是真，还是假呢？只能问徐浩峰导演本人了。这难道是我的心魔幻想？一笑了之。

这电影剧本本身没什么问题，如果能换个导演差不多会很好看，但是导演太垃圾了，强行装作有逼格就是说这部电影。
       既然不是拍高来高去的武侠片而是要拍武行片，麻烦实际点好吗
       一个跳舞女子靠一句话就能隔着帘子打倒包括第一高手在内的几十个武者？
       靠个影子站门后打的一群人进不去？
       还有那主角整天尼玛一惊一乍的要死啊？
       仿马战？四大家连两匹马都买不起，靠走路模仿马战？
真不知道怎么说了，太能装逼了这个电影，逼不是这么装的。

不剧透，咱就这么说吧。导演已经文艺得人话都不会说了。整个故事设定就很莫名，人物酷到连屁都懒得放一个，全都使出吃屎的尽头玩命表演，做作到让人忍不住笑场。平时不说话吧，一说到考据的东西就都滔滔不绝了，倭刀出处啊、戚家军啊啥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有那一帮新疆大妞也够胡扯的。

这片子要非说有啥亮点，第一是画面很漂亮，第二是关于武术的表现方式比较写实。没有满天飞和轰轰轰了，也不搞什么拳拳到肉。真实比武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主要都是在互相试探反应速度和攻击距离，一旦正经动手，一招就分出来胜负了。泰拳什么的可能麻烦一点，但是我练剑道的，对战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当个新鲜看吧，别太认真就得了。

有剧透，剧中人名记不清，可能描述会有失误，见谅。

徐浩峰的小说读过一些后基本上是可以猜出他电影的大概形态的，我没有想到的是留白的空间，比我想的要大。比如当看到贴身侍卫（宋洋饰）要海道防的大人跳河游泳时，我才恍惚觉出电影叙事大概方向以及在表面叙事底下，徐大概想要说些什么。

徐在原著小说中强调了“势”：侍卫扮作倭寇，神出鬼没的造了一场势，留下种种倭寇踪迹的线索，城里、江湖上的因为这场势，血雨腥风了一阵。电影里不但没有了这个造势逻辑，反而故意削弱“声势”，最明显的表现是全片连个老百姓的影子都看不见——四大门门主之一说了，老百姓被隔离在外面了，他们不会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由此，电影和原著小说分道扬镳，是两回事，电影隐着写，留白了写，小说是放开了写。

总之，电影说的是一个“内部行动”，一场不为人知的局，讲一个人原本想光明正大的“开宗立派”，最后不得已，用自家武学里的所谓“雕虫小技”破阵、破局，逼得门派们脸面无存的那一霎那口，达成所愿。

中间漫长的“破”的过程，就是那场攻船战，里面有一句关键台词

——“中土武学不走后门”

若你记得这句话，看到结尾巷战中，四大门放水，让持戚家刀的两个人走后门的表现，你就能深深领略到叙事中存在一个对所谓“中土正派”的反讽。

导演极尽克制的排出开头和结尾的两次巷战，形成鲜明而强烈的对比，加上中间这场不为人知的破局，就把层层包裹的中土文化，所谓门脸问题，丢给观众思考。

当然这是其中之一层而已，电影不止于这层，但这是我认为最主要的，算是中心的主题，决定了大局面，包括整个叙事的逻辑，开头结尾为巷战为什么是这样的，中间为什么是“船攻”等等。

题外话，看到片子快结束的时候我联想到了《让子弹飞》，尽管后者是撕革命之脸，《倭》片是撕文化之脸，但多少有一些些相通之处。

徐和姜一样，都是喜欢在作品中去留谜的（我记得徐曾经有一段话专门谈过“谜”），不同的是姜喜欢隐喻、夸张、魔术化、寓言化，而徐不隐喻的，徐直接叙事但招术是“反常理”。

好比他用一句台词，常常给人有点出格、有点粗、或者有点不靠谱的感觉，即违反了常理，容易给某一些观众留下一个为什么的念想。好玩的恰恰是，其实真的没有为什么，人物说出来的“就是事实”。作者就是让人物说出了最直白露骨的心底话/事实而已。因为常人么，总有个琢磨的冲动，以为那里面有什么玄机，绕了一圈才知道，哦，原来，是真的！这种机关，用的好时，会觉着点儿禅味。比如那句“我的胡子是不是黑的过分了”。若是晓得那其间趣味，听着一下，再回味一下，就会心了。不晓得那趣味，也就觉得，恩，傻气。

同样的，瞬间蹦出人物行为，若是没得观众的“会心”，没有那空白时间里自行发挥的想象力，也是会觉得很莫名的，比如那明明下了河沟准备出城的同伴，为什么后来突然出现，大喊“我才是倭寇，我就是倭寇”？

那背后的心理逻辑要我们自行去完成，电影里就点了一句话，大概意思是：世家武功和军营兵技是不同的。正是这种强调异同、强调正邪的武学文化导致持戚家刀的士兵产生IDENTITY的混乱，故而大喊“我才是倭寇，我就是倭寇”。如果把这句台词仅仅当作引起对方注意的普通台词，那就不会际遇这另一层的含义了……

好玩的是，身份认同困境不止持戚家刀的士兵有，在正统高手身上亦作祟。

在小说里这一点写的比较透，裘山上归隐，同归隐的还有四大门里的其他诸高手。山上山下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有一日他忽然发现整座山寂寞无比，才知山上的高手都跑去山下会倭寇去了……他是沿着这股气氛重新下山的。一个不纯粹的归隐者。

可以说，高手们高度的SWORD INDENTITY（武士文化认同）亦导致一种困境，完全不亚于寻求认同感的人所面临的困境。“脸面”（所谓文化）两字化在裘那副白胡子上。

脸面很重要。

他选择归隐，选择禁欲，无不是高度的武学认同/文化认同所带来的结果，这个人物的认同感和戚家军来两位武士的认同感恰成对比。

后者因一把异器，寻求正统之认同，后者则因身名所累，善恶无路，寻求正统的出口。

正统哪里有出口，最后反而是在“行恶”的当口，裘救下了别人和他自己。

总之，从寥寥勾勒的角色命运中，武士群体认同感的困境，又一次显露出中土文化之痼疾。

所以大的叙事局面（四大门对战贴身侍卫）和小的两个叙事线索（裘和被囚的戚家军——就是喊“我是倭寇”那位）形成非常有机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使得主题变得愈加立体。

这是《倭》片的一个让我很喜欢的一点。

再强迫症的说一句，裘和那个被监禁的戚家军，都是“囚”，徐取这个名字恐怕是有意图的。

再谈片子中的女人。

三个波西米亚族女人很聒噪，很原始，她们与环境看似不相融，却吃透了这个环境，用“没文化”三个字轻松的借刀杀人。凡是有这三个女人在场，基本上周边人物就会变得可笑滑稽。她们是一面镜子。

从异族人那里看来，中土文化太可笑、太笨。裘夫人的贴身侍卫在开场时说的一串“你们懂什么，中土武术模拟的是骑术，两马……”看上去像是在批评她们的无知，同时给观众上课，可能有一部分观众是以为导演在给自己上课，我个人认为其实这台词底下主要体现的还是一层“族类/人种/文化相碰时产生的荒谬感”，是有这一层意思的，并不是呆板的普及知识。

波西米亚人的体质和他们的思维一样惊人，强壮、直接。女人为男人冒了险便从此视之为自己的命运。反观攻船时高手们的表现，那些或邪恶、或自恃、或犹豫的没有被付诸行动的想象，即应证了贴身侍卫（宋洋）口中的“人种”差别。

简单的女子 + 雕虫小技 ，在宋洋的“排兵布阵”下，竟打败那么多高手。所谓“高手过招只在一下”“低水平的完全有可能打败高水平的”，这个恐怕只是表面的一种说法而已，之所以排演这么一场反常的戏码，自有更要紧的深意。

“这特殊的文化”融进血液里，改变了“人种”（徐似乎喜欢说人种，不说人性，这里我也用人种），形成了一套进退维谷、循环往复的游戏规则，一些反常因子或潜入或冲撞于这个环境，轻轻的撕开了“文化脸面”……

看《倭迹》是种蛮奇妙的体验，好像回到了武侠电影的某个年代，历史的车轮并未沿着我们熟悉的轨迹前进，而是微微偏了个角度，驶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尽管还没走出多远，尽管走得磕磕绊绊，可是这新路向已经足够让人兴奋。
这片子放到港台武侠脉络中，应该是接近七十年代初的风格。那时的武打还没杂耍化，镜头语言还比较有味道。看得出，徐浩峰奉胡金铨为心中楷模并不是说说便算，这片子的明代服装和布景写实考究，对细节风貌的重视让人想起胡金铨特有的古朴厚重，而写意之处，则以开头残荷的镜头最为突出，同样是富有禅意的构思。
残荷一段同时还体现了更重要的一个相似点，那就是对武戏的处理。与胡金铨一样，它往往被放在画面外表现，即或正面表现交手，也是干脆利落的几个镜头剪接在一起，观众的眼神还没找对地方，胜负已分。
也正因为如此，最后宋洋与于承惠的交手才让人分外期待。虽然因为配合的问题，两人的身法一个略显沉滞而一个貌似虚浮，然而高手对决的那种紧张氛围营造得可圈可点，每一个动作都很有味道。记忆所及，这样的武打场面以前似乎还没人拍出来过。胡金铨式的对峙，锣鼓点是活的，人物的动作则太死，后来的杂耍式武打，动作是活了，可打得已经完全不似实战。如果说前面的打戏还让人对“硬派武侠”有些摸不透玄机的话，这场戏才算是真正打出了徐浩峰自己的风格，说是开宗立派亦不为过。
这片子放到大陆武侠电影的脉络中，应该是接近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风格。那时候强调的是动作演员本身要有功夫底子，连女角都能摔能打，不用替身，但是镜头语言就相当粗枝大叶，往往是很漂亮的动作，拍出来的效果也不过尔尔。这片子的动作很多是由专业演员完成的，动作班子成员大多都有实战经验，据说动作有时快得镜头都抓不住，又因为追求实战风格，于是就变成了很多动作场面在外行眼中形同儿戏的尴尬局面。虽然与八十年代时隔二十余年，武戏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可是怎么把本来很强的演员和很好的意图用符合电影的方法在银幕上营造出奇观来，这个矛盾却是同样悬而未决。据说徐导在下一部戏中做出了很大改进，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说《倭迹》回到某个年代只是比附，事实上它与上述所有年代的作品都不一样，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另辟蹊径的作品。中国的武打片在港台影人手里从世界最差拍到世界最好，走到今天已经陷入了严重的窠臼。银幕上不是刘师傅开创的南拳传统，就是戏班学员们开创的杂耍式的所谓“北派”传统，顶多是加上点时兴的三流电脑特技。而《倭迹》拍的虽然是号称南拳的祖师爷之一戚继光的嫡传弟子的故事，表现的却是地道的北派武术，着重弓马实战。武林之剑最终接纳了兵法之剑的情节，极富象征性地表明了千百年来中华技击之道的活水源头，正在于对军阵实战经验的不断吸纳与丰富。
与原著相比，影片的线索更为集中。武将的后院妻妾被移给了大侠裘冬月，同时删去了他与村姑燕好的内容，裘的形象因此层次丰满了很多。影片的结局也有不同，原先的悲凉落幕被代之以打过四门、开宗立派的圆满收场，徐导要在影坛自创一派的雄心可见一斑。
看徐浩峰的小说就能知道，他是个很爱谈玄论理的人，同时又充满了荒诞的恶趣味，这两者在电影中都有充分的反映。吉普赛女郎们的线索处处是恶搞，或许是蓄意活跃一下大道理所营造的严肃气氛，又或许是遏制不住的自我解嘲，“很有文化”的影院里不时爆发出“很没文化”的哄笑。修道之人眼中的世界，也许便是荒谬与大道并存吧。可是与他的书中一样，这种荒谬要如何与整部作品的气场融为一体，或许是徐导未来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与此相伴的更大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将武侠片传统中“复仇”、“夺宝”等反映小市民愿望的桥段与对他们而言相对隔膜的武学之争调和起来，形成新的剧情模式，如何从那些“走错了路”却成就斐然的武侠片中汲取丰富的养分，这些都有待探索。
同样有些生涩的还有一些细节，例如这么有文化的电影，却让时人直呼“戚继光”而不尊一声“戚少保”或者“戚南塘”，直呼“俞大猷”而非“俞虚江”。还不如匪气十足的《让子弹飞》里的“松坡将军”，显得更尊重观众智商一些。还有烧油祭鞭一段，冒的是白烟而非青烟。
当然，这都是枝节问题。
大节在于，这片子把武侠片所营造的那个虚幻的世界重新落在了实处，把历来虚写的“武”字浓墨重彩地勾画了出来，真正拍出了武者眼中的世界。中国的武侠片曾经不止一次地与真实的历史擦肩而过，《倭迹》开辟出的新路向，或许眼前看来还很稚拙，但意义却不可估量。因为它郑重宣告，从此武侠片又有了新的一派，它就来自那个传说中的世界，而且最终必将刷新整个武侠片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