椒麻堂会

毁灭与重生 新旧交替双线

阴间与阳间的双线

个人的密电码是

时代渺小沙粒最后也仅有的尊严

导演祖父的一场川剧生死宴

小丑的跳脱性 间离感

冲突性的诡感美学与虚过于实的话剧感场景

：不得不说确实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开篇鬼气实足的第一幕就打到我了…全篇角色丰富，时间跨越度较长，以大量的笔墨描写着邱福新因戏而重生、毁灭、再而涅槃的故事。叙事感强，手法大胆，笼罩的全篇的朦胧感似在叙说着这场生死宴“活着不过是场错觉”

我投入较多思考的人物是驼儿。他似这个时代的遗孤，哑声注视着这场时代变迁。后来得知他的原型为鹿，又对这个角色有了更多的好奇…总之，作者对人物的构思真的有惊艳到我…

喜欢创作者对最后一个镜头的解释

：导演作为影片的绝对主导，最后也同众人一样落入孟婆汤镜头，相当于印证生死为万物仅存且最后的公平

#三刷 #TGC 04/12/2022

三刷达成，不能再看了，剧情上没有更新的感受了，细节上这次注意到给男主祭酒烧钱的时候，祠堂下的小辈儿拿着刘师长的小板凳出现，依然体现人物的一次次轮回。新中国成立后墙上的作画，之前也没注意到，这次发现是随着中国一起长大的，意义颇深。结尾人员表上注意到了片名字体设计和书法都出自导演的父亲邱志敏，真的是艺术世家。之前二刷有个点忘记了说，一个是老丘改造时砌的“向右倾斜的墙面”，后被砸掉了。还有…唯物主义财神和相信科学的牛头都够我笑一壶了！

继续吐槽…屏摄的太多了，坐第一排同排就有两人。

#二刷 #TGC 19/11/2022

二刷更关注细节，感触最深的是很多人物先出现在阴阳界中，再出现在回忆中，再搭配上牛头马面在回忆中大量的出现，让整部影片带有浓浓的宿命感，其实这也很符合导演在Q&A环节所回答的问题，影片对费里尼的作品进行了致敬，还有对很多默片时期的电影致敬，扔砖致敬的卓别林还挺有意思。

之前也没有注意到驼子和刘师长的死亡，照相之后马市长就接管了新又新，而刘师长应该就已经死亡了，随之一起走的还有驼儿，以喊驼子来打麻将开始，到最后在麻将桌上将他喊醒，整场戏拍的非常美，超现实感很足。

其实在一刷时候就有一个疑问，关于“吃人”的画面展现，视觉冲击感很强，这也引出了这次Q&A也非常想问个问题，但是还是苦于没有机会，希望下次有机会吧，标记一下问题：“整部电影在视觉上对于暴力和死亡都采用了非常戏谑和荒谬的处理手法，但是吃南瓜那里展现的残酷还是非常赤裸的，非常想知道这么处理的原因” 。

非常感谢伦敦场的组织者帮我问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得到导演的正面回答。

再感谢杭州场的小伙伴帮助我再次问了一下这个问题。

导演答：影片也只是在口述中阐述了吃人的清洁，南瓜被吃本身与吃人无关，而更多的是想表达大家对于这件事的和解。

#一刷 #OLWE #LEAFF 22/10/2022

影片整体表现非常不错，以小人物视角带大家走过那些时代，带有强烈的《霸王别姬》《活着》和《香蕉天堂》的那种大时代感。

影片风格上非常独特，可以说结合了舞台剧与电影，大量的舞台剧布景让我想起了木下惠介版的《楢山节考》，而且布景非常用心，一直存在的那墙上的破洞也一次次的陪着观众一起欣赏洞内的风景。浓雾一次次出现不光用于烘托阴间气氛，还在很多时候被作为过渡专场，还有水流般的布料，童趣的设计，唯美中透露出那种戏谑和荒诞。

叙事上以男主死亡为开始，牛头马面出场就基本奠定了影片的基调，死亡轮回之意明显，而且牛马记得次出现也都一次次的把死亡表现的更加平淡且戏谑，男主的宿命感就不说了，各个人物的塑造也是非常鲜活的，感觉这种解构还是非常有趣的。整体以倒叙形式回忆男主的一生，中途会在不同时期利用定场诗的形式转场效果非常好，而且各个把握得也很“巧妙”。而且四川的方言可以用于避免母语羞耻，让台词听起来更舒适。

视觉上，大量的使用侧跟镜头，让舞台剧效果达到一种空间上的扩展，深焦镜头的使用也带来了很大的信息量，变焦镜头对于角色的塑造也起到了很大帮助。还有几次推焦，虽然使用不多，但每次都很惊艳。构图还是非常棒的，不论是室内的对称构图，还是前景遮挡时的空间把握，都挺美的。印象比较深的是驼子看照相机的视角，去除了环境音后带来的紧张感还是非常爽的。

听觉上，可以说是传统和现代的一次次交融，出现了川剧的配乐到后期钢琴，手风琴的转变。

不喜欢的点就在于后期的配音了，很多时候口型对不上还是有些难受。

当然，要说影片的核心嘛，那当然还是，“艺术为人民服务”了。

最后确实需要吐槽一下候场时间，1个半小时，整整1个半小时，早知道去隔壁看场电影再过来了。而且场内还有屏摄的，请大家文明观影。

俄国著名哲学家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在他的经典论著《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中说过“美即是生活”，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是牢不可破的。而电影作为一门艺术，便在不同时期反映着不同的现实，记录着不同时代的影子。

在国内，就有这么一类电影，他们致力于展现中国的过往和当下。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到如今的新生代，不同的时代在电影胶片上留下五彩斑斓的印记。

然而，从张艺谋的《红高粱》开始，对这类影片的批评声就没有断过。时至今日，依然有人将其称之为“原始情调”，解读为电影作者利用中国地域特征向西方谄媚的工具。

我们固然无法回避电影与现实的关系，但这终究是属于自由表达的一部分，它所传递的终究是创作者们眼中的世界。由此看来，真正关键的问题其实在于，电影与创作者的关系是什么？电影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

每一代电影人，感受世界的方式都不一样，这就造成了不同的表达形式。第五代导演在他们的青年时代经历过刻骨铭心的记忆，因此他们的作品往往大开大合，有着强烈的时代厚重感。到第六代导演就变了，他们变得更为个体化，历史则在他们的眼中被消解。

到21世纪，人们对时代的观察已经不再局限于宏大事件，而是在小人物们身上发现时代的细节。口述历史影像就此在国内生根，这种曾经流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坊间文学，便渐渐成为投射在大银幕上的电影。它们的出现，消解了这类题材的严肃性，使其以一种亲民的姿态进入观众视野。

邱炯炯导演

来自四川乐山的艺术家邱炯炯，便长期以口述历史的方式进行创作，他的作品《大酒楼》《彩排记》《姑奶奶》《萱堂闲话录》《痴》等代表不同年代、不同层次的个体经历。多视点下的故事陈述，既增强了时代的复杂性，也促进了时代与现实的联系。

2010《姑奶奶》

2015《痴》

我们从邱炯炯以往的电影作品当中，大概可以看到不同历史状态下的人物经历，并由此提炼出一种社会的特性。但归根结底，终究还是以个体为核心。

在第74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上荣获评审团特别奖的电影《椒麻堂会》，是邱炯炯导演近年来的最新作品，也是他的首部剧情长片。时代与个体的关系，在这部电影中更为凸显。

2021《椒麻堂会》

真实的历史，虚无的人生

电影学者张献民曾这样解读邱炯炯的作品：“邱炯炯大致认为他影像中之人物大于他自己，既像古希腊人在戏剧中追溯英雄时代，也是中国传统的辈分问题。”

我们不难看出，邱炯炯是个念旧的人。在他的电影中，那些属于旧时代或保持着旧时代风骨的人物往往呈现出无比鲜活的形象，体现在他所有作品的文本本身对角色的塑造上。

某种程度上，影片《椒麻堂会》与《姑奶奶》有一种特别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是纪念平凡的个体在时代境遇中的不平凡经历，这种不平凡的呈现便造成了“大于他自己”的观感。

但邱炯炯并没有将他们作为历史人物束之高阁，接受后人顶礼膜拜。这些在镜头下拥有不平凡经历的个体，同时又是具体而鲜活的。他们具有生而为人的缺点，不存在光环二字。

躺在床上吸大烟的丘福，以及对着镜头自然而然流露出尖酸刻薄一面的碧浪达夫人，在人物脸谱的勾画上有着极其相似的笔触。他们是立体的、丰富的人。

而邱炯炯观察他们的方式，甚至超过了马哲中的“辩证”二字可以概括的领域，更接近多棱镜形状，犹如光线由侧面一点点地进入，向四周漫射开去，渐渐地铺满整个空间。

在邱炯炯的电影中，人物永远都位列第一。即使是在《椒麻堂会》这样时代信息量极大的影片中，个体人物依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观看他的电影作品时，甚少见到他对自己镜头下的人物下各种定论，他们甚至不是二元的，而是包含着多个层面的多面体。

类似这样的人物构建，往往在小说中更为寻常，在电影作品中并不多见。而这正是邱炯炯的独特之处，因为他完全不依托于既有的文本，便独立地在影像化中完成了对人物的成功构建，这实属难得。

遍寻第五代、第六代，很难找到一个不依托既有小说文本就能成功塑造人物、且兼顾如此庞大的时代信息量的导演，即使是那些根据优秀文本改编的电影，说实话也未必能够做得比《椒麻堂会》更好。

影片《椒麻堂会》时间跨度长，人物林立，叙事手法和角色塑造精妙，通过个体故事带出对宏大历史的讲述，文本层面有着极强的文学性。

邱炯炯是70年代末生人，爷爷是著名的川剧演员。他的《彩排记》曾清晰地描绘了身为川剧名角的祖父邱福近半个世纪的经历。某种角度来说，《椒麻堂会》便是对《彩排记》的延伸，其中的川剧文化也带有家族史的印记。

2007《彩排记》

而另一方面，对上一代的故事，邱炯炯似乎充满迷恋。不管是《大酒楼》还是《萱堂闲话录》，那些口述的历史都成为影片中重要的时代要素。显然，《椒麻堂会》是一次对过往的打破重组，他在影片中所勾勒出的那些现实细节，基本都来源于上一辈的口耳传说。

2011《萱堂闲话录》

纵然是剧情片，但依然带有口述历史的色彩。影片中的种种细节，给人的感觉都像极了上世纪的八十年代——那个思潮涌动、无拘无束的年代——常见于地摊上的纪实文学。

影片《椒麻堂会》有着令人惊叹的181分钟片长。但因为对角色的塑造足够丰富，以及庞大的时代信息量的加持，观影过程丝毫不会觉得冗长，反而会令人产生意犹未尽的感觉。

对于不同时代发生的重要事件，《椒麻堂会》中都有相对的照应，而没有做出任何规避与妥协。与其说它传统，不如说这是导演对过去与现在始终怀有敬畏之心。尽管影片是以幽默的形式加以呈现，却由此构成对“形而上”的历史观的回应。

影片从第一个镜头开始，便清晰地表达了一种“形而上”的虚无。邱炯炯将解构历史作为聚焦个体的一种方式，时间的进程仿佛不存在了，正如电影中说的“新戏从来话旧事”。历史在影片中呈现出折叠与循环的样貌，带有吉尔·德勒兹“先验经验主义”的色彩。

然而，这种观点长期被主流价值体系所打压，哲学文化和电影创作的多样性，也因此受到不小的损害。但这反而驱使邱炯炯的作品走向更为独立的、清新超脱的境界，也决定了这部电影从一开始就是与众不同的。

明面上，我们在批判虚无主义的同时，也在批判投机的实用主义，并企图寻找出一条中间道路。但其实我们知道，一旦将某种文化理念彻底否定，取而代之的，必然是与之完全相悖的观念大行其道。从《椒麻堂会》看来，邱炯炯对此持有的态度不言而喻。电影中所呈现的那股狂热的状态，正是过往的必然结果。

而《椒麻堂会》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以更直接的方式触摸过往，让它在新的影像中得到传承。近二十年来，在国际电影节的舞台上，如此直观大胆的影像几乎绝迹。但哲学家罗素曾说，“人类唯一记住的历史教训，就是忘记历史教训”。

现实已经无数次证明，人类是一种擅长遗忘的生物。但过往覆辙怎能重蹈？若要永远记住，就必须不断提及。影片《椒麻堂会》做的正是这件事，这也正是我认为这部电影为什么无比重要的原因。

东西方艺术形式的交融

影片《椒麻堂会》的独特性还在于它使用语汇的独特性，接近舞台化的调度与表述更像是一种修辞方式。这种独特的修辞方式，结合了布莱希特戏剧体系与梅兰芳东方体系两者的优点，让“间离效果”带上了东方戏剧之美。

其实，布莱希特戏剧体系本身就是从东方戏剧体系中汲取精髓而来，借鉴的是东方戏曲无实景的“假定性”呈现方式，同时又结合了西方中世纪民间戏剧的艺术特征。而东方戏剧的重要特点在于，它非常“端着”，唱念做打都有固定的形式，让观众有一种“看戏”的感觉。

布莱希特发现，这种“端着”的方式，却反而能够制造出一种感觉，能够让观众们充分地抽离到戏剧之外，以冷静的心态观看他人的人生。他随之提出“陌生化效果”，也就是“间离效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椒麻堂会》，也可以看作是布莱希特美学对东方戏剧体系的回归。或许，二者本质上同源。

影片《椒麻堂会》的开场第一镜，就借助各种象征化的道具将影片的舞台效果拉满，形成独特的审美趣味。随后，更是在分镜构图上充分地制造出“间离效果”。

舞台感十足的场景调度，以棚拍的方式和物理模仿的自然景观来取代大量的实景拍摄，让观众们产生一种在幕布前欣赏皮影戏的奇妙感觉。人工仿造的自然光一打，川剧演员的腔调一拿，“戏”的气质自然而然就上来了。

而大量横移的使用，更突出了这种虚拟化的舞台感。在中国的美学体系里，有一种构图被称为“散点透视”，在中国水墨画中极为常见。它的展现方式是以横轴为轴线，群像式地描绘场景特征。这种横轴的使用，让《椒麻堂会》中的群像构造产生了一种《同光十三绝》的观感，这或许又是川剧与京剧同属于东方戏剧体系的共同特征。

正如布莱希特所说，这种戏剧特征的核心便是“抽离”。在电影《椒麻堂会》中，“抽离”的使用使得观众进入一种游离在现实与戏剧之间的感觉，既不完全沉浸其中，也不完全归于现实，反而能以非常冷静的旁观者心态，不带有任何情绪地观看这部电影。

据说在整个拍摄过程中，由于资金和环境的限制，后来干脆连同期声都放弃了，全片的声音都是在录音棚内完成，这更造就了“抽离”的成功。

这反而更贴合电影表达效果。“先验经验主义”本身便是上帝视角的哲学，他将具体事件放在人类历史的浩瀚长河中，观看事物变化的总体过程，这便是一种冷静的视角。

影片《椒麻堂会》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跨度，呈现出了人类历史的重复性和相似性，之后又将这种沉重感变化成了“白驹过隙”的轻盈，似是一声哀婉叹息，但这声叹息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才得以被我们听见。

电影创作者常常会疑惑，什么样的形式才是最好的形式？答案其实早已不言而喻，与表达内容最贴近的方式就是最好的形式。《椒麻堂会》的形式与表达激发出默契的火花，但整体上形式服务于表达，而不仅仅是讲一个好看的故事。

影片《椒麻堂会》是值得被记住的。因为相较于那些虚假的现实主义，真实的虚无更值得被珍惜。因为根植于极端土壤的现实主义往往都带有一定的虚伪性，他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呈现出的结果经常是选择性的真实。

但真实的虚无，则更接近现实。他们并没有无视时代长河中的种种事实，反而让他们变化成其他形态得以被记住。而使用虚拟态的艺术表达形式，恰恰是艺术家们自在表达的权利所在。艺术应该更自由。

作者| 致远君；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椒麻堂会》（9/10） 上周有幸在杭州看的点映，时至今日仍然回味无穷——在《霸王别姬》与《活着》之后，我们终于在银幕上再次看见描绘小人物与大历史的杰作。借用一句影迷的话，“电影”又活过来了。不仅是座无虚席的影院活过来了，在这片土地上隐匿已久的创造力、对“美”与“真”的追求似乎也活过来了。 邱炯炯导演将手工布景、川剧元素与他的写实而魔幻的画作融为一体，创造了真正意义上独属于自己的影像美学。在剧场式的逼仄空间中，他借助简洁的摄影机运动和介于布莱希特与梅兰芳之间的表演风格，实现了一种“间离”与“沉浸”的平衡，让人在观影（或者说是观剧）过程中能够清醒意识到环境的荒诞与诙谐，但又始终维系着与角色的共情。 在惊艳的视觉风格之下，本片的文本同样卓越。影片以川剧丑角“丘福新”（原型为导演的祖父）视点展现了民国到文革六十余年的历史，对于不同时代的态度相当纯粹，既无政治谄媚也无苦难消费，无愧于“小丑精神”的自谓。在一百八十分钟的时间里，镜头跟随“丘小丑”游转在生死两界与往昔现实之间，将亦真亦幻的世界与悲欢喜乐的个体共同绘制在一幅长篇画卷中。这画卷名为《椒麻堂会》，而实为“浮世万千”。

昨天在多伦多木兰电影节看了《椒麻堂会》，影片结束之后还有三十五分钟的导演访谈视频。其实看完三个小时的电影我已经憋尿憋得很辛苦了，但是对访谈内容很感兴趣，所以还是听完了全程，有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内容，记录一下。

创作过程

《椒麻堂会》的主角丘福，原型是导演邱炯炯的祖父，乐山川剧团著名丑角邱福新。邱炯炯一直想为祖父拍一部传记电影，但是一直觉得没准备好如何讲这个故事。2017年，父亲邱志敏为纪念邱福新逝世30周年，写了一本传记，请邱炯炯来画插图。传记共十五章，他画了十五幅插图。画完觉得可以开始了，就写剧本，初稿一共十三万字。

影片全部是棚拍，在父亲一个朋友工厂的停车场四百平米的空间，所有的场景都是一笔一笔画出来，“生造”出来的。整个影片的呈现，也像一幅画卷一样徐徐展开，观众像看连环画一样，看完了丘福的人生故事

素人演员

演员很多是邱炯炯的亲戚和拍纪录片认识的朋友。“麻儿”刘师长是邱炯炯的父亲饰演的，少年小丘福则是他的侄子饰演的。男一号易思成，曾是云之南纪录片影像节的策展人。女一号关南，也是云之南纪录片影像节的工作人员，她是主动请缨参演的，第一次剧本会上试读了一段，导演说，那就你了。

易思成是人类学PhD，一个很严肃的人，导演觉得他很能体现小丑荒凉的内核。而小丑的其他面，其实在另外的角色上都有所体现，所以这其实是一部“群丑戏”。

虽然演员都是素人，但他们对导演的拍摄手法和理念大都十分熟悉和认可，所以只要在这四百平米马戏团一样的空间里“包个浆”就行了。另外，负责搭建置景的工作组人员都在影片中出镜了，因为他们包浆包得最多，不管演什么都很和谐。

题外话：这个访谈的英文字幕不知道是谁翻译的，文字功底真好，非常信达雅。没有记录原文，只记得一处说小丑又癫狂又悲伤，用词是"maniac and melancholy"，对这个头韵（Alliteration）印象很深。

一个小丑的严肃产生了这篇严肃的短评。

对于粉墨登场的“旧”历史，形式之间是平等的，因为几乎很难从形式之中得到除了美学之外的更多的内容。就像椒麻堂会，这部电影并没有任何新的地方，它就像是用新瓶装旧酒，这种相悖，新颖和保守，也形成了这部片子的感受。作者从当代观念艺术汲取了他所需要的形式，而不管在电影叙事还是文学理念上面都极其保守。由此漫画般的历史登场跟样板戏的区别并没有那么大。比如说对作为一种“电影技术”的平行剪辑的频繁的使用，一个为了控制电影时间以及观众注意力而产生的电影技术（与“工厂大门”和“火车进站”相比的“火车大劫案”），可能对另外一些严肃的电影人来说，这一技巧纯粹是多此一举：电影-图像的意味乃是激起内在的时间——新的时间-图像。

对历史的美学形式化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莫名其妙地映射在一种庸俗的历史主义之中。也许作者并没有对这一历史的划分有多么以为然，只是将其视为天然存在的结构划分而去强化它，这也许不能说是历史意识以及文学素养的缺乏，但却是对历史的无激情以及悲观（这是一部奇怪的没有引起任何欲望的电影）。这可能也导致了为什么在极端形式化包装下仍然是极度保守的历史观，这两者的对比是那么的强烈，以至于作者以尊重已然存在的观念为借口（甚至将怀旧视为是神圣的，这一敬意让人佩服），丝毫不在意其平庸性；而观者，自然还是为这部片子隐匿的历史的平庸性而感到困惑，而削弱了为其形式主动辩解的宽容。顾全叙事和形式比较完整的评论是困难的。

所谓的个体关注则虚有其表地分布在集体-私人回忆以及主角化色彩功能（比如说一种聚焦写作：“主角”可以看到来自冥府的使者）的一些情节之上。而事实上呢，个体私密被集体-个体书写中想象的“观众”扼制在所谓时代洪流的波动中（传记写作之中的读者）。于是记忆的幽灵变得更加的虚渺，真正的的个体历史在这一新的历史样板戏中，既缺乏力量又难以为继，不得不笼罩在历史连续性的阴影之下。

如果不将这部电影视为艺术上的犬儒，可能只是因为“历史”这个词语已经不再敏感。不过也是由于这种不敏感使得这部电影失去了一个重新涂抹history的机会，因为它的制作、美学包装下的隐晦以及营销方式保证了它难以可贵的自由。我仍然怀疑这是否也是作者如此浓彩重墨地去描述小丑的严肃想要达到的，这意味对过去的“改变”————这种改变就像是《信条》中通过“回到过去”重新认识过去来改变过去对现在的影响——正是通过真正的对个体历史的刻画以及神圣化，通过对其踪迹心无旁骛的跟踪（并由此产生叙述的形式，而不是将其归结在“时代洪流”中）产生解体历史叙事的描绘。对历史的描绘认识可能是断裂，而不是延续，因为只有断裂历史这一巨兽的脊骨，才有可能将某一个时刻所发出的微弱（几乎无法抵达前方）的光与自身联系起来。

当然也可以说作者意不在此，不过难以辨识的是，此种介入是否因为意识的阉割而导致的（稍显洋洋得意的）躲避游戏：带来了这一深陷视觉奇观狂欢的新样板戏。